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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 》 國史新論 》
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
錢穆 Qian Mu
關於中國與西方，由於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而歷史進程亦不同。上自政治組織，下至社會體製，雙方莫不有其重大之相異點。主要者，如宗教一項。西方自羅馬帝國崩潰，基督教即為彼方上下所共同信仰，形成為西方社會一指導中心。直至最近一世紀，基督教信仰，雖漸趨微，但仍有其一份潛勢力存在。然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下，並未産生出像其他民族一般的宗教，此是一大可註意之事。
遠在三千年以前，西周王朝興起，刷新加強封建制度。在那時，中國已形成一統一局面，但衹可稱為封建的統一，與秦漢以下之郡縣統一有所不同。其時有周公製禮作樂，用為西周王朝指導統治封建諸侯之最高規範。下到春秋時代，先則王室衰微，繼之則齊、晉霸業亦復不振，禮崩樂壞，西周封建制度，遂汲汲不可終日。但在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列國賢君卿大夫，接跡而興，那時的貴族階級，尚受西周初年周公所定的禮樂熏陶，表現出一種極深的文化修養。換言之，乃是有一種教育力量在指導政治，衹一讀《春秋左氏傳》，即可詳知。
在當時，社會上已逐漸有一種士階層興起。此一士階層，在上不成為貴族，在下有異於平民，乃由貴族中之疏親遠裔，以及平民間之俊秀子弟，學習了當時貴族階層所奉行的種種禮樂，而進身到當時的封建政體下服務。所以士之興起，在當時，乃是社會一種新行業與新流品。
孔子亦由士階層中崛起，惟孔子主張以道義士來替代職業士。為士者，不僅為謀求職業，更貴在職業上盡其行道守義之更高精神。孔子乃遠承周公以學術領導政治之理想，來扶植起新興的士階層。墨傢繼孔子儒傢而起，此後戰國時代百傢爭鳴，新興的士階層，已替代了春秋以前之封建貴族，而成為此下中國社會一領導的新中心。
在戰國時代人所完成之《管子》書中，已明白提出了士、農、工、商之四流品。封建時代之平民，由封建貴族以井田制度授地為農。但到戰國時代，自由工商業興起，封建貴族掌握土地與經濟實權之舊社會，已徹底改變。而更重大的改變，則為新起了社會領導中心之士階層。他們嚮上可以領導政府，嚮下可以領導民衆。在《論語》書中，孔子已把為士者之應有理想應有抱負，以及其應有修養與應有品德，一一具體指示出來。因其出而在上，後世連稱之曰“士大夫”。因其處而在下，後世連稱之曰“士君子”。在士的身上，政治事業與教育事業綰合為一，他們都不以私人經濟為急務。孟子稱士為勞心者，農工商為勞力者。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此一分別，乃成為中國社會一傳統形態，直經二千年未變。
秦滅六國，天下復歸一統，但那時的政府體製，已遠非古代貴族政府可比。如為相者，前有呂不韋，乃趙國人。後有李斯，乃楚國人。為將者有蒙恬，其祖父驁，為齊國人。自驁至恬，已三世為秦將。當時東方列國遊士，在秦政府中服務者，尚不計其數。而秦廷亦不再封建。此乃自孔子以下，由士來領導政治的一項理想，至是已確切完成。
故在中國歷史上，自秦以下之傳統政府，即不能稱之曰貴族政府，亦不能稱之曰軍人政府或商人政府，若必為特立一名稱，則應稱之曰“士人政府”。士人政府之正式確立，則在漢武帝以後。在漢武帝時，已確立了幾項制度。一是教育制度，一是考試制度，一是選舉制度。每一士人，皆須經過此三項制度之提拔與升遷，自社會下層而進達於政府之最高層。皇帝雖是政府中之最高領袖，但亦得遵循此幾項制度，而行使其職權。此下兩千年來，此三項制度雖遞有改變，但大體上，絶大多數政府人員，必經此三項制度之審核與通過，則並無有變。
西漢時代，經長期之統一，國內安定。而其時幅員之廣，已與後代中國相埒。自由工商業，自戰國以來，已積有基礎，乘時躍起，大可有走上資本主義社會之趨勢。但漢政府嚴密管製，創為????鐵政策，及其他種種措施，使凡屬有關民間日常普遍的必需消費品，不致操在專為私人營利的工商界手裏。此種用意，亦永為後代取法。因此使中國社會，雖在長期安定繁榮中，自由工商業對於國內國外皆不斷有進步，而永不致有資本主義之發生。
又其時，中國已製定了全國國民的義務兵役製。土地之廣大，人口之衆多，其戰鬥力超出其四鄰甚遠。但當時政府，製定國策，衹重在保境安民，對外縱獲勝利，皆能適可而止，絶不走上開疆拓土，侵略兼併的帝國主義路綫。
近人多說，中國是一封建社會，或說是農業社會。但工商業大都市之興起，遠在兩千年以前，綿亙迄於清末。如蘇州，乃春秋吳國之都城，歷代皆為名城。至北宋末，金兵渡長江，蘇州一城居民死者達五十萬人。廣州自秦迄清，為中國南方海外通商要埠，唐末黃巢之亂，廣州有大食商戶死者達十萬人。揚州自漢代迄清末，其地繁華，屢見文人稱道。自長安、洛陽以外，其他都市，成為工商中心的，見之史籍，屈指難數。其國外貿易，單就絲綢、瓷器、茶葉等幾種，無不獲大利如拾芥。中國非無盛大之工商業，衹不從工商業中展演出資本主義。近人亦多知中國愛和平，但在中國歷史上，武功輝赫的時代亦屢見。漢代匈奴一支西遁，引起了歐洲方面之大紛擾。唐代突厥一支西遁，又在西方歷史上引起大波動。蒙古帝國震爍亞、歐兩洲，但其入侵中國，最後始獲逞志。其最先失敗，亦在中國。明代朝廷航海使節，屢次遠航，達於非洲之東岸。隨之華僑遍布東南亞，但絶未在海外營建殖民地。
推厥原因，實以中國兩千年來，有一傳統的士人政府。政府力量，不在貴族，不在軍人，不在商人，而在一輩有特殊教育與特殊理想的士人手裏。而此輩士人之教育，則操在社會下層之士群，不操在政府。即如漢武帝時代，興起國立大學，掌教者為五經博士，皆由民間來，自有其客觀標準。
不僅政府卿相高職，皆由士人出身，皆在士人群中選拔任用。即儲君皇太子，及其他皇室親貴子弟，皆與士人受同樣教育。有幾個朝代，如宋如明，即在皇帝本人，亦同時受教。內廷設經筵講官，選朝廷名儒為之。故中國儒傢，雖不成一宗教，而其為中國人信崇，上自政府，下達民間，一致不異。在唐以前則稱周公孔子，在宋以後則稱孔子孟子。仁義道德，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有一共同理想，共同規範，皆從教育中展出達成之。近言之，可說是自漢以下之兩千年；遠言之，可說由西周以來之三千年，中國人早知標舉一人生共同理想，無上無下，自政府至民間，皆須為此共同理想受教育。此事由周公開其端，至孔子而大成，又得孟子之闡揚。中國歷史上之政府與民衆，同樣由此教育所栽培而領導。士人政府之大體製，亦賴此維持而不變。
在中國歷史上，士人政府之貢獻，不僅如上述，使中國不走上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之兩路綫。而在政治制度上，如上述教育制度、選舉制度、考試制度，為傳統的士人政府特所重視外，其他如賦稅制度，在每一朝代開始，必先規定一賦稅標準，全國一律遵守，而以輕搖薄賦為主。非經絶大事變，不得輕易更革。又如每朝刑律，多經名儒集體討論規定，為上下所共守。而職官之分配與敘用，皆有規定。凡屬皇室戚屬，亦得封王封侯，然僅止於衣租食稅，不預政府實際政事。武臣得軍功，亦僅酬以爵位與勳級，不復有官職。軍隊則先采全農皆兵製，如兩漢。後改全兵皆農製，如唐之府兵與明之衛府。軍隊解甲歸田，均為生産分子，可不費國傢之給養。平常衹有中央政府少數衛兵，及遇需要處之邊防戍卒。全國各地既無警察，亦幾乎無軍隊。工商業全屬自由，惟衹許其為有限度的私傢謀利，不許其經歷選舉考試而參政。士人之經選舉考試而參政者，皆從農村中來。又全國參酌人口額與賦稅額之多寡，而定各地錄取之標準，務使全國士人，皆獲參政機會，政府中全部官員，使全國各地均有沾及。其選舉考試以及銓敘升降，權在政府，各有專職。皇帝衹在任用高位高職如宰相等，始獲參加意見。政府中又特設有監察與諫諍各職，監察偏及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諫諍則更要在專對皇帝以及宮廷之內部。又皆用中下級官員，鼓勵其直言無顧忌。政府遇大事，並常採集議製，聽取多方意見，民間亦得上書發言。政府並設置極多職位之學官，僅從事於學術事業，如校書編書等，如唐代編《唐六典》，宋代編《太平御覽》，元代編《元典章》，明代編《永樂大典》，清代編《四庫全書》，皆由政府網羅群士為之，其他編纂不勝舉。
總之，中國傳統的士人政府，乃使政府成為一士人集團，學術與政治，並無嚴格劃分，而政治常受學術領導。學術命脈則寄托在教育上，教育精神則寄放於自由民間。即如漢武帝表章六經，罷斥百傢，此一動議，便自民間來，在其太學中之五經博士，亦都自民間來。又如宋代，采納鬍瑗在蘇州湖州的講學制度，來重訂國立太學制度，又延聘其主持太學之行政及教授事務。舉此兩例，可見中國歷史上士人政府傳統下的教育制度，在外貌上，像是一套完整的，由上而下的公立教育。但在實際上，在其內在的精神上，則全由在下民間社會私傢講學所主持，所領導。而中國民間私傢講學，則兩千年來，一依孔孟儒傢思想為主幹，為依歸。所以中國人兩千年來的傳統觀念，儒即是士，士即是儒。儒傢教義，乃成為中國歷史上士人政府一最高領導。
當然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可有種種麯折反復與變動。如在兩晉南北朝時代，中國社會上新産生了一種士族大門第，幾近於變相的封建貴族。但亦衹是在秦漢以下士、農、工、商四民社會中，士階層的地位過分提高，而上面政府體製，依然沿襲秦漢規模，不能說那時又回覆了古代的封建政治。
與此同時，佛教傳入中國，在中國社會上開始有外來宗教之盛行，但亦衹有一部分影響。同時如士族大門第，並不會為佛傢思想所搖動。信仰佛教、宏揚佛學的，反而多出自門第人物中。而秦、漢以下之傳統政治，亦一樣無大變動。下至隋、唐，中國重歸一統，秦漢以來的傳統政府規模，又大大恢宏，而士族門第勢力，則漸衰落而至於消滅。可見儒傢思想，依然為其時指導中國歷史進程一大動力。佛教在中國，雖亦繼長增高，日有發展，但搖動不了中國歷史進程之大趨嚮，於是而有中國佛學之出現。當時在佛學中之新支派，如天台、華嚴、禪三宗，皆融化成為中國思想之一部分。在中國文化中，衹是新添進了宗教一支，而宗教思想在中國文化中始終不占最高領導地位。
又如下面元、清兩代，蒙古、滿洲異族入主，亦為中國歷史上一大變。但上面的政府體製，下面的民間學術，依然能在中國文化的大傳統下支撐維持，保有其原有的歷史進程而不變。
亦有人說，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傳統，自秦以下，永遠是帝王世襲，永遠由一個帝王，高踞政府之最上地位，民間衹有造反，沒有革命，永遠是一種君權政治，不能形成出像近代西方般的民主政治來。其實此一說法，亦屬似是而非。近代西方由政黨競選的所謂民主政治，亦由其歷史演變種種因素，長期積纍而成。中國廣土衆民，山區僻壤，交通不便。若求政府民選，徒滋紛擾分裂。抑且中國傳統政府，選舉考試，漢、唐一年一次，宋以後三年一次。政府人員，不斷新陳代謝。雖非民選政府，政府成員，卻都從民間來。又如租稅法、兵役法等，凡涉民間事，政府皆有規製，非出皇帝宰相之私意。政府中之皇位世襲，亦可以表示此一政府長時期的和平與安定。在中國歷史上，固亦不斷有專製皇帝出現，但不得謂中國傳統政治，即為一種專製政體。在長時期的和平安定中，人事不免腐化，政體不免懈弛，衹要一次改朝易代，與民更始，在舊有政製上，略加整頓振作，仍可再來一次長時期的和平與安定。又皇帝養自深宮，在中國歷史上，皇帝而英明傑出者甚少，多數都是平庸軟弱，亦多青年童年皇帝。試問他們如何能專製得此一廣土衆民的大國？故在中國歷史上，自不需有如西方式的革命。
但到現代中國，則情勢大變。內憂外患，紛起迭乘，民國以來六十餘年，變動迄無寧日。若推論其所以然之故，其種種外來因緣，暫置不論。專就在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言，此中卻出現一大難題。此一難題，並不是在傳統政治下缺少了一個皇位世襲。乃在中國社會上缺少了一個足以領導全社會前進的中間階層。即我上文所指出的士階層。中國社會因有此一士階層，乃得有傳統的士人政府之成立與持續，亦使政府與社會，沉瀣一氣，呼吸相通。
中國社會傳統上之所謂士，並不如近代人所說的知識分子。中國舊傳統之所謂士，乃是不從事於生産事業的，所謂“士謀道而不謀食”。其所謂道，上則從事政治，下則從事教育。應該是衹為大群着想，不為一己着想。實附隨有一種宗教精神。實是一種不出傢的，又沒有教會組織的一項教徒。若說有此項宗教，當稱為儒教。孔子則為其教主。周公傳下的《詩》《書》古經典，等於耶教中之《舊約》。孔門弟子所傳下的《論語》，則如耶教中之《新約》。衹是無名義，無組織，無特定的種種崇奉儀式。因此與其他宗教相比，則若不成為一宗教。正如我上文所說，由於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歷史不同，而遂有此相異。若定要把西方觀念來衡量中國事實，則中國民族像似一無宗教無信仰的民族，或說是僅有些低級迷信的民族。試問偌大一民族，衹有些低級迷信，更無一崇高的共同信仰，如何可以使此民族不渙散，不分裂，日滋日大，共同嚮一歷史文化之大目標而前進。又綿延如此之久，而不停不輟。豈果是中國歷代皇帝專製，能使其達於此境？衹細讀中國史，便知其絶非如此。
但自西化東漸，一則不斷受帝國主義之欺凌，一則不斷受資本主義之壓迫。富國強兵，本非中國士人嚮來的興趣所在。近一百年來，乃亦不得不轉嚮此目標。急切間成效未睹，而其本有信仰，則不免逐步轉移。士階層在社會的地位，亦不免逐步消失。空喚一全民政治，但全民大衆，則已各屬為其私，不可控傳。舊政治急速崩潰，新政治驟難確立。
西方歷史，從其中古時期的封建社會，逐漸轉移到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段路程中，尚有他們一番耶教精神從中彌縫，使他們的社會，不致立刻陷入純功利觀點的深潭。而且他們的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亦隨同他們的資本主義齊步嚮前，使他們資本主義的內涵毒素，嚮外發泄，一時社會欣欣嚮榮，不覺病痛。但自兩次世界大戰以來，情形大不同。宗教信仰，急劇衰落，而有上帝迷失之嘆。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一蹶不可復振，資本主義之內涵毒素，乃轉嚮社會內部放射。不僅共産主義是唯物的，資本主義也同樣是唯物的。指導政治的，完全是功利與唯物，更無道義與理想。此下的西方社會，顯然將不得不變。
中國社會，論其大傳統，一嚮重道義，輕功利，所以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從不在中國歷史上表演過。但近代中國，急劇轉變，爭慕西化，競求富強。在政治大動蕩之下面，資本主義不易成長，共産主義遂得勢。固然近代中國政治社會種種變動，仍操縱在社會中層一輩知識分子的手裏。但此輩知識分子，已然失卻了中國舊傳統士的精神，沒有了共同的崇高理想，衹雜取了幾許西方的新理論、新知識，但又拼湊不成一整體。在其後面，既無文化傳統的深厚背景，因亦不能得社會大衆的親切支持，亦無新興的資産勢力作其後盾，所以此一種政治力量衹是懸空的，無法安定穩固。此後的新政權，如何能獲安定穩固，仍是一問題。至少此政權，應以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作根源，至少應有一可以領導全社會前進的中階層，而此一階層，必具有共同的崇高信仰與崇高理想，由此發出力量，上面從事政治，下面從事教育，不使全社會各自在私的純功利上作打算，此正是中國傳統文化所當着意經營的一課題。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一面保留了中國文化舊傳統，一面采納了世界新潮流，調和折衷，揭示出一大綱領。但此下如何配合現實，不斷充實其具體內容，又如何使此一主義，能成為中國社會新的士階層之共同信仰，共同理想，不落入西方圈套，衹成為一個政黨的政治號召。此是中國人此下所待努力的一件事。
中韓兩國，遠自殷末周初，即有極深密的文化關係。三千年來，此一關係，從未間斷。因此中、韓兩國的歷史進程亦大體相同。現代兩國，亦同樣受到西方文化勢力的衝擊，同受到分裂。此下立國大道，在中、韓兩國間，還應有一共同道路。摒棄自己舊文化，一意追隨其他民族的一套異文化，求有成功，事大不易。而況西方文化，目前亦正在轉變中，不僅端倪已見，抑且跡象甚着。西方既已非有一番轉變不可，而我們永追隨在他們後面跟着跑，决不是一好辦法。此事有待於兩國社會中層的知識分子共同努力，來重創社會上新的士階層。而孔子與儒教，無疑在韓國一如在中國，有其深厚基礎與深厚影響。此下兩國的新的士階層，若能在此上重建起相互間的共同信仰與共同理想，在兩國的政治上、教育上、全社會的前進方向上，有一共同目標，使兩國同趨於安定與穩固。此不僅是中、韓兩國之福，亦將使當前全世界人類同在文化迷惘中，獲得一新光明，開出一道路。此事言之似遠，但我們中、韓兩國之知識分子，應該有此覺醒，有此努力。
尾語
關於《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這個題目，我特別喜歡“傳統”二字，因這傳統二字，極端重要。
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國傢，必然有它的傳統，並沒有平地拔起，憑空産生，來一個無傳統的民族與國傢。
西方人極看重他們自己的傳統，如法國有法國的傳統，英國有英國的傳統，美國有美國的傳統，所以英國不全像法國，美國也不全像英國。
我們東方人，也有我們的東方傳統，如中國、韓國、日本，豈不亦各有傳統。若我們要學西方人，便也該學他們尊傳統的精神，來尊我們東方自己的傳統。尊傳統並非守舊，在各自傳統之下，不妨有各自的新。
說到政治方面，我們今天要推行我們的新政治，但不該忘卻自己的舊傳統。換言之，在中國該推行中國的新政治，在韓國該推行韓國的新政治，不該也不能在中國、韓國來推行美國或英國、法國的新政治。
今再約略言之，推行新政治有三個要點：
（一）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與民族個性，此即是一民族一國傢之傳統所在。
（二）自己社會的現實情況，此因時代而變。
（三）世界趨勢。
因有前一項，所以必要尊傳統。因有後二項，所以傳統雖要尊，但必需隨時變。但無論如何變，不能喪失了自己的傳統。如漢城衹能變成一新漢城，不能把漢城變成巴黎、倫敦和紐約、華盛頓。
但以上所言，說來似易，行之則難。所以在每一民族中，每一國傢，必應有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來研究，來倡導。
此項研究，主要須嚮自己研究，不貴嚮別一民族別一國傢去抄襲。此項研究，也非短時期急切可待，亦非一兩人的智慧聰明所能完成。
所以政治上層，乃至全社會，須知尊重自己的知識分子，讓他們去自由研究，並隨時預備接受他們之指導。
而我們的知識分子也該自尊自重，以達自覺自發的階段，纔可有真的救民族救國傢的新政治之出現。
（一九七四年九月韓國延世大學講演，載《中央日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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