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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史 》 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 》
借师助剿
许华 Xu Hua
内外交困下弃都而逃的清廷君臣如何应对燃眉之急呢？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 认为：
“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吴与蜀，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肘腋之忧也。英国……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1860年10月20日，圆明园被毁后的第三天，奕
代表清朝政府分别与英、法代表议订了中国和世界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北京条约》：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准许华工出国；将界线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交还天主教堂和其他教产，准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对英法赔款都增加到800万两。
同年11月，沙俄借口调停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兴”相威胁，迫使清廷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清廷承认《瑷珲条约》；将原定双方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增开喀什噶尔为通商口岸。两年后，沙俄又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占4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1861年1月，奕 又奏请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又称“总署”、“译署”），负责一切与外国相关的外交、通商、海防、军务、财政、矿务、交通等事务。【这个衙门从此深刻左右晚清中国命运，其职权之巨大、职能关系之混乱，令人难以置信。该衙门和军机处一起对甲午战争影响重大。】在总理衙门之下，分设北洋、南洋通商大臣，负责南北各口岸通商事务。随后，正式成立总税司署，由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总税务司掌管了中国海关的业务和人事大权。【一些论著将曾国藩1861年办安庆内军械所误解为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其实那只不过是该运动在军工方面的最早实体而已。实际上，《北京条约》的签订和总理衙门的成立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更重要标志。】
接着，清廷爆发了两件一般人很难联想到会与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关系密切的大事。
首先，不愿回北京与“夷人”为伍的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22日（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五日）突然病死于承德行宫，时年30岁。【这是晚清四大谜之一。】驾崩前，遗命年仅5岁的载淳即位（同治皇帝），并由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辅佐。
同年11月，清廷又发生与太平天国高层内讧同样令人震惊的宫廷政变：同治皇帝之母慈禧太后与奕 合谋废除八位“顾命大臣”，其中，重用曾国藩、左宗棠等汉人的满族王公肃顺被处死。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奕 以议政王的名义掌管军机，将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史称“北京政变”，也叫“祺祥政变”、“辛酉政变”。
令人费解的是，英国人把这次中国宫廷政变视为自己的重大胜利，其公使卜鲁斯在给本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
“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顺心与并相信友好往来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这次危机之决定转向有利于我们在华利益的方向，实受我们所执行的路线的极大影响。”【又一个有待破解的重要史谜。】
慈禧－奕 权力组合，确实让“万国友人”感到放心和满意，因为新一届大清帝国中央政府非常乐意与他们合作，尤其急于高价雇佣“洋枪队”去镇压太平军，而这是咸丰皇帝宁愿弃都也不愿做的事情。咸丰曾在相关奏折中批示：“藉夷剿逆，流弊滋多。自不可贪目前之利，而贻无穷之患。”
新的当政者一上台，立即授权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并于1862年2月颁发“借师助剿”上谕。“藉夷剿逆”最积极、最富有成果、得实惠最多的大臣，无疑是从曾国藩幕僚中脱颖而出、被派回安徽组织淮军的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他被朝廷调派去保卫上海。
日后成为北洋水师骨干及甲午战争清军主力的淮军，在这个当时中国或许唯一富庶的地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国内外的财力和军事支持，英国人和法国人甚至组建了数千人的“常胜军”之类的雇佣军队伍赞助其建功立业。俄国也给清廷送来50门大炮和1万支枪，并直接派兵拦截进攻上海的太平军。
各国“洋枪队”的鼎力相助，使湘军、淮军甚至八旗、绿营都变得生龙活虎。太平天国的处境则每况愈下，他们虽然击毙了法海军司令卜罗德、打伤“常胜军”统领华尔并致死、打伤美国海军司令贺布、活捉“洋枪队”副统领美国军官法尔思德，仍无法扭转败局。长达两年仍毫无生机的天京之围，使“天王”洪秀全病入膏肓。1864年6月1日，他因拒绝服药而病亡。同年7月19日，曾国荃率领湘军赶在“洋枪队”之前轰破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并将其抢劫后化为焦土。
太平天国后期提出《资政新篇》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干王洪仁轩，临刑长叹：“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
之后，在各国“洋枪队”的积极参与下，清军很快剿杀了转战于四川大渡河畔的石达开部队和驰骋于北方大漠和辽原中的捻军。
总之，清王朝通过重用以湘军和淮军为骨干的团练力量，通过《北京条约》向英法联军妥协，并“借师助剿”，侥幸摆脱一系列内外交困，奇迹般地从旦夕之危中挣扎过来，走上了“同治中兴”之路。
【笔者对太平天国运动缺乏专门研究，只是认为其成因、变化发展过程、结局和战争性质都比较复杂，与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有一些本质区别，特别是多了一层强大的、阴险的外国反华势力的因素，这一点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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