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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 柏杨访谈录：新城对 》
士大夫和中国人(1)
柏杨 Bai Yang
访问者吕嘉行先生
文载1984年12月16日香港《百姓》杂志
问：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叫做知识分子的责任？
柏杨：如果说有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的话，以前的人因为必须读过书才能成为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是少数人。现在，知识普及，所谓“知识分子”，以及有些人常用的“读书人”这类名词，应该取消。当我们说“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改成“公民的责任”？
问：你觉得“士大夫”算不算知识分子？
柏杨：我以为算。对士大夫而言，知识是一种工具，用这种工具敲开政府文官管道的大门。已经走进大门的这些官员，再加上还没走进大门的一些儒生、进士、秀才、举人等等，组成了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也就是现代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和皇权紧密结合，缔造了中国特有的“官场”，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问：“官场”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柏杨：日本明治维新所以成功，中国戊戌维新所以不成功，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没有吸收中国制造知识分子、士大夫，以及制造“官场”的科举制度。中国科举制度制造出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官场，就好像是天空中无边无涯的庞大乌云层，使得我们一切改革，下不能上，上不能下。任何改革都被这片庞大的乌云层——士大夫阶层——给隔断了。下面是很朴实的，无穷无尽的苦难小民，上面是高高在上的皇家贵族。所以我们说的知识分子，在从前应该指的是这一批人——士大夫。所谓知识分子的觉悟，应是指这一批人的觉悟。
问：士大夫阶层是不是已经觉悟了呢？
柏杨：要他们觉悟，难如登天。他们是既得利益的一群，绝不肯放弃既得利益。而且想放弃也无法放弃，因为他们的脑筋已被酱死。所幸的是，时到今天，由于教育普及，“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慢慢地烟消云散。在台湾，由于教育普及，官员退休制度的建立，社会层面加多，士大夫阶层可说已经消退。但是，残余的士大夫封建意识，还是存在。譬如说，位于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职员眷属联谊会，办了一个幼儿园。而有些教授竟不准工友的孩子进这个幼儿园。那些教授在上课时大力鼓吹人权尊严和民主精神，到头来，却做出这种丑事，使人沮丧。
问：请问你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统一问题，有什么看法？
柏杨：我反对台湾独立，我赞成统一。基于民族的、地缘的、血统的、文化的、历史的，以及现实政治的因素，大陆和台湾，就好像一对指腹为婚的男孩和女孩，上天注定要匹配成婚，合为一体。
问：海峡两岸，都用强大的祖国作号召，你希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柏杨：我更希望有个幸福的祖国。前年，我到意大利，看了圣马利诺，感慨至深。那个芝麻绿豆大的国度，除了出产邮票之外，什么都没有。可是那里的人民生活幸福。
问：大陆对台湾提出许多保证，你对这些保证的看法如何？
柏杨：我不相信保证，但是相信事实。夫妻因为相爱而结婚，不是因为相信保证而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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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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