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同市委商量，我们下乡的7000人分配到延庆、怀柔、平谷、密云四个县。9月初，我们的"四清"队伍进入了四县我校负责的各公社。我和何东昌同志，还有党委常委滕藤同志、李恩元同志带队，我和东昌负总责。东昌、滕藤和我到延庆，我任县工作团党委副书记，东昌任永宁公社工作团党委书记，滕藤同志任四海公社工作团党委书记。李恩元到怀柔参加县工作团领导，担任县团党委副书记，同时兼管派往密云去的清华师生。去平谷的，由水利系总支书记张思敬同志负责。出发前，我们组织学习了"二十三条"和市委的指示，向师生提出了几条主要要求：一是要学会吃苦；二是向贫下中农学习，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三是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学会从思想上发动群众；四是要学习政策、掌握政策；五是要提高警惕，防止地、富、反、坏的破坏。同时，我们向清华带队的各级干部特别交待了几点：一是要尽量给学生压担子，放手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二是要注意团结基层干部的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坏分子；三是要搞好群众的生产，千方百计增加水浇地；四是要注意和各机关、各单位参加"四清"的干部加强团结，搞好关系。从事后看，大体上清华参加"四清"的大多数同志做到了这一些，没有出大的偏差，在掌握政策和兴修农田水利上搞得更好些。刘仁同志、赵凡同志都曾向我提到过这些，表扬了清华。
我们正在全身心地搞"四清"运动的时候，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因为我们在乡下看不到《文汇报》，不知道这回事。11月29日和30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语，我这才知道姚的文章。我是在12月上旬看到这篇文章的。姚文元的文章说，吴晗"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传这些地主资产阶级鼓吹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文章进而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产生的背景和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帝、修、反的反华高潮联系起来，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海》剧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希望有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说"《海》剧中'退田'、'平冤狱'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对于姚文元文章的这种牵强附会扣大帽子的霸道作风，我是不赞成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时都加了比较长的按语，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来讨论的精神，我认为是正确的。当时因为我没看过《海瑞罢官》，不知道《海》剧的具体内容，在乡下消息又闭塞，所以也就没有再多想什么。后来听说1965年秋天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扩大会上，毛主席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同志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姚文元文章发表后，12月20日，毛主席将他对《海瑞罢官》的意见找彭真同志谈了，彭真同志不同意把《海》剧同彭德怀联系起来。据说，彭真同志认为，吴晗同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吴晗的文章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剧本是别人让他写的，与"单干风"、"翻案风"没有联系，并且提出他主张"放"的方针。当时毛主席表示同意彭真同志"放"的方针，吴晗问题两个月后再作政治结论。12月27日，吴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进行自我批评的文章《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说学术上的批评讨论是一件喜事，他表示欢迎，还说："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他把研究海瑞的情况列了一个时间表：《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中央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8月间的事；《海瑞罢官》的剧本写于1959年到1960年，发表于1961年1月，也在1961年、1962年社会上出现"单干风"、"翻案风"之前。吴晗的自我批评列举的事实，证明彭真同志向毛主席说明的情况是真实的和正确的。后来报纸上发表了许多评论吴晗的文章，我有的看了，有的没有看，我的思想集中于"四清"，没有再去注意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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