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 》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 總論      錢穆 Qian Mu

　　上面講了五次，我想再對中國歷代政治，說一點簡單的看法：從秦到清兩千年，我們對以往的傳統政治，至少不能很簡單地說它是專製政治了。我們平心從歷史客觀方面講，這兩千年，在政治上，當然有很多很可寶貴的經驗，但也有很多的流弊。以前曾不斷地修改，以後自然仍非不斷地修改不可。從這兩千年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對以往傳統政治，找出幾條大趨勢。在此我衹想專舉我們認為一些不好的趨勢，再一陳述。至於好的地方，我們且暫略不講了：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嚮。這從某一方面講是好的，一個國傢該要有一個凝固的中央。政治進步，政權自然集中，任何國傢都走這條路。開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統一集中。然而自漢迄唐，就已有過於集權之勢。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權，結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直到今天，成為中國政治上極大一問題。這問題孫中山先生也提到，對於新的縣政，我們該如何建設，舊的省區制度，又該如何改進，實在值得我們再細來研究。當知中國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地方沒落，已經有它顯著的歷史趨勢，而且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沒有地位，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沒有起色，全部政治歸屬到中央，這不是一好現象。固然民國以來數十年的中央始終沒有能達成圓滿穩固的統一，國傢統一是我們政治上應該絶對正取得。但如何使國傢統一而不要太偏於中央集權，能多註意地方政治的改進，這是我們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第二：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已造成了社會各階層一天天地趨嚮於平等。中國傳統政治上節制資本的政策，從漢到清，都沿襲着。其他關於廢除一切特權的措施，除卻如元清兩代的部族政權是例外，也可說是始終一貫看重的。因此封建社會很早就推翻了。東漢以下的大門第，也在晚唐時期沒落了。中國社會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個平鋪的社會。封建貴族公爵伯爵之類早就廢去，官吏不能世襲，政權普遍公開，考試合條件的，誰也可以入仕途。這種平鋪的社會，也有其毛玻平鋪了就不見有力量。這件事在近代中國，曾有兩個人講到過：一個是顧亭林。他是明末清初人，他想革命排滿，但他深感社會沒有力量，無可憑藉。他曾跑到山西，看見一個配寸，全村都是姓裴的，他們祖先在唐代是大門第，做過好幾任宰相，直到明末，還是幾百幾千傢聚族而居。他看見這樣的村莊，他認為社會要封建纔得有力量。外面敵人來了，縱使中央政府垮臺，社會還可以到處起來反抗。但他所講的封建，卻並不是要特權，衹是要分權。中央早把權分給與地方，中央垮了，地方還可有辦法。這是顧亭林的苦心。再一位是孫中山先生。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國，衹結合一些知識分子，這是不夠力量的。他看見中國社會有許多幫會和秘密結社，他認為這是中國社會一力量，可以利用。這種幫會組織，自然不能說它是封建，也不是資本主義。當知衹要有組織，便可有力量。我們看西方，一個大工廠，幾千幾萬人，有的政黨便盡量挑撥利用，鬧起事來，一罷工就可發生大影響。因為是一個組織，所以是一個力量了。中國近代社會卻找不出這些力量來。人都是平鋪的，散漫的，於是我們就衹能利用到學生罷課，上街遊行，隨便一集合，就是幾百幾千人，這也就算是力量了。西方由封建主義的社會進到資本主義的社會，不過是由大地主變成大廠傢，對於群衆，還是能一把抓。在此一把抓之下，卻形成起力量來。中國傳統政治，嚮來就註意節制資本，封建勢力打倒了，沒有資本集中，於是社會成為一種平鋪的社會。若要講平等，中國人最平等。若要講自由，中國人也最自由。孫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徹沒有了。然而正因為太過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平等了裏面還有一個關鍵，就是該誰來管政治呢？政府終是高高在上的。社會平等，什麽人該爬上來當官掌權呢？中國傳統政治，規定衹許讀書人可以出來問政，讀書人經過考試合格就可坐觀。讀書人大都來自農村，他縱做了官，他的兒孫未必仍做官，於是別的家庭又起來了，窮苦發奮的人又出了頭，這辦法是好的。不過積久了，讀書人愈來愈多，做官人也愈來愈多，因為政權是開放的，社會上聰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這條路，工商業就被人看不起。西方社會就不通，起先根本不讓你做官，實際縱使封建貴族，也沒有所謂官。於是社會上聰明才智之人都去經營工商業，待他們自己有了力量，纔結合着爭政權。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會。中國很早就奬勵讀書人，所謂學而優則仕，聰明人都讀書，讀了書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國政治表現出一種臃腫的毛玻好像一個人身上無用的脂肪太多了，變肥胖了，這不是件好事。但這現象，直到今天，還是扭轉不過來。
　　第三：長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這種情形下的知識分子，至多也衹能維持上三代。起先是一個勤耕苦讀的人出來問世，以至飛黃騰達，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就變成紈絝子弟了。於是有另一個家庭裏勤耕苦讀的人物，又再昂起頭來。我們衹看宋明兩代的宰相，多數是貧寒出身，平地拔起的。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兩三百年世係着，做宰相的人，前十年還在窮鄉茅檐下讀書，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九十世的傳統了。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嚴，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權，總是逐步升，政府的權，總是逐步將。這也是中國傳統政治上的大毛玻雖說此後這一毛病可以沒有了，但讀歷史的仍該知道這回事，才能對中國以往政治有一種比較合理的認識。
　　第四：是中國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再訂一個制度來防製它，於是有些卻變成了病上加玻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縛。這一趨勢，卻使中國政治有後不如前之感。由歷史事實平心客觀地看，中國政治，實在一嚮是偏重於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則比較偏重在人治在事實化。何以呢？因為他們一切政製，均决定於選舉，選舉出來的多數黨，就可决定一切了。法製隨多數意見而决定，而變動，故說它重人、重事實。我們的傳統政治，往往一個制度經歷幾百年老不變，這當然衹說是法治，是制度化。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縛了。所以明末的黃梨洲要慨然說：“有治人，無治法。”這因一嚮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張。但尚法並非即算是專製，而中國歷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後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卻愈後愈少了。此後的我們，如果不能把這種傳統積習束縛人的繁文瑣法解放開，政治亦就很難有表現。剛纔我們講，中國社會上想從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來重重束縛他，這就是中國政治沒有起色的根源。
　　今天我們的政治，已經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歷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問了。其實這觀念還是錯誤的。傳統政治的積弊，雖是歷史，同時也還是現實。外貌變了，實質仍未變，如何能不仔細研究呢？正如我們誤認了以往政治傳統一切該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時我們對一切傳統和習慣，也失去了共尊共信新。幾千年的皇帝打倒了，政治變了新花樣，但無論如何，不得不先求國傢之統一。要求統一，便要中央集權。但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這就成為辛亥以來政治上一個大問題。我們若拿不出一個為全國人民共尊共信的東西來，這工作自會感覺到睏難。而且建立中央，同時又須顧及地方，這不是更睏難了嗎？
　　上面我們說過，中國社會早已是一個平等的社會，所以在這個社會裏的一切力量都平鋪散漫，很難得運用。因其是平鋪的，散漫的，因此也無組織，不凝固。然而我們面對着同一事實，卻往往講兩樣的話。一方面說我們是封建社會，一方面又說我們是一盤散沙。不知既是封建，就不會像散沙。既說是一盤散沙，就證明其非封建。但我們的將來，要是不走上西方資本主義的路，那麽我們又如何來運用我們將來的新政，使社會再有一個新的共尊共信之點而嚮此中心再度凝結呢？這又是今天政治上極重要的一件事。
　　現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是沒有了，我們衹說政治的主權在民衆，現在是民權時代了。可是就實際言，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哪能立地真來操縱這政權呢？孫中山先生說：此四億五千萬人都是劉阿鬥，這話再正確沒有，因此他主張在政治上的權和能要分開。孫先生不是讀死書的人，他這幾句話，並不由任何西方抄襲來，他真是深識遠慮，確有他所見。政府是該屬於民衆的，但不是，也不能，定要全體民衆直接來掌握此政權。理論上，國傢政權當然在民衆，該以民衆大傢的意見為意見。但民衆意見，終是句空話。如何來表達出此民衆的意見呢？今天中國多數民衆，尚依賴政府來註意教和領導，他們哪有辦法來過問政治？然而一個國傢總要有一個不可動搖的中心，即如目前的日本，他們把歷史上的傳統中心皇帝尊嚴搖動了，急切間社會也會發生搖動的，他們拿什麽東西來填補，來維係？這在他們也將成為一問題。中國也會碰到這問題的，而且早已碰到了。
　　我將最後申說着一點。中國之將來，如何把社會政治上種種制度來簡化，使人才能自由發展，這是最關緊要的。但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們說，我們要建立法治，現在我們的文書制度，層次之多，承轉之繁，使人一跑進這圈套，就無法得轉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麽事都待集體商量過，於是文書遞轉以外再加上開會忙。照目前情形，衹要開會和遞轉文書，已夠使每一個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現出才能。我們天天說我們的法不夠，其實不夠的不在法，而在纔。這也不是我們之無纔，乃是我們的纔，不能在我們的法裏真有所表現。一個時代，總有一個時代的人才，也總有一個時代的法製。人才無可表現，於是有大亂。若專要法製來束縛人，使人人不獲盡其纔，則必將會釀亂。我們現在將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舊經驗，來替自己打開一出路，來創新發，運新纔，這當然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政治確實是一件麻煩事，就近代歷史看，算衹有英國政治支撐了幾百年，此外都是幾十年一百年就垮臺了。我們不能專看別人傢，樣樣嚮人學。人傢的法規制度，同樣不能有利而無弊。但人傢各自在創製，在立法，他們覺悟到有了毛病，還可改。我們則一意模仿抄襲，就更沒有所謂覺悟了。英國的政治比較能持久，然而我們是大陸國，廣土衆民，他們是島國，國小民寡，我們又怎能全盤學他呢？美國由英國分出，已不全學英國。法國政治傳統也較久，但此刻已不行。此外像德國、意大利、日本，我們竟可說他們還沒有可靠的政治經驗。若我們更大膽說一句，也可說整個西方人在政治經驗上都比較還短淺。能講這句話的衹有中國人。中國政治比西方先進步，這是歷史事實，不是民族誇大。這句話也衹有孫中山先生曾說過。今天我們要反對中國自己傳統，想要抹殺我們自己兩千年歷史，但歷史已然成為歷史了，如何能一筆抹殺呢？別人傢自有別人傢的歷史，我們又如何能將自己橫插進別人傢的歷史傳統呢？這又牽涉到整個文化問題了。縱論及此，便見是非常復雜了。我不敢在這裏空談理論，衹能講歷史。當前英國哲人羅素曾說過：講哲學，都可叫人不武斷。因事情太復雜，利弊得失，歷久始見，都擺開在歷史上。知道歷史，便可知道裏面有很多的問題。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話講得完。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註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至少我們講人文科學方面的一切，是不該不懂歷史的。政治也是人文科學中一門，我們回頭把以前歷史經過，再看一道，總還不是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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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前言
第一講 漢代第二講 唐代
第三講 宋代第四講 明代
第五講 清代總論
錢穆年表錢穆先生小傳
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及其它 王昆吾關於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畢明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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