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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史 》 盛世之毀——甲午戰爭110年祭 》
藉師助剿
許華 Xu Hua
內外交睏下棄都而逃的清廷君臣如何應對燃眉之急呢？留守北京的恭親王奕 認為：
“綜計天下大局，是今日之禦夷，譬如蜀之待吳。吳與蜀，仇敵也，而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約共討魏。就今日之勢論之，發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肘腋之憂也。英國……肢體之患也。故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1860年10月20日，圓明園被毀後的第三天，奕
代表清朝政府分別與英、法代表議訂了中國和世界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北京條約》：承認《天津條約》完全有效；增開天津為通商口岸；准許華工出國；將界綫街以南的九竜半島割讓給英國；交還天主教堂和其他教産，准許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對英法賠款都增加到800萬兩。
同年11月，沙俄藉口調停有功，並以“兵端不難屢興”相威脅，迫使清廷簽訂中俄《北京條約》：清廷承認《璦琿條約》；將原定雙方共管的烏蘇裏江以東40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割讓給俄國；增開喀什噶爾為通商口岸。兩年後，沙俄又通過《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侵占44萬平方公裏中國領土。
1861年1月，奕 又奏請在北京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又稱“總署”、“譯署”），負責一切與外國相關的外交、通商、海防、軍務、財政、礦務、交通等事務。【這個衙門從此深刻左右晚清中國命運，其職權之巨大、職能關係之混亂，令人難以置信。該衙門和軍機處一起對甲午戰爭影響重大。】在總理衙門之下，分設北洋、南洋通商大臣，負責南北各口岸通商事務。隨後，正式成立總稅司署，由英國人李泰國為總稅務司。總稅務司掌管了中國海關的業務和人事大權。【一些論著將曾國藩1861年辦安慶內軍械所誤解為洋務運動開始的標志，其實那衹不過是該運動在軍工方面的最早實體而已。實際上，《北京條約》的簽訂和總理衙門的成立是洋務運動開始的更重要標志。】
接着，清廷爆發了兩件一般人很難聯想到會與洋務運動和甲午戰爭關係密切的大事。
首先，不願回北京與“夷人”為伍的鹹豐皇帝於1861年8月22日（鹹豐十一年七月十五日）突然病死於承德行宮，時年30歲。【這是晚清四大謎之一。】駕崩前，遺命年僅5歲的載淳即位（同治皇帝），並由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肅順等八位“顧命大臣”輔佐。
同年11月，清廷又發生與太平天國高層內訌同樣令人震驚的宮廷政變：同治皇帝之母慈禧太後與奕 合謀廢除八位“顧命大臣”，其中，重用曾國藩、左宗棠等漢人的滿族王公肅順被處死。慈安太後和慈禧太後垂簾聽政，奕 以議政王的名義掌管軍機，將年號由“祺祥”改為“同治”，史稱“北京政變”，也叫“祺祥政變”、“辛酉政變”。
令人費解的是，英國人把這次中國宮廷政變視為自己的重大勝利，其公使卜魯斯在給本國外交部的報告中說：
“在過去十二個月中，造成了一個順心與並相信友好往來可能性的派別，有效地幫助這一派人掌權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成就。我們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滿意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這個政府的顧問……這次危機之决定轉嚮有利於我們在華利益的方向，實受我們所執行的路綫的極大影響。”【又一個有待破解的重要史謎。】
慈禧－奕 權力組合，確實讓“萬國友人”感到放心和滿意，因為新一屆大清帝國中央政府非常樂意與他們合作，尤其急於高價雇傭“洋槍隊”去鎮壓太平軍，而這是鹹豐皇帝寧願棄都也不願做的事情。鹹豐曾在相關奏摺中批示：“藉夷剿逆，流弊滋多。自不可貪目前之利，而貽無窮之患。”
新的當政者一上臺，立即授權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並於1862年2月頒發“藉師助剿”上諭。“藉夷剿逆”最積極、最富有成果、得實惠最多的大臣，無疑是從曾國藩幕僚中脫穎而出、被派回安徽組織淮軍的新任江蘇巡撫李鴻章，他被朝廷調派去保衛上海。
日後成為北洋水師骨幹及甲午戰爭清軍主力的淮軍，在這個當時中國或許唯一富庶的地區，輕而易舉地得到了國內外的財力和軍事支持，英國人和法國人甚至組建了數千人的“常勝軍”之類的雇傭軍隊伍贊助其建功立業。俄國也給清廷送來50門大炮和1萬支槍，並直接派兵攔截進攻上海的太平軍。
各國“洋槍隊”的鼎力相助，使湘軍、淮軍甚至八旗、緑營都變得生竜活虎。太平天國的處境則每況愈下，他們雖然擊斃了法海軍司令卜羅德、打傷“常勝軍”統領華爾並致死、打傷美國海軍司令賀布、活捉“洋槍隊”副統領美國軍官法爾思德，仍無法扭轉敗局。長達兩年仍毫無生機的天京之圍，使“天王”洪秀全病入膏肓。1864年6月1日，他因拒絶服藥而病亡。同年7月19日，曾國荃率領湘軍趕在“洋槍隊”之前轟破了太平天國的都城，並將其搶劫後化為焦土。
太平天國後期提出《資政新篇》等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幹王洪仁軒，臨刑長嘆：“我朝禍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如洋人不助敵軍，則吾人斷可長久支持。”
之後，在各國“洋槍隊”的積極參與下，清軍很快剿殺了轉戰於四川大渡河畔的石達開部隊和馳騁於北方大漠和遼原中的捻軍。
總之，清王朝通過重用以湘軍和淮軍為骨幹的團練力量，通過《北京條約》嚮英法聯軍妥協，並“藉師助剿”，僥幸擺脫一係列內外交睏，奇跡般地從旦夕之危中掙紮過來，走上了“同治中興”之路。
【筆者對太平天國運動缺乏專門研究，衹是認為其成因、變化發展過程、結局和戰爭性質都比較復雜，與中國傳統的農民起義有一些本質區別，特別是多了一層強大的、陰險的外國反華勢力的因素，這一點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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