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已入末路之中，新的东西一定要建设的，据我想，应该有一种新的人，他们的思想，完全同旧式的人不同，于是他们把世界事情发表出来，通过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的个性也是有的，有一种文学我以为现在还没有，不过将来终非有不可，有了新的人，方有新的思想，还要有新的形式。种种形式，到现在世界已用完，将来终应有新形式的探求，中国还没有探求过，外国已有人去探求，我们希望一定要探索出来一个新形式，可是这个希望连带发生一个问题来了：
还是文学改造社会？还是社会改造文学？
许多文学家说，是文学改造社会，文学不但描写现实，且也改造现实。不过据我看，实在是社会改造文学，社会改变了，文学也改变了。社会怎样改变了呢？我以为还是面包问题，面包问题解决了，社会环境改变了，文学格式才能出来！许多人一定以为我的话太把文学家侮辱，其实实际问题确是如此。
文学家一支笔抵不住帝国主义的枪炮。社会革命在前，文学革命在后。那么，有人要问：诗人为什么可以预言呢？我可以反问：何以他的预言一定要数年以至数十年以后才实现呢？干脆地说，不过诗人的感觉敏锐一些罢了，社会的改革，即使没有诗人也得要起来的，诗人不做诗，想社会革命也是要起来的。
文学家做革命的前驱极其不容易，尤其是在压迫之下，文学家更不能革命。从前我以为指挥刀是指挥兵的，现在我觉得指挥刀也是指挥文学家的。指挥刀在前，文学家在后，什么文学革命，不过受指挥刀的驱使--如是而已。
文学还是同社会接近些好，将人生各方面扩充，将各种人的境遇写出，供各种人相互感觉，然后乃有顶光大顶正确的人生，乃有新的文学出来。现在的世界实在太小了，一人所感觉的同别人所感觉的完全不同，比方我们有二天没有饭吃，饭的香味就和从前不同。我们从别人所感觉的自己感觉得些，于是我们世界就可以扩大了。
现在把文学视为躲避所的中国文艺家的世界，实在太小了。作家一定要把他先生的太先生以及太太先生的书介绍进来，只限于他的先生的太先生的，这实在是不对。我主张把各种现代的书不分国界都看，最好看原本--我并不是叫你们专向外国一条路走。
现在中国文坛上往往自以为是什么派、什么主义，这是受了西洋文学史之毒，其实做文章并不是先有主义而后按主义做的--固然有少数这样人，可是他们的作品就往往受了他们主义的束缚。俄国乃无产阶级的文学，我们不能学他，因彼思想与吾人两样，他们是真的无产阶级，此刻中国从事文艺的人大都是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而勉强写无产阶级的文学，其结果总是矫揉造作，是假的，还不如做近于资产阶级的文学较为有诚意。
此刻是革命的政府，仿佛做文章必须有"革命"二字，其实这并不是好文字，因为革命的内容太少，架子搭得太大，看起来反而讨厌。
我们也不是对于现代社会认为满足，我们对社会还是看清楚，我们还是有理想，我们要按照我们理想走，这是将来的新文学。
我在广州，看见党部出了一个题目，叫做《青年的烦闷》，有讲家庭与革命的，有讲革命与恋爱的，起头倒还讲得不差，井井有条，可到了后来，他忽然说，恋爱算什么？我们要革命！这完全是假话，我觉得还不如老老实实说，我愿恋爱，我宁愿放弃革命。
不过此地有问题，有人以为这样岂不是走向灭亡之路吗？其实灭亡有什么关系？灭亡没有，哪来建设？旧的不灭亡，新的怎能造成？文学灭亡并没有什么稀奇。猴子的文章我们看不懂，几千年后的人看我们现在的文学，当然也如灭亡一样。俄国的文学我们完全不懂，就因为他们的地位同我们的现在已经是相差太远了。
如果一日到晚怕灭亡，那倒真是危险，现在的生命已经灭亡，这倒是真可怜！
有好的思想写好的，有腐败的思想写腐败的，假的反而没有意义，同一块很小的糖，用很大的一张包皮纸包一般。文学的真诚最要紧，否则就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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