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人一生中第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内心中第一次盛满如此多的爱与哀愁。这次失恋的痛苦刻骨铭心，聂鲁达很难忘怀这段青梅竹马的初恋，特蕾莎乌黑的头发、深邃的大眼睛、明丽的笑容、深情的吻一直深深铭刻在他的心中。 痛苦虽然无法修复，但是对爱情饥渴的年轻诗人寻找到了新的对象。实际上，在1921年的时候，聂鲁达就写信给自己大学里的同学阿尔贝蒂娜，也就是玛丽松布拉，展开了炽热而执著的追求。 但是，对于特蕾莎来说，20岁的聂鲁达却真的成为她一生的爱情记忆。她始终珍藏着聂鲁达写给她的情书，寄给她的照片，把它们全都收藏在精美的纪念册中。她不止一次地摩挲着那些泛黄的信纸，阅读那些柔情蜜意的文字，凝视那张年轻英俊的面孔。虽然，不知道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她最终拒绝了聂鲁达，但是在内心深处，诗人也许是她惟一深爱过的男人。在与聂鲁达分手后的二十几年中，当年活力四射的“春光皇后”特蕾莎，虽然一直不乏追求者，但始终没有结婚。直到四十五岁的时候，她才嫁给了一个比她小二十岁的技师。不过，那时她依然光彩照人。1972年，美丽的特蕾莎在圣地亚哥的侄女家去世。然而，爱情并未随之进入墓地，正如聂鲁达在《黑岛记事》中献给特蕾莎的诗中所写—— 那往日的爱情， 如何又何处埋葬？ 它现在是不是变成小鸟的坟墓， 一滴黑石英， 被雨水侵蚀的一块木头？ 也许， 只有在小鸟之墓、黑石英、雨水打湿的木头中， 爱情， 对抗时间的流逝， 永恒。 与活泼开朗的“玛丽索尔”不同，有着晚霞般面孔的“玛丽松布拉”姑娘非常内向。她的名字叫阿尔贝蒂娜·罗莎·阿索卡尔（Albertina Rosa Azócar）；和聂鲁达一样也是外省南方人，出生在阿劳科（Arauco），那里是印第安人聚居的地区。从外貌来看，阿尔贝蒂娜和她的二哥鲁文·阿索卡尔都有着明显的印第安人血统的印记。聂鲁达和阿尔贝蒂娜学的都是法语，经常一起上课。像很多大学生一样，爱情就是课堂中萌发的。据阿尔贝蒂娜回忆，聂鲁达比她小一岁，那时人很消瘦，沉默且忧郁。他经常陪阿尔贝蒂娜去她哥哥鲁文住的膳宿公寓。每年九月和十二月假期的时候，他们经常一起坐火车回家；到达圣·罗森多（San Rosendo）之后，聂鲁达回特木科，而阿尔贝蒂娜则去康塞普西翁（Concepción）。可惜好景不长。相处刚刚一年多，离阿尔贝蒂娜家很近的康塞普西翁大学也开设了法语课，她只好听从父亲的安排转到那里继续学习。一对恋人又得忍受离别之苦。从圣地亚哥到康塞普西翁相距500公里！聂鲁达别无他法，只好用一封封炽热激情的信排解自己的苦闷和孤独。从1921年开始到1932年止，阿尔贝蒂娜一共收到聂鲁达110几封信（有说是115，有说是111封）。这些用五颜六色的信纸、五颜六色的墨水写就的情书记录了聂鲁达在特木科、萨韦德拉港、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安库德（Ancud）、科伦坡（Colombo）等很多地方的心情，以及对阿尔贝蒂娜的思念。他的许多信都是图文并茂，他用画笔描绘自己的模样、房间的布局等等。如果我们将这些情书与《晚霞》、《二十首情诗》、《热情的投石手》、《奇男子的引力》以及《大地上的居所》等诗集中的一些作品对照阅读，就能够更深刻更透彻地理解诗句的内容和蕴涵。虽然这些诗集的风格不断变化，但是其中那个令诗人魂牵梦萦的女人没有变，始终是阿尔贝蒂娜。 事实上，虽然聂鲁达一直热情执著地爱着阿尔贝蒂娜，但是她似乎并没有那么投入。除了偶尔一些充满感情的信之外，她经常很迟才给聂鲁达回信，而且总是很简短。但渐渐越来越迟，越来越短，最后终于杳无音信。对此，聂鲁达起初是感到万般痛苦，后来觉得自尊心受到巨大创伤，因此对阿尔贝蒂娜有些怨恨。在圣地亚哥的大学生公寓里写的一封信的开头，聂鲁达愤愤地写到：“阿尔贝蒂娜，你这个坏女人。再也别给我写信了。”另一封信中，他说，你有理由考虑忘记我，我这样对你一点用都没有。……这里太差了，比你想像的还要差。我给你写信是为了祝你新年快乐，但却写了一封令人痛苦的信，要与你一刀两断。其实在这段糟糕的日子里，你是我惟一的支柱……拒绝和遗忘爱情对我艰难的生存来说，是雪上加霜；但是现在，我希望你能远离我所经历的这神秘和荒谬的世界。聂鲁达也曾经在信里对她施加压力，要她抛弃一切来圣地亚哥和他同居。但要实现这样的生活目标需要钱。而聂鲁达却一文不名。他没有办法改变生活状况，而阿尔贝蒂娜对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若即若离。 1927年，诗人被派到了距离祖国万水千山的东方担任智利驻仰光的领事。可是在那里，他几乎连一个讲西班牙语的人都碰不到，跟周围的环境完全隔膜。那是他一生中最孤独无助、茫然凄清的光景。聂鲁达一到仰光就把阿尔贝蒂娜的大照片摆在房间的桌子上，他在凝视她的时候想念她，在想念她的时候凝视她。他不断地从他那冷清狭小的房间里给她写信，为她写诗。阿尔贝蒂娜大学毕业在一所实验学校里当老师，后来被送往比利时进修。于是聂鲁达热情洋溢的情书又飞往了欧洲。在这些信里，除了表达思念之苦外，还急切地催促阿尔贝蒂娜来仰光和他结婚。聂鲁达对待此事非常严肃，他认真地告诉阿尔贝蒂娜说，他已经准备好了一切，结婚批准，经费……他还细致入微地解释她该怎么乘船，什么时间以及在什么地方登船。他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就像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著《没有人写信给他的上校》中的老上校一样——每一次的满怀希望增加的只是更深的失望。阿尔贝蒂娜没有任何回音。聂鲁达忍无可忍下了最后通牒，他说，这是他们能否结合的最后机会，如果阿尔贝蒂娜坚持不肯来的话，他就和别人结婚。但是阿尔贝蒂娜仍然没有回信。当聂鲁达接到从比利时退回的挂号信时，他彻底绝望了。“退回原址”？什么意思？她离开那里了吗？她去什么地方了？还是她不肯来？愤怒至极的聂鲁达后来给回到家乡康塞普西翁的阿尔贝蒂娜写去了一封绝交信，他要求对方销毁他给她的所有信件和物品，退还他的照片。不过，这并非聂鲁达写给阿尔贝蒂娜的最后一封信。1932年从亚洲卸任回到智利的聂鲁达还从圣地亚哥给她写了几封信，仍然是责备和怨恨的口吻。在一封信中，他说：“你一定已经知道我结婚了。你不肯帮助我摆脱的孤独使我越来越难以忍受。你应该理解，我这么多年过的是被流放的生活。”但是接下来的一段中，聂鲁达还是流露出心中并未彻底泯灭的爱情：“我多么愿意吻一下你的前额，轻轻抚摸那双我曾经无比喜爱的小手，献给你我心中仍然存留的对你的友爱”。在第四段中，他还试探地问她：“你能来圣地亚哥一天吗？”但是1932年5月15日的一封信真的是一刀两断了：“我不想让你难过，但是我觉得你做得太过分了。我所有的电报和信中都说，你一到科伦坡我们就结婚。阿尔贝蒂娜，我已经有结婚申请了，还申请了必要的钱。但是我妹妹却告诉我说，我要求你来亚洲是和你同居而不是结婚，所以你说：决不！你为什么要说谎呢？你的不理解，已经让我痛苦不堪，现在还得忍受你的中伤……”在最后一封信（1932年6月11日）中，聂鲁达既感伤又无奈地写到：“我每天都想起你……而你还是那么忘恩负义。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你在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来。” 阿尔贝蒂娜从来没有公开透露过究竟因为什么拒绝聂鲁达。她只是有一次轻描淡写地说，巴勃罗从仰光给我写信，要我去和他结婚。后来我去了巴黎和伦敦，在一个女朋友家里过复活节。巴勃罗的有些信我收到得很晚，有些被退了回去，他因此非常生气。1983年，她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被问到：“你那时到底有没有可能嫁给聂鲁达？”她的回答还是令人捉摸不透：“是的，我很爱他，但那是在别的时候。我不能嫁给他。”为什么不能没有人知道。但是不久，1935年她嫁给了在鲁文家里认识的安赫尔·克鲁查加（Angel Cruchaga）。她曾经说，安赫尔比我大十岁，和巴勃罗非常不一样。他一直未婚，非常温柔体贴，不同于巴勃罗的一个人，他很安静。 [返回目录]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