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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类 》 原本大學微言 》
第七篇 治國平天下
南懷瑾 Na Huaijin
四五、人世難能天下平
在進一步研究“平天下在治其國”之前，讓我們先來讀這段原文：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絮矩之道。（一）
詩云：“樂衹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岩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闢，則為天下僇矣。（二）
詩云：“殷之未喪師，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
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三）
康語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定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四）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五）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傢，
不畜牛羊；百乘之傢，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傢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傢，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六）
我們研究“治國在齊其傢”以後，接着而來的，便是“平天下在治其國”的全段大道理，作為全節的結論。這就是曾子秉承孔子遺教的心得，指出“外王（用）”之學的“為政”大道。也就是從宋儒開始，認為《大學》、《中庸》，便是“帝王學”，是“治國平天下”的大經大法。用現代語來說，它就是“領導學”的大原則。可是，本段的內涵，也不免有時間（時代）、空間（地緣）的局限性，須要“慎思、明辨”清楚，不可衹像宋儒的某些理學家的觀點一樣，認為衹要《大學》、《中庸》和半部《論語》就可治天下了，那便會成為笑話。如果真是這樣，倒不如假藉子路的幽默話說“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而後為政”，以及孟子的感慨所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衹靠天才和命運就可以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現在為了探討的方便，姑且把這段原文分列為六節，等於是六個要點，然後再來分別理解。
先瞭解“天下”的原義
但是，必須先要瞭解一個名詞的問題，即周朝當時所謂國傢的“國”字。在周室“分封建國”的體製下，所有諸侯們的治地都叫做“國”，或自稱為“邦”。所謂“天下”的一詞，纔是等於後世和現在一統中華“大國”的代名詞。《大學》原文所稱的“天下”，也就是這個意思。當時是以姬周王朝為所有諸侯邦國的共主。周王朝所統領的人民和土地，便稱謂是一個“天下”，並非等同於現在的世界，或整個地球的觀念，不過，我們也需要知道，在周秦以前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的文獻書籍上所講的“天下”，也有同於現代世界觀的地方，尤其是漢儒所分類以後的道傢遺書，並不少見。例如戰國時期的陰陽傢鄒衍，便說“天下有九洲”。我們“中國”衹是“九洲”中的一洲，稱為“赤縣神洲”而已。所以當時的人，認為他的說法很“怪誕”。換言之，認為這是古怪的、不實的說法。
到了十五世紀以後，由於天文、地理和其他科學的發展，世界上的人類，漸次知道了地球上有八大洲，這便與兩下多年前鄒衍所說的衹差一洲了。如果再拿《山海經》和中國上古神話來做比較研究，也許是上古以來，地球上的地質，經過時間的變化太大，洲和洲之間發生了分裂和重新組合，因此少了一洲，那就不敢隨便否定鄒衍所說的話是否“怪誕”了，這便是科學的精神，不可盲從附和。
明白了這些資料以後，就知道<大學》中的“平天下”觀念，實質上是以當時周室王朝所統一的整個“中國”而言。假如我們擴而充之，視為可以用來指整體人類的“理想國”，或“世界大同”的觀念來說，我想，曾子也絶不想保留著作權，大傢都可以隨便自由取用，衹怕“言者無心”，但恐“聽者有意”，反而自生爭議而已。
什麽叫“絜矩之道”？
現在我們首先討論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第一分節的第一項目，便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用現代話來說，就是在上面高層的領導人，能做到尊重老人，先從對自己的老人，如父母以上的祖父母輩，乃至父母以上上輩中的叔伯等老人，都能敬重孝養。擴而充之，就能善養天下的老人了，猶如歷史所推崇的“西伯昌（周文王）善養老”，便是此例。那麽，你所統治下的社會人民，自然都會效法你的行為，做到孝順父母和上輩了。
其次，所謂“上長長，而民興弟”，也是同樣的意義。你能做到尊敬年長的兄長輩的人，自然社會人民，大傢都會效法你的行為，做到“善事長者”，興起兄弟之間友愛的德行了。
再次，所謂“上恤孤，而民不倍”，這個“倍”字，在原始的文字中，也就包涵有“違背”的意義。這是說，你能體恤孤兒，使幼孤的孩子，也有所養，有如己出。那麽，社會人民，就都會效法你的德行，視你如大衆的父母，不會生起背離的念頭了。
最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一句，其中所謂“絜矩”是什麽意思呢？“絜”字，在中國上古的文字學中，就有中心平衡點的內涵。換言之，猶如天平秤的“杠桿”的意思，不偏不斜，纔得中正的平衡。“矩”字，大傢都知道是規矩的矩。規是圓周的，矩是方角的，就是自古以來工程所用測量方圓的基本標準工具。把方圓標準的儀器名稱結合在一起，便叫做“規矩”。這是說，大人君子們，必須要有“獨立而不倚”的公平中正的內心修養，才能“智周萬物”，“量同太虛”，可以包容涵養萬民，澤及蒼生。曾子在《大學》裏所提出的“絜矩”之道，也就是後來子思所著的《中庸》之謂“中”的由來。簡言之，什麽叫“中庸”？就是“絜矩”之道的發揮。不信，再讀下文便可知道了。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在這裏，所提出的“上下、前後、左右”六個方面，就具有人事、物理等古人所謂的“六合”的內涵。也就是《易經》八卦之學後天重爻所用的“六爻”的意義。“六合”就是四方加上下，也是上古對空間的代號。“六爻”，就是有六個層次交會點中心的作用。這樣便叫做“絜矩”之道。所謂“絜矩”之道，就是平衡，就是“中庸”，且請大傢精細參詳為幸。
至於原文所說“上下、前後、左右”的內涵，切勿隨便放過，以為一目瞭然，一看便懂。不需要多加討論，那就難免有過分大意的失誤了。例如“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這是說你本身在上位，作為領導的人，不管你是做皇帝，或做官的臣工，乃至做老闆、做師傅，甚至做父母、兄長的人，凡是居於上位的人，無論你做任何一件事，自己想來都很討厭，或很為難，或者很不應該去做，衹好自我逃避，就要指使下面的人去做，那便是“缺德”，就是“意不誠、心不正、身不修”，切切不可如此。相反的，如果你身居人下，對於有些事，有些作為，自己想來都有些厭惡，但是為了討好上級，就改變方法，把壞的成分，花言巧語，另加包裝，慫恿上面去做，或是掩蓋自己的過錯，故意諉過於上級。那就是“意不誠、心不正、身不修”的最大“缺德”，切切不可如此。不過，這樣的理解，還衹是略說一面。如要照人世間的人情險惡心理去分析，再來參照過去歷史上的故事，便可瞭解這兩句所包含的內容還多着呢！希望大傢自己去好學、深思吧！
至於“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看來又是多麽的簡單。但你仔細想想，就完全不同了。譬如說，有一件事，我們從前就很討厭它，不想辦，現在又碰到了，就毫不猶豫地把它先擱在一邊，這樣，也常常會發生僨事或誤事的後果。因為一切事，都會因時（間）、空（間）而變化的，未必從前討厭的事，現在仍舊討厭啊！或者這個人，是你從前最可惡的人，他現在已改過從新，你還照以前的厭惡，不讓他重新做人，把他一切阻礙在後，那也是不對的。至於“所惡於後，毋以從前”，譬如有一件事，或一個人，你看到將來的後果一定不好，但今天是由我或要我來辦，你就“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不管對與不對，先行處理了再說，那也常常有“後悔莫及”的反效果。諸如這樣的理解，如果對照過去歷史上所經歷過的事實來講，那便太多太多了。
現在讓我這個老頑童，來講個笑話給你們聽。從前，我有一次帶領學生兵的部隊去散步，有一個學生，面色很難看，他看我沒留意的時候，很快轉身插隊到前一個位置去了。我回頭看到了，就叫他回來，要加訓斥。但我先問他說：“雖然不是正式行軍，大傢可以隨便一點，你平日素來很守紀律，今天為什麽這樣不守規矩？”他說：“我的前面那位同學，一路連放臭屁，實在受不了啊！我願受處罰。”我聽了，也不禁笑着說：“你昨天還嚮我大談《大學》上的道理呢！你可忘了‘所惡於後，毋以從前’嗎？”這個學生聽了，就和我都大笑不止，然後我叫他去告訴那個同學，快到醫務所去診斷一下，是不是腸胃消化不良，或另有其他的毛病。在外交界或平常正式宴會上，隨便任意放響屁或臭屁，那都是很失禮的行為，必須要註意。
又如“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這四句話的左右對比，很簡單地講，是說在做人處事上，自己碰到不遂意或很不願意去做的事，就不可以隨便推托給平輩平行的人去做。例如讓做官的同僚、同事，社團、公司中的同仁，甚至或親如兄弟姊妹的朋友們去“勉為其難”，“委麯求全”了，但擴而充之，從“治國平天下”的大是大非、大經大法來講，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朝代、任何一個政體、任何一種制度，都會碰到有左右兩班兩派的不同意見而形成矛盾，須在最高領導的原則上，絶不可以把右的一方所厭惡的事或主張，就強迫要左的一方去做。同樣的，也不可以把左的一方所厭惡的事或主張，就強迫要右的一方去做。至於處在最高領導層的地位，要怎樣才能調和平衡上下、前後、左右的各種對比矛盾，而使其得到中正和順的境界，那真是需要有大智慧、大仁德、大勇氣的纔器了。也正如嶽武穆講用兵之道一樣，“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實在衹可意會，難以言傳。也正如古德禪宗大師們所說，“如珠之走盤”，並無一個定位的方法了。如果有一個固定的方法，那已是落在上下、前後、左右的偏旁圈圈之中了。這在歷史上所經歷的故事，和現代史上的新故事，事例也不少，都姑且不論。
對於《大學》這一節的名言，也有人說過，就是孔子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其實不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衹對個人自我的學問修養來講。至於本節所謂有關上下、前後、左右的話，始終是從“大學之道”的“明德”、“內明”之學出發，然後推之於“外王（用）”、“親民”，而作為一個領導者，在對人、治事、處世之際來講，其中的內外、表裏、精粗之際，實是因應事物的大學問。如果以《大學》本身的主旨來講，必須要先從“知止而後有定”，直到“慮而後能得”，通達“格物”、“緻知”，配合“誠意”、 “正心”、“修身”的全程修養，才能真地明了“絜矩” 之道的妙用了。
四六、天秤不自作低昂
跟着上節而來的，他又引用了《詩經·小雅·南山有臺》的名言“樂衹君子，民之父母”兩句。自又加以解釋說，所謂能成為人民所敬仰如父母的好領導，必須要做到真正的“民主”之“主”。那就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像這樣的文句，它本身就是白話，我們不必再加解釋。衹須要註意，“好”、“惡”兩個字的讀音和用意，就可以了。
當政者“不中不正”的後果
然後他又引用《詩經·國風·節南山》章中的典故。“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岩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闢，則為天下僇矣。”我們先說他所節錄原詩四句文字的本意。前兩句，是用古人帝王制度及官府的習慣，重視“坐北嚮南”、“南面而王”的氣概。當人們面對南山的高峻，最為出色的，就是對門當面的那一塊潔白無瑕、壁立萬仞的大石岩，使人看了，便有肅然起敬，大有神聖、偉大和崇高之感。當然，並不像黃山的天都峰那樣，令人會生起不在俗世的出塵之感，衹可當做飄飄欲仙的意味。跟着後面兩句，就使人會有壓迫之感了，尤其是對當時“秉國之鈞”的高層領導者來說，大有咄咄逼人的氣概。“師尹”，是西周時期的官職名稱，除了“天子”的皇帝以外，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當道大臣。這兩句詩的用意，是以比喻的文體表達出來。也就是說，你這個做師尹的要註意啊！你猶如南山的那塊大石岩一樣，你在萬民所望、衆望所歸的權位上，威權赫赫，不可一世，但全國人民雪亮的眼睛都盯着你看，他們對於“治國平天下”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啊！這便是原詩句的本意。至於歷來嚴格研究《詩經》的經學家們，對於原詩在歷史時代的故事，所指的究竟是誰，各說紛紜，莫衷一是。但至少都認為這首詩，是在周幽王寵褒姒那個朝代所作。因為周政衰敗，民心愁苦，但是那個“秉國之鈞”的師尹，既不負責任，又討好幽王，弄得民怨沸騰。有關師尹是誰，是官名？是人名？千占以來，都還在考證中，姑且不論。
因此，曾子便說：“有國者不可以不慎，闢，則為天下僇矣”的話。他所說的“有國者”，就是後世所謂的“當道者”，現在所謂的“執政者”或“當局者”，是同一意義的不同名詞而已。“”字，就是“偏僻”的“僻”，就是“不中不正”的另一說辭。“僇”字，相同於“殺戮”的“戮”。這個字用得很重，就是說，猶如這個“師尹”，做得不正，天下人就會起來“殺戮”了你。不然，也會被後世的公平歷史學家所“筆戮”的。
曾子在前面引用《詩經》上的歷史經驗，既說明了作為“民之父母”的存心之不易，更進一步來說明“秉國之鈞”者，更須要有隨時反觀自省的警覺，不可被權位所迷惑，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因為權位與功名富貴，都是外來的物欲，但也最容易迷惑自心，使人喪失“智知”的理性。宋代的名臣大儒歐陽修曾經說過：“禍患常積於忽微，智勇多睏於所溺”。這的確是古今中外不易的名言。人生到此，如果沒有山林布衣的氣度，如孔子所說“飯疏食、飲水，麯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富貴於我如浮雲”的“知止而後有定”的定力，幾乎沒有幾個能跳得出權位的陷阱。
先“立德”才能得民心
但曾子引用《詩經》上的歷史經驗，更進一步，很巧妙地再配上一層，推到有國者的得失存亡之機，如說，詩云：“殷之未喪師，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這四句詩，是《詩經·大雅·文王》七章詩中的名句。這是姬周初期建國時候的“箴言”名歌。它的用意，是告誡周室王朝繼承者的子孫們，當在前朝殷商盛世的時期，他們並沒有喪失了人民大衆的信任。那個時候，殷商的善政，可以說，夠得上是配合天心仁愛的標準（“師”字，是有大衆、群衆的內涵。“上帝”，是上古以神道設教的名稱，它代表了那個能為萬物之主的天心和天意）。誰知道到紂王的手裏，政治腐敗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完全喪失了人民大衆的信賴，因此致于國亡傢破，纔有我們今天的周室王朝。所以你們要把前朝殷商的失德，作為一面鏡子一樣，隨時反照反省，不可忘記了歷史的教訓。那個至高無上主持大命運的天意，它永遠監臨着你，唯有施仁德在民，才能得到保佑，這是不可變易的最崇高的大原則（“監”字，占文通“鑒”字用。“峻”字，即有崇高至上的意思）。
然後曾子又進一層引申解釋說：“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這一段文章，說得非常白話，本來不須再加討淪。但是，在座的幾位年輕同學，是從現代白話教育起步的。因此，又回想到我自己讀這一段文字的時候，還在童年，距離現在已有半個世紀以上，似懂非懂，不敢多問老師。如果太囉嗦多問，老師會說，好好背熟它，將來你就會懂。一輩子也用不完。當然，聽來很悶氣，不是生氣，因年輕，還不懂生大氣呢！將來懂得，真是莫名其妙！心想，恐怕老師他自己還沒有完全懂吧！可是幾十年後，真的反而覺得那個老師真高明，好在沒有點破我。如果那個時候，他教我懂得了文字，也許永遠衹是做個“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而已。這是要有人生多方面的經驗，而且還要配合數十年的做人做事，纔漸漸地一層一層深入，纔算真懂了。學文哲和文史，也同學自然科學一樣，沒有走進實驗室去實習，永遠不會有新發現，永遠不會有發明的。
話說這段文章，它是在古往歷史上，評論一朝一代，創業建國者的經驗和成功失敗的大原則，同時也是一個人，要做任何一種事業的成功和失敗的共同原理。一字千金，真不愧是孔門賢哲弟子的名言。他首先提出“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之道，這個“道”字是一條不可變易的大原則之道，並非是說話之“道”。不過，你如把它當作要說話之先的“說道”，也勉強可以。總之，他說，要想創業建國，唯一的條件，須要有人民群衆的歸心擁護。有人民群衆才能得國；相反，失掉民心，就會失國。但怎樣才能得到人民衷心的歸嚮呢？答案：“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是古代語言的習慣，便是現代常說的“所以”。這是說，你想要創業建國，或是你想做任何一件事業，必須要具備先能得到“人和”。你想要人心歸嚮，或是個人想要有朋友相助，必須先要從自己“立德”開始。如果你自己做人，態度、言語、思想等行為，處處“缺德”，一切就免談了！不過，一個“德”字，涵義太多太廣太深，真是一言難盡，說不完的，不是隨隨便便說一句“道德”就對了。所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一直說到這裏，仍然還都在“德”字的範圍裏打轉呢！明白這個道理，自可瞭解下文所說的推理：有德，纔有人衆；有了人衆，就會有土地；有了土地，就會有財貨；有了財貨，當然就能興起種種妙用了。尤其是一個國傢，就是人民、土地、財貨三個因素的綜合凝聚。然後構成一種總動力的共同經營，那便是後世所說的“政治”和“治權”的內容了。其實，一個人傢也是一樣，先由男女兩個人，結合在一起，共同辛苦經營，成為一個家庭，也是同樣的道理。至於現代人的創業，無論是工商事業、金融事業或社團事業，也不外於此理。
但他特別慎重地提出註意，任何創業成功的基本條件，在於個人的“行為道德”，也就是包括心理行為和處事行為兩種的綜合。所以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這個“末”字，不是說財是沒有用的意思。這是說，一個人，自己的道德行為是根本，財貨是由根本所發展産生的枝末。換言之，德行，猶如樹根，財貨，猶如樹的枝葉。樹根不牢固，枝葉是不會茂盛的。因此，他便說：“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如果你不顧在自己內在的根本德行上建立，衹想爭取嚮外的財資，那就必然會有人來和你爭奪權利的。所以在爭取人和與爭取財貨這兩者之間的妙用上，曾子就特別提出一個道理，即“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這個大原則，那是萬古不易的名言，也是人類生存和生活上的大原則。賺錢難，聚財難。但是用錢更難，散財更不易。能夠賺錢聚財，又能夠善於用錢和散財的，必然是人中豪傑，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至於死守財富和亂散錢財，當然是一般社會人群中常有的兩種典型。
當政者特別要註意一言一行
最後，曾子又特別慎重地對於有志於“治國平天下”者提出言論和財貨兩者的反應作用，也可以說是因果律的法則。“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第一：他為什麽在這裏又要涉及到言語方面的事呢？而且他所說的言語，又是指哪種說法呢？答案：是指關於言語的“德行”，也就是平常所稱的“口德”。言語，是內心思維意識的表達，如俗話所說，“欲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一個人的善惡行為，在外表的是整個人身的行動，在內在的是意識思維。但這兩者之間，對外表達作用的，便是言語。“唯口出好興戎”，善言是德行，惡言是禍患，又如俗話所說的，“禍從口出，病從口入”，都是同一道理。但是這還衹是從一個人的立場而說。如果是身負國傢天下之責的人，那就更嚴重了，他的一言一行，動輒會影響全民的，所以中國傳統文化，在兩千多年的帝王制度裏，有形無形，具有監視帝王的作用的，便是“史官”。“左史”記行，“右史”記言。雖然後世有今不如古的趨勢，被改稱為皇帝的“起居註”，但還是相當嚴格，在那些不敢記，而又不敢不記的字裏行間，還可以看出究竟的。
總之，曾子在這裏提出言語的因果作用，也是很有深意。因為曾子是周朝末期的人，應當還是先從周朝的史料中去瞭解，就比較切近。首先，我們且看周文王臨終的時候，對他兒子周武王所說的話，如史料所載：
“西伯（文王）寢疾，謂世子（武王）曰：見善勿怠 （看到應該做的善事，不能偷懶不做）。時至勿疑（凡事要把握機會）。去非勿處（過去曾經有錯誤的事，快改，切勿流連）。此三者，道之所止也。世子再拜（聽完了，叩了兩三個頭）受教。”等到周文王死後十二年，“是時諸侯皆畔（同叛）殷歸周，不期（事先沒有約定時間）而會盟（孟）津者八百。皆曰：村可伐矣。王（周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引師還。”可是，有人嚮殷紂王報告這些情形，紂便說：“我生不有命在天（我的生命不就是有上天來安排的嗎）。”完全不聽別人的勸諫。
看了歷史上所記載的故事，由周文王開始教誡兒子的三句話，除了勉勵武王努力為善以外，特別重要的一句，便是“時至勿疑”。至於怎樣才能“知時”、“知量”，什麽時候纔是真的“時至”，那就完全是“物格知至”的智慧之學的境界，既須天才，還要力學纔行。到了第二年，周武王就正式出兵革命，伐紂而建立周朝的天下了。但是周武王姬發與殷王紂辛，同樣都說到天命，史書記載也很清楚，他們語氣的不同點在哪裏呢？應當“慎思、明辨”清楚，就可以瞭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的道理。
除此以外，大傢都喜歡讀《史記》的劉邦和項羽的“本紀”。我也曾經說過，你衹要看他們兩個，都親自見到秦始皇出巡的排場。但項羽便說“彼可取而代之（可以把他拿下來，由我來替他吧）！”劉邦也說：“大丈夫當如是也（做人應當做到這樣，纔算是大丈夫呢）！”同樣的心思，同樣的話，兩個人的語氣所代表的“心理行為”形態，完全不同。結果，項羽的事業，畢竟還是被劉邦“取而代之”了！
再舉個例來說，當趙匡胤在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做了宋朝的開國皇帝以後，再三要出兵收拾在江南的李後主。最後，李後主急了，派了一位大文豪的大使徐鉉去宋朝，問趙匡胤說：“南朝對北宋非常聽話，又隨時進貢，有什麽不對，你非出兵不可嗎？”趙匡胤也被他逼急了，便說：“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這是說，我要好好地在床上睡覺，但在我的身邊，還有一個人在睡，而且還大聲打鼾，我當然受不了啊！話說得很簡單明了，沒有什麽其他的理由就是理由。這真是古今中外，一切想當英雄人物共同的心聲。
我看歷史，每次想起趙匡胤的話，什麽理由都沒有了，衹好付之一笑。因為由趙匡胤開始，三百年的趙宋天下，都是吃軟不吃硬的局面，他當時對南唐能夠說出這樣的話，但在黃河以北的燕雲十六州，豈不是正有人在臥榻之側，大聲鼾睡嗎？為什麽不率領南唐，一起來先趕走北榻旁邊的睡漢呢！不過，到了南宋時期，那個瘋狂的金主完顔亮，一定要出兵打南宋，他作的詩也說：
萬裏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
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
這首詩起頭第一二句，同趙匡胤的臥榻旁邊，再也不準別人打鼾睡覺，豈不是同樣的“言悖而出，亦悖而入”嗎？但完顔亮遭遇到南宋一位書捲名臣虞允文所指揮的“采石之戰”，就徹底失敗，終至國破身亡了。其實，我這樣說也許是胡亂挑剔牽強附會，也衹可付之一笑而已。但話說回來，在《大學》上，在這裏忽然插進言語的悖出悖入的話，還不算是太關鍵的重點。也可說，衹是做文章的對襯而已。他的重要主旨，是在下一句的第二個問題，“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財”、“貨”的原義
我們研究周、秦以前的中國文化，最要緊的要把自己的思想觀念，先從時光倒流，回到上古傳統文化所使用的文字上去，便可知道古人簡單的一個“貨”字，是包括了現代人所說的物質資源，乃至人工所生産的農工商業等産品。屬於經濟學範圍的東西，統名叫“貨”。但有的古書上，又把“貨”、“財”兩字合用，也有和基本農業生産的糧食合用，稱為“食貨”的。如果隨便一讀，便很容易使人在意識分別上，混淆過去。其實，“財”字是指“財富”，是包括農工商業所得的“物資”，和代表“貨物”互相“貿易”交流與幣貝等的總和統稱。例如本節上文的“財聚民散，財散民聚”，是用“財”字。到了本文末節所用，便換了“貨”字，都是很有深意，不是隨便用字的。
人類的“財富”，基本上，都是由自然界的“物資”而來的，是絶對“唯物”的。那麽，他在講“治國平天下”之道，為什麽先前已經說到了“財富”，現在又怎麽再提出物質資源的“貨物”觀念上去呢？答案很簡單，因為人性的最大的欲望，除了生命基本所需求的“飲食男女”以外，就是“好貨”。這就是人性普遍存在的占有欲，基本病根最重要的一環。如果以後世人文文化的社會科學來講，換了一個名稱，就叫做“利”字。例如後世常用的“名利”二字，“名”字，就包含有權位、權力、權勢、權威等作用在內。“利”字，就包括了貨物、財幣、錢財等意義在內了。我們衹要明白了這些意思以後，便可恍然明了先賢們把上古史，姑且裁定到夏、商、周三代開始，進入封建制度以後，以及傢天下帝王制度的形成，經兩千餘年之久，多少的王侯將相和所有的帝王，都是把天下國傢當作貨物在玩弄。巧取豪奪，真有幾個是以“濟世救民”存心的，實在並不多見。尤其在秦、漢以後，那些開國帝王的目標，都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做為目的，誰又真能“明明德”而做到“治國平天下”呢？
劉邦、李淵、朱元璋的老實話
在歷代的歷史記載上，你可以看到有三個人物，說了老實話，真不失其英雄本色了。一個是劉邦；一個是李世民和他的父親李淵；另一個是朱元璋。
如《史記》所載，當劉邦做了漢朝的開國皇帝以後，志得意滿。有一天，對他的父親（太公）說：“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為仲多？”這是說，當年你在傢裏，常常說我是個無賴，不會謀生賺錢置産業，不如兄弟的勤力。現在你看看，我所賺來産業的成就，比起兄弟，是哪個賺得多呢？劉邦的出身、文化教育水平，到底太差，當了皇帝以後，仍然是當年一副無賴的作風和口氣，居然在老父面前，傲然自滿，而且很坦率地說出這個國傢天下，統統是我賺來的劉傢産業財貨，打天下的功臣們，都衹是我劉傢的獵狗而已（他明說功臣們猶如功狗）。至於天下老百姓們，都是逐鹿中原所得來的獵物，那當然都不在話下了。所以說這是劉邦講的真話。
到了隋、唐時期，太原公子李世民，設計逼促他父親李淵起兵造反，李淵膽小，但為形勢所迫，也不得不冒險一搏了。李淵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對李世民說：“破傢亡軀亦由汝，化傢為國亦由汝矣。”這是明說造反不成功，我們李傢傢破人亡，罪孽都由你而起。如果成功，把天下國傢，變成了李傢的産業財貨，也是由你一手所造成。哪裏是有半點意思是為“解民倒懸於水火之中”的誠心呢？所以這也是真話。
至於朱元璋當了朱明開國的皇帝以後，有一天，在深宮內院，和馬皇后一起，兩口子閑談，一時高興，朱元璋便說：“當初起兵，還不是為了饑寒所迫，沒有飯吃，哪裏料到今天，居然做起皇帝稱天子呢！”他說完出去，馬皇后立刻囑咐站在旁邊的兩個太監說：“皇帝馬上就回宮，問你兩個，你們要從此以後，一個裝聾，一個裝啞，不然，就沒有命了。”因為馬皇后仁慈賢德，她知道朱元璋個性忌刻，一想剛纔和自己的談話，給旁邊的小太監們聽了傳出去，太不光彩了，一定會馬上回宮追問，動輒殺人的。果然不出所料，朱元璋又匆匆返轉內宮，查問這兩個太監，終因一聾一啞，總算格外開恩，放過不殺了。史稱馬皇后的仁慈德行，諸如此類的不少。但在正史上記載得並不多，在明人筆記上，反而保存一些資料。
古人說：“人間莫若修行好，世上無如吃飯難。”又說：“美人賣笑千金易，壯士窮途一飯難。”俗話說的“一錢迫死英雄漢”；“人是衣服馬是鞍，金錢就是英雄膽”等等，都是很平實坦白地說明，“食”和“貨”，確是人類基本需求，不可或少的東西。但從人類文化的人生哲學角度來講，“名、利、財、貨”，“富貴功名”，“權位金錢”，都衹是在生存、生活上，一時一地的應用條件而已。它的本身，衹能作為臨時臨事時所需要支配的機製，根本上它都非你之所有，衹是一時一處歸於你之所屬，偶爾擁有支配它的權利而已，並非究竟是歸於你的所有。因為你的生命也和“功名富貴”那些現象一樣，衹是暫時偶然的存在，並非永恆不變的永生。可惜那些大如開國的帝王們，小如一個平民老百姓，大都不明白“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因果法則，都以為那是我所取得的，而且千秋萬代都應統屬於我的所有，誰知恰恰相反。反而變成後世說故事的話柄，惹得人們的悲歡感嘆而已。如果能夠在這個利害關頭，看得破，想得開，拿得穩，放得下的，就必須先要有“知止而後有定”，乃至於“慮而後能得”的平素涵養功夫。尤其對於“物格”、“知至”的道理，是關於“內明”、“外用”的鎖鑰，更須明白。然後才能起用在“親民”的大用上，完成“誠意、正心、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的功德。
四七、上臺容易下臺難
前面說了“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觀點，現在再簡略藉用過去那些“傢天下”大小王朝前因後果的故事，作為“悖入悖出”的參考資料。周、秦以前，暫且不論，但從秦、漢時期說起。我們根據歷史，且看所謂漢高祖劉邦，以一布衣平民，因為社會時勢演變的趨勢，醉提三尺劍乘時而起，比項羽等人先入關中。那時秦始皇的二世，已經被太監趙高殺害，再立秦二世的兄子“子嬰”為秦王。等到劉邦軍臨霸上，秦廷上下知道大勢已去，就由子嬰“素車白馬”，頭頸挂着皇帝的印綬，捧着皇帝的符璽，在軹道旁請求投降。“諸將請誅（殺）之”，但沛公劉邦說：“始（楚）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就把子嬰交給部下來看管）。自己再入鹹陽（秦廷首都），“與父老約法三章”，除秦苛政，還軍霸上。這段歷史，大傢都很清楚。後來項羽到了鹹陽，纔殺掉子嬰，放火燒了秦廷宮室和阿房宮。
由此可見，劉邦比起項羽等人，開始起事的確寬容仁厚得多。後來劉傢漢朝的天下，好好壞壞經過四百餘年後，在歷史上稱為魏、蜀、吳三國的末期，被曹操的兒子曹丕篡位而滅亡。總算曹丕父子，還是很有風度，並沒有把劉漢最後一個皇帝漢獻帝劉協置於死地。曹丕便以新朝魏文帝的名義，封劉協為“山陽公”，讓他安然活到五十四歲。
但在西蜀，還有劉傢一支後裔，便是劉備的兒子劉禪（阿鬥），還在諸葛亮的保護之下，在成都稱帝。等到諸葛丞相六出祁山，身死以後，再也支撐不住，就投降了曹魏，也被封為“安樂公”，阿鬥果然一生有福氣，得到安樂的晚年。
阿鬥與孫皓的對比
其實，這個時候，曹魏天下的氣數，也快要完了。促使西蜀投降的是在曹魏的權臣司馬昭手裏的事。劉禪（阿鬥）投降以後，還曾經發生過歷史上最有名的趣事，看來比起漢高祖劉邦當年的豁達大度還要豁達。我想大傢都知道，不過，再講一次，輕鬆一下也好。
劉禪投降以後，“舉傢遷洛陽，大臣無從行者，惟秘書令郤正、及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行。”他在魏國，被封為安樂公以後，有一天，曹魏宮廷公宴，演四川戲，旁邊的人看了，都很傷感。但是阿鬥卻嬉笑自若。司馬昭看了，就對賈充說：“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耶！”
有一天，司馬昭又問阿鬥說：“頗思蜀否？”阿鬥說： “此間樂，不思蜀。”郤正知道了，便對阿鬥說：“若王（指司馬昭）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果然，有一天，司馬昭又問他，想西蜀嗎？阿鬥便照郤正所教的演答一番。司馬昭聽了說：你今天怎麽和郤正講得一樣的話？阿鬥聽了，就很驚奇地說：“誠如尊命”，這等於說，你都說對了，正是郤正教我要這樣講纔對啊！惹得左右人等，都哈哈大笑不止了。
讀了漢、魏之間的歷史，看來對於古人所說“天道好還”的話，確是一點不差。有關劉漢末代降王，如劉協、劉禪的結局，就好像劉邦初到霸上，下殺子嬰一樣，總算自然很公平地還他一個仁厚的結案。
既然講到這裏，順便一提三國時代的結束，東吳孫權的後人孫皓，被晉室司馬炎所滅亡。孫皓也和劉禪一樣，投降晉朝，被封為“歸命候”，兩年後自然死亡，司馬氏並沒有使他受辱受罪。這正如孫秀所說：“昔討逆弱冠（東吳孫權的父親孫堅。還衹是二十多歲的少年，在漢末，與曹操等舉兵共討黃巾），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但當晉主司馬炎接見孫皓時，便對他說：“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孫皓便說：“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這個對話，完全不同於劉禪的假糊塗真圓滑。孫皓表現得也是真有骨氣。晉室的權臣賈充又問他；“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此等何刑也？”孫皓就說：“人臣有拭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賈充反而被他弄得很慚愧，沒有面子。因為他是幫司馬炎謀殺曹魏後中曹髦的主犯，所以孫皓對他很不客氣。孫皓這種性格，充分代表東吳孫氏後裔“南方之強也，強哉矯”的表現。但孫氏幾代，數十年來雄據東吳，除了割據封疆，擁兵自重，北拒曹魏，西抗蜀漢以外，也並無太多的大過，有此結局，也算是很好了。
從秦、漢以後，把天下國傢完全看做傢天下的財貨，所謂政權，衹是為傢天下財貨經營管理機構的組織而已。這種現象，到了魏、晉時期一百年之間，更為顯著。因此，當曹操培養兒子曹丕篡漢踐位以後，短短做了七年的魏文帝便死了；由他的兒子曹叡即位，做了十三年的魏明帝也就死了。但在這二十年的曹魏政權中心，早已隱伏着另一個專以陰謀起傢的傢族司馬懿父子、兄弟、叔侄的集團。又要取曹魏的政權而代之，變成司馬氏的傢天下了。所以當曹叡死後，便由他的養子曹芳即位，勉勉強強維持了十四年的“五馬同槽”的曹氏王朝局面，弄得曹芳忍無可忍，便叫明了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便被司馬昭幹脆地廢了他，另立了曹丕的孫子曹髦，也衹做了六年的傀儡皇帝，又被司馬昭廢了，封為高貴鄉公。再另立曹操的孫子曹奐，做了六年有名無實的皇帝，就被司馬炎徹底廢黜，封為陳留王了事。從此便變成以司馬炎開始稱晉武帝的晉朝天下了。算來曹氏祖孫三代，先後衹占有權位四十六年。所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是絲毫不差。
劉毅的大膽直言
但當司馬炎篡踐曹魏的政權，史稱為西晉王朝的開始，也便是歷史上另一場滑稽悲劇的開鑼。司馬炎的為人，本來便是司馬氏的權力世傢子弟，深受傢族的陰謀教養，所以他由父親的餘蔭，順手牽羊做了晉世祖的武帝，便志得意滿，親祀南郊，在拜天的時候，就問身邊的司棣校尉（等於後世的人事行政部長）劉毅說：“朕可方（比）漢何帝？”劉毅就幹脆地說：“桓、靈”（這是東漢末期兩個敗傢妁昏君）。司馬炎聽了說：“何至於此？”劉毅說：“桓、靈賣官錢入官庫（歸入政府）。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收進司馬皇帝的傢裏去）。以此言之，殆不如也。”這是說，你還比不上漢桓帝和漢靈帝呢！司馬炎聽了，大笑說：“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但他的好色，比起秦始皇、隋煬帝也差不了多少。他選了東吳的伎妾五千人入宮，服侍他個人的宮女太監們，差不多也有一萬人。因為女色太多，難分專寵，便“常乘羊車，恣其（放任它）所之（隨便它走到哪裏），至便宴寢（就留宿在那個宮女的宮中），飲酒作樂。”因此，“宮人競以竹葉插戶，????汁灑地，以引帝車（引來司馬炎所乘的羊車）。”他是這樣的經常“日事遊宴”，當然就“怠於政事”，不管國傢、天下的正事了！
所以兩晉初期的司馬氏傢天下的政治權力中心，實際又操在權臣賈充等一般佞人的手裏。但他也算享受了“身為天子，富有四海”的皇帝之福二十五年，便由他的癡呆兒於司馬衷即位，被後世嘲笑叫“蛤蟆皇帝”的晉惠帝。就是這位活寶。他的皇后，便是賈充的女兒，也是在晉史上最富有醜聞的賈皇后。她生得“醜而短黑，妒忌多權詐”，但又極其浪漫淫蕩。可是這個癡呆皇帝司馬衷，反是“嬖而畏之”，因此，晉室王朝，本身早已亂七八糟不足以領導天下了。但在這樣傢天下的皇室情況之下，癡呆皇帝也享受了糊裏糊塗的帝王生活十七年之久，真是奇福奇事。可是歷史與政治，冥冥中始終有一個無形的規律在主持仲裁着它的善惡是非，不管你有怎樣的權謀智巧，畢竟是逃不出這個因果定律，這也就是曾子所說“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報應原則。
當司馬炎父子皇帝四十二年之後，司馬氏的傢天下，便內有“八王之亂”，外有“五胡亂華”的開始。司馬炎的兒子司馬熾，做了六年的倒黴晉懷帝，便被“五胡亂華”之首的北漢王劉淵的兒子劉聰俘虜。當劉聰宴會群臣於光極殿，便使這個晉朝的皇帝司馬熾“青衣行酒”（穿着青色的侍從衣服，出來為大傢倒酒）。這樣加以侮辱，他還算是留着故人的情面呢！但最後還是被劉聰所殺。
跟着而來的，便是司馬炎的孫子司馬鄴晉愍帝，也衹做了四年傀儡皇帝，又被劉聰俘虜，而且也照對待晉懷帝的待遇一樣，更降一等，當劉聰出巡的時候，便要這個晉朝投降來的皇帝，充當“車騎將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泣下者。”但這樣還下算了事。劉聰又當着宴會群臣的吋候，再命令他“行酒洗爵，已而又使執蓋。晉臣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司馬鄴）大哭。”劉聰就幹脆一起殺了這對君臣了事。
這便是由司馬氏陰謀篡奪了曹魏四十六年的傢天下，改稱為晉朝以後，經過父子、子孫四代皇帝，總共起來也衹有五十二年的西晉天下，但是身後子孫“悖入悖出”的情況，比起曹魏的結局，不但蕭條，其至更為凄慘。至於對國傢天下人民來說，既不能“修身、齊傢”，更談不上有“治國、平天下”的絲毫功德。
然而綜合兩晉（西晉和東晉）司馬氏的傢天下，卻也拖拖拉拉了一百五十六年之久。這個問題中間的關鍵，究竟是什麽原因？實在也是一個最有意義、最有趣味的歷史文化演變的大間題。但不想拉雜在《大學》的研究中來講，姑且暫不討論，不然，就又成為一個歷史哲學上的專論大問題，不足一朝一夕就可匆匆講得完的。
四八、魏晉南北朝的時代
不過，在我們傳統的歷史上，所謂魏、晉、南北朝的時代，先後總共有三百七八十年之久的時期，每一個短短年代的傢天下的皇室政權，每一個匆匆上臺、急急忙忙下臺的帝王人物，實在正如《紅樓夢》所唱的“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做故鄉”，看來真是可悲可嘆。同時，也可以說這一段的歷史，比起春秋、戰國的三四百年間的故事，更為紊亂和黑暗。但我們從中華民族和中華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看，那就立場不同，觀點也下一樣。例如照舊史的文化哲學的觀念來講，都說魏、晉時代的歷史文化，是誤在知識分子的士大夫們，太偏嚮於註重《易經》、《老子》、《莊子》的“三玄之學”，以致於“清談誤國”，致使“五胡亂華”，形成了東晉南渡以後的南北朝格局。其實，這樣論斷，也未必盡然。我們現在要講這個階段的歷史，卻有三個最重要的關鍵需要另加理解。
要瞭解當時的三個關鍵問題
一是魏、晉以來，文官政治體製的形成。所謂魏、晉時期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們，已經養成輕視傢天下的皇室統治，把從漢朝開始的“選舉”精神、漸漸結合成儒、道、法三傢的政治思想，形成了文人政府的治權，開始建立了一套政治管理學的人事體製，成為後世文官政治“銓敘”人事的先聲。傢天下的皇帝歸皇帝，讀書的士大夫們歸士大夫，完全不理會皇室的權威，自然有他超然於政治權力以外的本身的地位。所謂“清淡”、“三玄之學”和研究新近由印度輸入的“佛學”，衹是文化教育上的一種潮流，一種輕視皇權的反動，反映士大夫們另一種不同意現實政治的風格而已。
這種情況，最初是由曹操父子開其風氣之先，當曹操在開始建立曹魏政權的時候，一面註重法治，一面又特別奬賞聰明才智和文學才華的名士，但又不太要求他們的操守。所以到了魏明帝的曹叡階段，雖然名儒有如陳實、陳群、王祥、賈逵等人，但是新進少年學者，如何晏、王弼，乃至如史稱“竹林七賢”等輩，都是一代俊秀，名重當時，但又多是輕視世事，浮誇自負的青年名士。因此，曹叡想要建立另一種人事制度的考核辦法來替代“選舉”用人。如史稱：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以當疾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
曹叡同意他的建議，就詔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試法七十二條。然而經過朝廷（政府）會議，遲遲沒有通過，結果也就沒有實行。可是劉劭卻因此著了一部《人物志》，開啓後世人事管理學的先河。
其實，在這以前，由陳群在曹魏時期所創建的“九品中正”的人事制度，配合當時從兩漢以來以“孝道治天下”的宗法社會的儒術精神，不但早已實行於魏、晉的時代，也影響後世，使選舉人才的制度，法久弊深，完全變成為名門望族所壟斷的局面，形成兩晉和南朝六代之間的門第、門閥風氣。正如晉初尚書左僕射劉毅所痛惡的“上品無寒門（所謂上流社會，沒有一個是貧寒出身的平民子弟），下品無勢族（所謂基層幹部，沒有一個是權勢傢族出身的子弟）”。其實，劉毅這篇有關用人行政的諫疏文章，直到今天和將來，無論是哪種政黨、政見的民主時代，也應當好好研讀，作為民主選舉的制度精神的參考。
二是世傢門第的學術官僚，形成知識分子讀書人的士大夫集團。這種風氣，從魏、晉開始，直到南北朝的兩三百年時期，並無一個有力者毅然出來鼎革這種時代的弊病。也正如曹魏時代的阮籍所感嘆的“時無英雄，徒使竪子成名”的情況。其原因，是由於傳布學術知識的書本，都靠手寫傳抄的私傢藏書，並不普及。文化教育並不發達，政府與社會，都沒有設立學校的風氣。尤其是一般社會，喪失了自古以來“文武合一”教育子弟的精神；一般上層社會，也衹以讀書成名，便算是品行端正的標準。因此而使學術知識，大都出於世傢權門，形成門第、宗族的士大夫群的權威集團，左右把持皇室的政權，牢不可破。此時正當史稱“五胡亂華”的崛起和西晉皇室的沒落，由群臣擁立司馬懿的曾孫司馬睿南渡稱帝（晉元帝），從此定都建康（南京），就為東晉的開始。但司馬睿和他的兒子司馬紹（晉明帝），雖然南渡以後，先後兩朝稱帝，事實上也等於是傀儡皇室，父子皇帝衹有八九年時間，都在憂患之中死去。
後來真正東晉王朝，雖然再經九個皇帝，共有一百零四年的時間，但政權仍然操縱在王、謝等勢族手中，前如王敦、王導，後如謝安、謝玄等王、謝權門，都是籍籍有名的“世傢望族”的子弟出身。坐以論道，談玄說妙，大多是文（學）哲（學）不分的高手。即使如謝安、謝玄叔侄一樣，總算領導指揮了一次在歷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戰”，打了勝仗。但在指揮打仗的場面中，仍然還不離名士風流的風格，模仿三國時期的諸葛亮，綸巾羽扇，瀟灑自如。猶如西晉初期，與東吳的陸抗互相敵守長江兩岸的羊祜（叔子）一樣，“輕裘緩帶”，依然不失其雍容優雅的風姿。這種士大夫們的作風，在政府或上層社會之間，衹要讀劉義慶所輯的《世說新語》一書，就可大概瞭解當時的一般情形了。
簡單地講，由東晉開始，士大夫們的文人學術官僚集團的風氣，一直沿襲到南朝各代（宋、齊、梁、陳）和隋朝，儼然猶如牢不可破的堡壘，雖然是當時一代當國的帝王，也是對此無能為力，衹好嚮這種現實低頭將就。這是確實值得註意的歷史經驗上的一面“風月寶鑒”。現在且讓我們舉一個歷史的故事來做說明。在南朝蕭道成篡位稱為齊帝的時候，他的中書捨人（等於皇室辦公室的主任）紀僧真，“得幸於齊主（蕭道成）”，“容表有士風”（外表很像一個有學識的讀書人）。
請於齊主曰：臣出自武吏，榮階至此（我從行伍出身，官做到這個階層），無復所須（別的也沒有什麽要求了），唯就陛下乞做士大夫（希望皇上給我一個士大夫的榮譽）。齊主（蕭道成）曰：此由江學、謝瀹（這兩人是當時的名士而兼名臣），可自詣之（你自己去找他們商量吧）。僧真詣學，登榻坐定（剛剛坐到客座的椅子上）。學顧左右曰：移吾床遠客（江學就對旁邊侍候的人說：把我的椅子移開遠一點，不要靠近這個貴客）。僧真氣喪而退（弄得他很沒有面子，衹好回來）。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我現在纔明白，士大夫這個頭銜，就算是當今皇帝天子下命令，也是辦不到的）。
你衹要讀了歷史上這個故事，再來對照一下我剛提過的《世說新語》，便可知道魏、晉、南北朝之間的讀書人、知識分子的傲慢和自負的酸味，有多麽的可畏和可悲啊！這種情形，直到唐朝纔完全開始改變。所以唐代詩人劉禹錫，對南朝各代的首都南京，便有針對這種歷史情形的《懷古》之作了：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傢。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
三是舊史所稱魏、晉、南北朝之間一百餘年的“五胡亂華”局面，幾乎與西晉、東晉的朝代相終始。北方少數民族這個歷史上的舊問題，是中國由秦、漢以來，直到隋、唐之際，大約有一千年左右的大事。實際上，這是中華民族，容納接受“西陲”和“北疆”各個民族歸服內地，融入“華夏”民族的陣營以後，因歷代以來的帝王朝廷（政府），並沒有加以深厚的文化教育，因此而引發的種族文明的衝突，形成“中華文化”的“內外之爭”、“南北之爭”，促使在隋、唐以後中華民族大結合的大事。衹是大傢研讀歷史，容易簡略輕忽過去，沒有特別註意這是歷來中國“邊疆政治”的重要問題，和“華北”與“西域”多種少數民族的生存矛盾問題。同此，歷史慣例上衹以固有的“華夷”之辨和“鬍漢”之爭的習慣，就籠統地稱為“五胡亂華”了。
如果要徹底瞭解這個問題，必須先要從秦、漢歷史上的“匈奴傳”等開始，深切瞭解從中國的“北疆”，東起朝鮮，毗連俄羅斯的南境，直到內外蒙古、西伯利亞，再南回到古稱“西域”、“西北邊疆”的新疆、青藏等廣阔邊境的許多少數民族，和我們遠占軒轅皇帝前後代的血緣關係，以及歷來對待“治邊”政策的是非。這的確是一個很嚴肅的歷史文化的大問題。即使現在和將來，仍需要切實註意正視這類的大問題。衹是我言之慎重，恐怕你們會當作我在狂言亂語，或認為是危言聳聽，所以便衹提到為止。
所謂“五胡亂華”之始，必須先要知道，早在西漢宣帝時代（公元前五○年間），匈奴呼韓邪單於已來歸降，漸通內地。到了東漢光武帝時代（公元五○年間），匈奴南單於以及鮮卑族的歸降內附，致使匈奴北單於又來懇乞“和親”。漢光武帝的政策（戰略），是以匈奴為屏藩來捍禦匈奴，可以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代理防禦、代理戰爭的上策，並使匈奴各族，願意投降的移民內附，居住在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𠔌、代等八郡（在山西、陝西、甘肅境內），賜以糧食、牛羊、絲綢布匹等生存種植物品，而且還派兵保護。到漢章帝時代（公元八十七年間），鮮卑人出擊北匈奴，大勝。因此“北庭”有五十八部，二十萬人，勝兵八千，都來降服，加入雲中、五原、朔方、北地等處居留。接着又在漢和帝時代（公元八十九年間），以及漢桓帝時代（公元一五八年間），乃至在漢獻帝時代（公元二一六年間），都有陸續來降、移民內附的為數不少。
在這個時候，曹操初起，為追除袁紹的兒子、投奔烏桓的袁熙、袁尚，他就並擊烏桓而破之，斬其首領蹋頓（據史稱，是遼西烏桓的另一支）。跟着，他又把由漢光武時代開始入居西河郡（山西、陝西、甘肅一帶）的匈奴等族，分為五部，加以監護。這不能不說是曹操對匈奴等族移民內地的管理政策上，已較有先見之明，衹是當時仍然缺乏加以文化教育的觀念，以致造成後來各民族之間的文明衝突，實為憾事。
“”、“華”民族的混和
但我們講到這裏，必須要瞭解，在這個世界上的東、西文化不同的各個國傢民族之間，早在公元以前，就能接納外族歸附移民，不記宿仇，沒有種族歧視的成見，除了中華民族，可以說是絶無僅有了。因為中國文化，本來有“王道治天下”的傳統，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仁義精神，才能做到。也可以說，中華民族的“華夏”文化，早已在公元以前，就實行了人類大同的理念，早已泯除種族歧視的狹隘胸襟。例如在這以後的唐末五代，以及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國的歷史事實，都是具有這種精神的作用。就以歷史的事實為證明，中華民族從來不肯侵略他人，不是以強權當公理的民族，衹有“忍辱謙讓”，化解其他民族的非禮侵凌，加以感化而融歸於整體“人道”之中。所以在公元六世紀初，南朝梁武帝的時代，印度佛教的禪宗達摩祖師，决定要“東渡”中國傳法。別人問他為什麽一定要去中國，他說：“震旦有大乘氣象。”換言之，所謂“大乘氣象”，就正如佛說的“娑婆”世界中的中國，確然具有慈悲（仁義）的精神。“娑婆”是梵音，它的意義，是說“難忍能忍”的“堪忍”的精神。
總之，由東漢光武帝到魏、晉兩百多年之間，以匈奴為代表的各種入居內地“河西八郡”的各民族，其中分子頗為復雜，事實上，早已是漢族血統大混合的一個時代。如加嚴謹的稽考，北部匈奴的另一支，沒有入居中國的，後來就在歐洲建立匈牙利。丁靈另一支，就是後來的俄羅斯的另一族。烏桓另一支，就是和後來建國的阿富汗有關。鮮卑，就是後世還居留在西域邊疆的錫伯族。隋、唐之間的突厥，就是後來的土耳其。波斯就是後來的伊朗。大食，就是當時的阿拉伯帝國。天竺，就是印度。至於氐、羌、羯等少數民族，大部分都已匯合成後世居留在新疆、西藏（前藏和後藏）、青海等地的少數民族。史稱“五鬍”的，就是當時崛起而建國的匈奴、鮮卑、羯、氐、羌。先後稱王稱霸的十六國，計有前趙、後趙和四次分裂的燕國、五次分裂的涼、三次分裂的秦，以及夏與成漢等十六國。其實，他們當時生活語言，早已華夏、漢化，在基本文化上，也已學會了漢化的文字，衹是在民族的性格上，仍然具有矯捷慄悍的習性．尤其他們看到漢末到魏、晉之間的朝廷皇帝的政權，原來都是這樣搶來搶去，並不行於正道。而且由司馬氏的傢族，搶了曹傢的天下以後，他們自己的傢族，又鬧兄弟爭權的“八王之亂”，互相殘殺。平時所謂文化教育上的“道德仁義”，原來都成為書本上的廢話。那麽，他們也認為自己早已是中國人，中原的天下，大傢有份，因此而形成“起而代之”的亂源。同時，在魏、晉時代，另一批知識分子士大夫們，也看不慣這些世族、門閥士大夫們的作風，幹脆就加入漢化的新民族，即習慣稱呼為“鬍人”的範圍，起而大幹其逐鹿中原的美夢了。這樣，纔是史稱“五胡亂華”的基本原因，事實上，可以說是“鬍華混和”，也並非過分。但在這個階段的中間和結束，就形成“中華文化”另一章的大結合，變成北魏文化與南朝六代的大光彩了。
大傢試想，如果我們也是生在當時外來入居內地的少數民族之中的一分子，由祖先輩從塞外的大沙漠和大草原進入中原以後，正如毛澤東的名詞所說：“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誰又願意再脫離中原，回到那大沙漠和大草原之間，終日與“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環境為伴呢？況且過了沙漠，西去歐洲，正是羅馬帝國強盛紛爭的局面，要想去分一杯羹，絶不可能。北有韃靼的俄羅斯擋駕，東有朝鮮的海峽阻隔。此時，晉室王朝又正好自失其鹿，身強力壯，再不起來逐鹿中原，更待何時，難道要他們真肯傾心於當時的新進文化，去學佛修行打坐嗎？所謂“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這是千古不易的定律。魏、晉、南北朝、五胡亂華的時代，便是這個情形所發生的歷史事故。
鬍漢文化的另一面
現在讓我們簡略地列舉歷史上幾個事實，作為說明。
其一，正當司馬炎稱帝的西晉初期，也就是公元二七九年間，鮮卑族的樹機能（人名）攻陷涼州（陝、甘）邊區。司馬炎采用了王濟的建議，就封匈奴族的劉淵為“左部帥”。其實，在這中間，歷史的記載，就早已說明“自漢、魏以來，羌、鬍、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部。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曾經疏奏說：
戎狄強獷，歷古為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徒內郡雜鬍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製。司馬炎不加理會。不到十年，改封劉淵為“北部都尉”。接着，又再加封為“匈奴五部大都督”（等於是統管五部鬍人的總督），這就造成他後來自稱“北漢王”的權勢了。但劉淵本身，也自有他必然不能久居人下的條件。如史稱：
劉淵，劉豹之子。幼而雋異（幼年的時候，已經不同於一般的兒童）。師事上黨（山西德安府）崔遊，博習經史。淵嘗謂同門生曰：“吾常恥隨（漢初的隨何）陸（漢初的陸賈）無武，絳（漢初的絳侯周勃）灌（漢初名將灌嬰）無文。”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又是文武全纔）。
晉朝的名臣王渾、王濟父子都很賞識他，所以極力推薦。而且劉淵的為人，又“輕財好施，傾心接物”，所以“五部豪傑，幽（現在的北京）冀（河北的真定滄州區域）名儒，多往歸之。”這裏根據歷史所說的豪傑名儒，都是當時在民間的讀書知識分子的士大夫。和一般民間社會上的豪強之士。因此，歷史上便稱他是“五胡亂華”之首的“北漢王”。後來俘虜晉懷帝、愍帝的“漢王”劉聰，都是他的後人。但是根據事實，劉淵父子，早已是漢化的鬍人，並不能算初從境外入侵的外夷了。
石勒與佛圖澄的故事
其二，在五鬍十六國當中，最為驍勇好殺的後趙主石勒、也並非衹是一個武夫。其實，他也早已具有漢化的文化底子。他一邊篤信佛教，師事印度東來中土的第一佛教神僧佛圖澄。同時，又喜歡學習中國的歷史文化，如史稱：
趙主石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 （祖）。”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祖（劉邦），當北面事之，與韓（信）彭（寵）比肩。若遇光武（劉秀），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操）、司馬仲達（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從他的這一段言論來看，的確也非等閑之輩。同時，也駡盡了歷史上不以“功德”取天下的自命英雄們，確是千古名言。比起莊子所描寫柳下惠的兄弟盜蹠與孔子的對話，並無遜色，而且更是痛快淋漓。
石勒雖然並不勤學讀書，但“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張良）諫，乃曰：‘賴有此耳。”’
史稱：“石勒，字季竜，上黨（山西）武鄉人。其（祖）先匈奴別部也（也早已是漢化的鬍人）。年十四，至洛陽，狂笑上都門。王衍（晉室名臣）異之曰：鬍雛聲視有奇志，將為天下之患（王衍看到他，便說：這個年輕的鬍人小夥子，他的說話聲音和眼神，是胸懷異志的，將來會成為禍害天下蒼生的人）。遣人收之（想派人去逮捕他），石勒已去。”石勒既為後趙主，施行暴政。因受佛圖澄大和尚的教化，纔漸回心納諫嚮善。
這個時候，是佛法在魏、晉之間，正式進入中國的初期。一般從西域過來的高僧居士們，都是從事翻譯佛經。晉室的名臣名士如王導、謝安等人，都是極力結交西域高賢，潛心佛學，等於十九世紀以來國內的上層社會，都傾心科學一樣，風靡一時。但還未完全普及，可是在河四及關中的鬍、漢各部，因為與西域較為接近，信奉的就比較內地為多。而佛圖澄的到來，不大講經說法，衹以他本身的神跡示現佛法，又感化了後趙主石勒，佛教的聲望就大為人們所信奉了。
當時，在東晉的西域高士支道林，聽到佛圖澄在石勒身邊，便說：“澄公其以季竜為鷗鳥耶！”支道林的意思是說：佛圖澄把石勒當作飛禽走獸在調教嗎？太危險了！果然，東晉的兵力，曾經一度攻進淮泗，石勒就大發脾氣說，我這樣信佛，反而有敵寇來打我，佛是無神，太不靈了。佛圖澄就對他說了一段神話，你的前身，衹是一個商人，經過罽賓（當時的西域國名，現在的喀什米爾）寺，發心作大佛事，但在僧衆中，有六個得道的大羅漢，接受了你的供養，我也算是其中的一個。當時有一位大阿羅漢就說，這個商人，死後要投胎變雞去受業報。再轉身，便會在晉地稱王。你今天也總算有了好報了。打仗，有勝有敗，怎麽又歸罪到佛法有靈無靈呢！石勒聽了神僧的話，倒很相信，又告訴佛圖澄說，要不殺，是很難做到的。佛圖澄就說：“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耳！”不到十多年，佛圖澄就對他說，我的壽命到頭了，要嚮你辭行了。石勒就說：“大和尚遽棄我，國將有難乎？”佛圖澄就對他說：
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怠。苟德行無玷，雖死如生。鹹無焉！千歲尚何益哉！然有恨者，國傢（指後趙石勒）存心佛理，建寺度僧，當蒙祉福（應當有好報）。而布政猛虐，賞罰交濫，特違聖教（你的政治行為又特別違背佛法），緻國祚不延也（因此，你當國的壽命就不太長了）。
石勒聽了，大哭一場，擡頭看看佛圖澄，已經安坐而逝了。可是不久，有一個出傢人從甘肅過來說，自己親眼看見佛圖澄進了潼關。石勒聽了，馬上命令開棺驗視，並沒有遺體，衹有一塊石頭。石勒一看，煩惱極了。就說，石是我的姓，大和尚埋掉我走了，這個國傢還能長久嗎？果然不久，石勒也就完了。根據神僧的傳記說：“佛圖澄在關中，度化弟子數千萬人。凡居其所，國人無敢嚮之涕唾。每相戒曰：莫起惡心，大和尚知汝。其道化感物，有如此者。大教（指佛教）東來，至澄而盛。”
我們講到這裏，主題仍在說明“五鬍之亂”後趙石勒的時代，正當公元三三○年前後，也是羅馬君士坦丁大帝遷都拜占庭的時期。這時正是魏、晉以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王道”陵夷，儒傢和道傢的文化精神，也已瀕臨續絶，士大夫們的文人政治體製，猶如《詩經·小雅·巧言》六章所說：“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因此漢化已久的“五鬍”等種族，對於固有傳統道德有關的“仁義禮智信”等，都視為空談，不足重視。但從西域新興傳入中原的佛法，以“慈悲”為教，以戒“殺、盜、淫、妄、酒”的主旨，加上宗教神靈默佑的冠冕，反而都被鬍、漢人等所接受。因此而形成隋、唐以後“儒、釋、道”三教的文化匯流，以及後世有北魏佛教文明的興盛，纔有流傳到現在的敦煌壁畫，雲岡、竜門石窟等文物的存留，供人景仰憑吊。這些都是歷史的血淚所纍積而成，我佛慈悲潤澤的結果，並非是離題太遠，專門介紹佛法和神僧的故事。
苻堅見不到鳩摩羅什
其三，例如前秦的苻堅，他的先世，便是西戎的酋長，也不能完全算是境外遷入的鬍人，舊史稱他：“雄武智略，盡有中原。”史稱秦王苻堅鼎盛的時期，其武力霸權，已“東極滄海，西並龜茲（新疆省庫車、沙雅二縣之間），北盡沙漠，唯建康（東晉首都的南京）在外。”但最後以百萬之衆南伐東晉，為謝安、謝玄所敗，自稱“秦王”衹有二十七年。壽命衹有四十八歲。但他能重用隱居華陰的山東名士王猛，也就是曾經與東晉的權臣恆溫見面，所謂“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的奇士。王猛在臨死之前，吩咐苻堅說：
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相安，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後來苻堅自負以百萬之衆，可以“投鞭斷流”，南伐東晉。弄得宗室苻融沒有辦法．衹好對他說：“王景略（王猛字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亮），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苻堅還是不肯回心轉意，終於一戰而敗，身死國亡，不出王猛之所料。
但是，苻堅也是傾心文化，尊重學者和高僧，對他們都是加以特別的禮遇，絶不自以為是，輕視文化人士。他除重用王猛，言聽計從，尊如師禮外，那時在襄陽還有一位高僧道安法師，名重一時，他是佛圖澄的弟子，也就是後來南渡到廬山，建立淨土宗念佛法門，影響中國千餘年來各階層社會的慧遠法師的師父。道安法師的學問和德行，中外皆知，東晉朝野也很仰慕。在中國文化哲學史上所稱的“襄陽高士”習鑿齒來見道安法師，自稱，“四海習鑿齒”，法師對說，“彌天釋道安”，便是這個故事。苻堅敬仰道安，曾經送他“外國金飾佛像金縷結珠彌勒。法師每次講經說法，便安沒此像作證。”但苻堅終於忍不住而攻打襄陽獲勝，就親自與道安法師見面，對左右的人說：“吾以十萬師取襄陽，得一人半耳。”左右問為誰？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可是，苻堅南伐東晉，苻融請道安法師力勸，也終於不聽。但他既得道安法師之後，又聽說西域有高僧鳩摩羅什，道望推重一時，就又派大將呂光（字世明，河南洛陽人）率兵七萬西徵，要迎取鳩摩羅什東來中國。
呂光奉命西徵，據說，威服四十餘個小國。到了龜茲，以武力威脅，龜茲國王無奈，衹好出讓高僧鳩摩羅什。但呂光得到鳩摩羅什，回到了姑臧（甘肅的武威），聽說苻堅已死，他便收降了涼州牧（甘肅地方首長），先自稱為“酒泉公”，後又自稱“涼帝”。因此鳩摩羅什法師也在後涼呂光父子手裏，被“涼”了十多年。這個時候，正是公元三九二年之際，歐洲的羅馬，正開始確定基督教為國教。
苻堅以霸權武力，派兵遣將遠征西域，衹為了迎取一位有道有學的高僧東來，實在是古今中外歷史上，極為稀奇少有的事。同時，也可知後來佛學在中國的盛行，鳩摩羅什法師對中國文化哲學、文學上的深遠影響，也是史無前例的重要事件。
十多年後，西戎羌族的姚興，即位後秦稱王，又派大將姚碩德伐後涼，迎請鳩摩羅什入長安，待為國師，安居於長安的“逍遙園”，翻譯佛經三百餘捲。門下弟廣共襄譯事的很多，據說，從學的中國僧俗弟子，有兩二千人之多，而特別優秀突出的有七八人 例加後來史稱“生公說法’’的道生，與著《物不遷淪》、《般若無知論》等哲學和科學上千古名文的僧肇，以及道融、僧叡等，各有著述。尤其他開創用梵文的拼音原理，為中國文字首創音韻字母的拼音反切方法，便是鳩摩羅什法師與他的中國弟子僧叡、惠觀、惠嚴等的功勞。可惜法師在秦住世譯經的時間，衹有九年，便已圓寂。算來世間的壽命，並不太長，實在也是中國佛學文化的一大憾事。
但當苻秦與姚秦的兩個時期，中國的道安法師，與西來的鳩摩羅什法師的時代，關中（潼關以西）與洛陽等中原一帶地區的第一流知識分子、優秀人才，因對於當時政權的悲觀和厭倦，大都是脫離現實，跳出世網去出傢學佛。不然，就去學神仙，做道士，因此也可以說東晉時期是“天下之言，不歸於佛，即歸於道”的時代。南渡以後，東晉王朝上下各階層的社會人士，也是如此，在位的權勢名臣如王導、謝安等人，都與西域過來居住在江南佛學的名士支謙、支亮等人有密切交往。例如道安法師居襄陽的時期，東晉的孝武帝司馬曜，便賜以詔書說：“法師以道德照臨天下，使大法流行，為蒼生依賴，宜日食王公祿，所司以時資給。”但道安法師卻固辭不受。而且當時興起一種講學論道的風格，所謂有學問有修養的人，手裏都拿着鹿或馬的尾巴所做的拂塵，表示有出塵離俗的風度，這在史料的稱謂便是“手持拂塵，從事玄談”的風氣。事實上，這種習慣，是從印度文化中婆羅門教手持拂塵所傳布過來的形象，我們現在還可看到在佛、道兩門中還保有“持拂”的風規。
儒傢沉寂、佛傢昌盛的時代
總之，從魏、晉、南北朝以來，直到唐代開國之初的三百多年時期，所謂儒傢“孔盂之教”、“五經之學”，非常沉寂，平常也衹是用來讀書習字，求知識的普通教育課本而已。並不像宋、明以後，不講究孔孟之教，不合“儒宗道學”的人，就難以立足於朝廷，甚至在“土林”社會中，也會終身為人所輕視了。但在東晉到南朝六代之間，由於關中（籠統地指長安、洛陽一帶）的佛學昌盛，江南佛教寺廟林立，影響了當時的各層社會，上至皇帝，下至販夫走卒，個人所取的名字，很多用佛經上的菩薩、羅漢、那羅延等名詞作為人名，由此可見當時佛學文化影響中國的情形，是如何的普及。這好比現代二十世紀的時期，人們喜歡取用西方的名字，如約翰、海倫等，乃至市面商店，也有以原子理發廳、原子冰淇淋店等作為招牌的，這同樣是時代感染的常態，並不足為奇。
可是正如曾子所說的：“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到了公元四四○年間，北魏拓跋氏興起，江北統一，南北朝對立的形勢從此開始。北魏朝野後來也受佛教文化的影響，歷代陸續建造佛寺三萬餘所，剃度出傢僧尼達二百萬之多，聲勢之隆，更過於“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情況。但在五世紀間，北魏的皇帝太武帝燾，因受篤信道教的大臣崔皓所影響，崇拜道士寇謙之，便做出使佛道兩教相爭的大事，也就是中國宗教史上，佛教受到所謂“三武一宗”之難的第一遭。同時，也是中國本有文化意識史上自相鬥爭的大事之一。
據史料所載：宣告諸鎮將軍刺史，諸有浮圖（佛寺）形像及一切佛經，皆擊破焚燒，沙門（出傢人）無少長，悉坑之。但太子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預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換言之，三萬多幢佛寺，都被摧毀了，也真是一場破壞性的壯舉，但現在看來，也早已史有前例，不足為怪。況且從美國人凱恩斯的經濟學說觀點看來，“消費刺激生産”，沒有偉大的破壞，哪有偉大的新生産呢！你說是不是啊？人類就是這樣幼稚，經常做出許多無理取鬧的事，贏得自我毀滅。
其實，早經古代學者的考證，北魏拓跋氏也是黃帝的子孫，“昌意”的後裔，受封北方的一支，有“大鮮卑山”自以為號。故到北魏建國開始，“去鬍衣冠，絶虜語，尊華風”，一律恢復學習漢化的文化習俗，遷都洛陽，改姓元氏。公元四五年，還在南朝齊、梁之際，製定“禁同姓相婚法”，“定戶籍法”及“公服制度”。而且更有意義的是，在那個時候，北魏就已開始實行“均田法”，也就是土地公平分配的政策，如果跟現在相比，他在一千五百年以前早已“前進”了。至於有關這個時代的“佛學與佛教”文明的興盛和得失，宋代名儒而兼名臣的司馬光，對於《魏書·釋老志》所載，便有一篇論文，也很有參考的價值。
總之，根據歷史的經驗，作為能夠影響一個時代的領導人物，基本的見解和修養，確實需要《大學》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心境，才能夠做到利己利人，功在當世，濟世安民，澤及萬代的大業。
四九、南朝權位戲連場
在公元四二○年間，東晉末代完結，南朝開始第一代的宋武帝劉裕，是農民出身，幼年就長養於佛寺，所以小名“寄奴”，後來得到時勢造英雄的機會，最後就幹脆謀殺了在位二十二年的晉安帝司馬德宗，又用毒藥再殺了被他利用了兩年的晉恭帝司馬德文，自己就學習曹丕、司馬炎的辦法，照樣畫葫蘆，篡位稱帝，定國號為“宋”。但比起曹丕篡位不殺漢獻帝，司馬炎篡位也不過分而殺了曹奐，劉裕的行為就不同了，南朝各代，由篡位稱帝對於前朝的子孫“斬草除根”的先例，是由他開始。以後接着齊、梁、陳、隋，都是同樣翻版，衹是隋朝開國的隋文帝楊堅，在殺戮以外更加滅族，所以歷史學家們，便說隋朝皇權，是必然不會長久的。
劉準、蕭衍、蕭繹、陳叔寶的故事
劉裕自己做了三年的皇帝便死了，經過子孫繼承帝位的七個職業皇帝，一共衹有六十年的劉末天下，便又被權臣蕭道成照樣翻版篡位，就改“宋”為“齊”了。但當蕭道成篡位稱帝，創建齊朝的初期，先來廢掉劉宋還衹十四歲的幼主順帝劉準時，劉準便收淚說：“欲見殺乎？”那個奉蕭道成命令而來的王敬便說：“出居別宮耳！官傢（對皇傢的代名稱）先取司馬傢亦如此也（指劉準的祖先劉裕篡位稱宋帝時，迫害晉朝司馬氏的後代，也就是現在這樣做的）。”因此宋順帝劉準，也便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下場了，就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傢。”最後，蕭道成當然放不過他，不但殺了劉準，還滅了他的傢屬。
劉準所說“願後身（生生）世世，勿復生帝王傢”的話，實在足為千古濫用極權者的警語。而歷史上有同樣的痛苦，但有不同的悲壯故事，就是明末的懷宗朱由檢，也就是後人統稱為崇禎皇帝。他在國破傢亡的時候，準備自殺上吊以前，召來他衹有十五歲的女兒（公主），說了一句：“爾（你）何生我傢？”就自己用左袖掩面，右手揮刀，斫殺公主，因為用力不準，衹斷了公主的左臂。讀了歷史，便可知道做帝王或權勢傢族的後代，實在並非是真正的幸福。
可是蕭道成自己本身在位做皇帝，也衹有四年，接着總共雖有七個糊塗的子孫皇帝，也不過二十四年，就又被同宗的蕭衍所廢，改國號為“梁”，那便是後世較為有名的吃素學佛的梁武帝。他總算比較好心，起先沒有要殺蕭道成的後人，但因瀋約的警告“勿慕虛名而受實禍”，終於也照樣畫葫蘆。他本身在位四十八年，除了喜歡學做和尚，當佛學大師，親自講經說法以外，還不算有太多的大過，壽命也活到了八十六歲。但很可惜的是把權謀當作道德，尤其是投機取巧，錯用了東魏投降過來的叛臣侯景，終於被迫而餓死臺城（南京）。但他在臨危的時候，卻說了“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又有何憾”的灑脫壯語，這種猶如賭徒的豪語，的確也非平常人所能企及的。後來他的子孫還繼續稱帝了六年，也算共有四主，五十四年的天下。
在中國的歷史上，梁武帝蕭衍，可說是一很特別的書生皇帝，他是文學家，又是哲學家。他在登位之先，便和一班當時的名士學者們，對主張“現實唯物論”的學者範縝所著的《無神論》打筆墨官司。他是極力主張有神論，認為生命是有前生後世，確實另有一個“神我”的存在。他早死的大兒子蕭統，就是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昭明太子”，後世流傳的《昭明文選》便是他編輯的大作。後來反抗侯景的梁元帝蕭繹，也是他的第七個兒子，同時也是歷史上一個讀書皇帝的活寶。他即位後，就派陳霸先討伐侯景，三年以後，自己是被西魏攻進所殺的。但在敵人進城之前，他還有心情在作詩。當他知道敵人進入金城（宮城）的時候，“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被殺以前，有人問他，燒書是什麽意思？他說：“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這也是天下第一奇言，自己本身沒有雄纔大略，卻埋怨讀書無用，豈不可笑，就大不如他的父親梁武帝的豁達灑脫了。
接着蕭梁而篡位稱帝的，便是陳高祖陳霸先。他從小也是一個“不事傢人生産”，放蕩不羈的性格，但卻會陰陽之學，通達“奇門遁甲”等方術。登位以前，也照舊先殺了梁主江陰王蕭方智。不過他自己本身也衹做了三年的皇帝，五十九歲就死了。經過四個子侄輩先後即位，最後便是他的孫子陳叔寶作為末代的皇帝，也便是在歷史上有名的風流皇帝陳後主。當隋兵打進臺城南京，他就抱着妃子張麗華、孔貴人跳進水井裏去逃避，最後被人放下繩子，三個人一起被拉上來。那個水井，變成南京名勝之一的“景陽宮井”。這也是歷史上風流皇帝在亡國的時候，抱着美人跳井的鬧劇主角。但當時帶兵打進南京的，便是後來的隋煬帝楊廣，他總算沒有殺了陳叔寶，衹把他當戰利品，做為俘虜而“獻俘太廟”，把他做為自己論功行賞的活寶。所謂“南朝”之一的陳朝，一共也衹有五主，三十三年的天下，如此完結了事。
陳後主陳叔寶，也和比他遲生三百多年的南唐李後主差不多，除了風流自賞以外，還是一個愛好音樂的名傢，他還未亡國時，自己製作了有名的歌麯《玉樹後庭花》，教導宮娥們習唱，民間也有流傳。因此，唐代的詩人杜牧有感於陳後主的故事，便有《秦淮夜泊》的詩說：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傢；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我們如果照中國傳統文化的哲學觀點來說，“造化”老兒，真會玩弄人類。由他所編寫中國歷史的劇本，總是給你畫格子，又畫圈圈，使你在社會的演變格子裏，好像規定五六年一小變，十五六年一中變，三十年左右又一大變。然後又變方格為圈圈，六十年左右一小變，一百二十年左右一中變，一百八十年左右一大變。在這些方圓的演變程式中，用加減或乘除的公式，好好壞壞，多多少少，就看人類當中的操作算盤的人，自己怎樣打算放賬和收賬了。其實，“造化”老兒也很公平，對於其他各民族的規格，也差不多。衹是他們過去，沒有像我們的祖先，對於歷史是采用“會計”和“統計”法。我們祖先，對以往的歷史，賬本記得比較清楚，所以看來就很明顯，也很驚人。
楊堅、楊廣父子的故事
由魏、晉以來舊史所稱的“五胡亂華”到南北朝的對立，在中國文化的演變史上，將要進入儒、佛、道三傢匯流的前期，我們首先需要瞭解，所謂“北朝”的北魏，統一了江北各個少數民族胡亂建國以後，結果又分裂成為東西兩魏。東魏後來又變為北齊，西魏又變為後周。從楊堅的崛起，並了後周、北齊，滅了江南的陳國，然後南北纔得“混一”，稱為隋朝。為李唐的建國首先開路的隋朝三十二年的天下，就在滅掉南朝陳後主的時候開始了。隋朝開國的隋文帝楊堅，和他繼承皇位的兒子隋煬帝楊廣，也都是歷史上的明星皇帝，更為有趣。但大傢不要忘記，在魏、晉、南北朝的三百多年以來，江北、江南的社會上下，都充滿了佛學和佛教的氣氛。那個時候，並沒有把儒傢的《大學》、《中庸》或“四書”，當作帝王政治指導原理的“帝王學”來使用。所謂《大學》，《中庸》是帝王們必讀之書，這是南宋以後的廣告宣傳，應該另當別論。因此，做為隋朝開國之君的隋文帝楊堅，便是當時最時髦有趣的明星皇帝了。
現在先說歷史上記載楊堅的出身故事。他小時候的名字叫“那羅延”（是佛學中東方金剛力士的名稱，猶如陳朝的大將蕭摩訶，都是佛學中的名詞）。他的父親楊忠，本來就在西魏及後周做官，封為“隨公”。母親生他的時候，已有很多的神話，是真是假，都不相幹，姑且不論。生了他以後，從河東來了一個尼姑，就對他的母親說，這個孩子來歷不同，不可以養在你們凡夫俗子的傢中。他父母聽了相信，便把他交給這位尼姑由她親自撫養在另外的別墅裏。有一天，尼姑外出，他母親來抱他，忽然看到他頭上有角，身上有鱗，一下怕了起來，鬆手掉在地下。剛好尼姑也心動怕有事，馬上回來，看見便說，啊喲！你把我的孩子嚇壞了，這一跌，就會遲一步才能得天下。不管這個故事的真實與否，楊堅父子的確也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重要人物。所以舊史學家，不好意思明寫，但也不排除當時堅信不疑的流傳神話，就照舊老老實實地記下來了。
楊堅後來在北周的篡位稱帝，已勢在必行，但促成他下篡位决心的，最重要的是他的妻子獨孤伽羅的堅持。獨孤氏勉勵楊堅的名言，就是“騎虎之勢，必不得下”。他開國稱帝開始的行為，同樣地就埋下了《易經·坤卦文言》所謂“積善之傢，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傢，必有餘殃”的不可思議的自然定律，那便是他盡滅北周國主宇文氏之族。他的兒子隋煬帝，結果反被宇文化及所殺，就此隋亡。楊堅父子的隋朝天下，始終衹有三十二年而已。這樣循環往復的現象，好像就自有規律的輪轉存在似的。
且說楊堅做了皇帝以後，當然就是獨孤氏升做皇后，史稱“後傢世貴盛，而能謙恭，惟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事實上，隋文帝楊堅恰是歷代帝王怕老婆集團的常務主席，所謂“寵憚”二字，就是怕得要命的文言。最後，因為聽信獨孤皇后和他第二個兒子楊廣的蠱惑，終於廢掉大兒子楊勇的太子權位，而立楊廣為太子。但在獨孤皇后死了不到三年以後，楊廣幹脆就殺了在病中的父親隋文帝楊堅，自己即位做皇帝。楊堅在臨死之前，纔後悔太過分聽了皇后的話，受了兒子的欺騙，便捶床說：“獨孤誤我。”但是已經太遲了。他做了十六年的皇帝，功過善惡是非參半，不知道那個教養他的老尼，怎麽衹能養成他做皇帝，卻沒有教養他做個好皇帝的學問呢！豈非“為德不果”嗎！
至於隋煬帝楊廣，在他弒父殺兄，登上皇帝寶座的初期，那種躊躇滿志的高興，便自有詩說：“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逼人來。”那是何等的得意，後來天下群雄並起，他遊幸到了揚州，自己也知道靠不住了，常常引鏡自照說，“好頭頸，誰當斫之？”使得在旁邊的蕭皇后，非常驚訝地問他，為什麽講這種不吉利的話。誰知道他卻笑着答復蕭皇后的問題，說出了幾句“出類拔萃”的哲學名言，比起那些“披發入山”或“剃發為僧”的高士，還要瀟灑。他說：“貧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這等於是說，一個人生，對於貧賤和富貴、痛苦和快樂，都需要輪流變更來嘗試一番。這又有什麽稀奇？何必那樣悲傷呢？他明知自己已經快到了國破傢亡，身首異處的境地，仍然還如平常差不多的名士風流，看通了“悖入悖出”的道理，甘心接受因果律的應驗，好像自己有意作成“自食惡果”的佼佼者，這也真是不同凡響的輓歌。
但從隋朝楊堅父子“混一”中國以後，便轉入李世民父子的李唐時代，纔真正統一中國，建立唐代將近三百年的天下。後世學者，平常習慣以“隋唐”並稱，因為隋朝的短暫三十多年，隨之而來的，便不是以陰謀篡位而得天下，他也同漢初一樣，以武功而建立唐朝的，此所謂“隋”之謂“隨唐”也。
也許從這個觀點，引證歷史，你們可能會說這是唯心哲學的史觀，覺得可笑。其實不然。因果定律的存在，無論唯物、唯心，都是同樣的事實，也是自然科學共同的認定。如果詳細時論，便又牽涉到哲學和科學碰頭的專論，我們暫且不講，以後有機會再說。現在插在這裏，我們先看一看當清朝的開國之初，所謂“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在他開國稱帝的第四年，親徵原屬蒙古後裔的葉赫族，盡滅其國。葉赫族貝勒金臺石率妻子登所居高臺，寧死不投降，而且發誓，衹要葉赫族有一人在，即使是女的，也必報此恨。因此，清朝兩百多年，遵守祖製，絶不娶葉赫族的女子做後妃。但到了奕諠即位，年號鹹豐的時代，葉赫族的後裔，就是“清史”有名的“慈禧太後”那拉氏（葉赫族原為納喇氏，音譯不同），偏又入宮成了貴妃，又生了兒子，即六歲就接位的同治，衹做了十三年的皇帝，十九歲便死了。以後便開始由慈禧策劃，名為兩宮皇太後的懿旨，立了光緒。實際上，就是慈禧專政，一直到把清朝徹底毀滅，就是她一手所造成的後果。這是巧合，或是前因的反復，就很難論斷了，但卻是一樁真實的歷史故事，並非虛構。
誰能逃避無形的因果定律？
所以《大學》一再強調“誠意、正心、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之道的“明德”之教，是闡揚文治與武功的政治行為。雖然從表面看來，衹有現實的利害關係，並無絶對的是非、善惡的標準，但其中始終有一個不可逃避的無形原則，那便是循環反復的因果定律，正如《易經》泰卦爻辭所說的“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的道理。“為政’果然如此，做人做事，何嘗不是如此。這也就是曾子所說“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道理。
我們現在提出的歷史事實，衹在證明真正“誠意”、“正心”為“治國、平天下”，能夠“以德服人者王”的並不易得。大多數都是“以力假仁者霸”的存心和行為，以及他們的開場和結果。然後反觀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國傢，為什麽有如此的麯折？究竟自我要在哪一種文化，哪一種“政治哲學”的意識文明上，才能做到萬古千秋、國泰民安呢？實在值得深長思量啊！難道過去我們幾千年來的先人，都是笨蛋，都不及二十世紀的人聰明睿智嗎？那麽我們的“基因”，根本就有問題囉？是嗎？
但恐怕引證歷史太長，離題愈遠，所以衹大略提出魏、晉、南北朝的兩三百年的紊亂而且短暫的歷史局面，做為對照。可是這種講說，還具有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兩個重要觀點，井未闡明，同時也希望即將放眼於世界人類學的國際學者們，也須特別註意留心。不可以偏概全，麯解了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真義。
講到這裏，本來已經信口開河，收煞不住，便想繼續說明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特性。正面告誡國際上一般似通非通的所謂“中國通”的學者，不要眼光如豆，得少為足，然後便師心自用，以主觀的偏見，想來挑起新時代的文化戰爭，實為不智之極。但又忽然想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還是讓你們多去用點心力來做些輓救世道人心的工作吧！
五十、所治在法，能治在人
《大學》所說的“治國、平天下”之道，講到這裏，就轉入“為政在人”的法治和人治的大要。但曾子從這裏起，都是引用在他以前的歷史經驗，做為說明。他首先引用《尚書》的《康誥》中“惟命不於常”的一句政治哲學，是在說明“秉國之鈞”的當道為政者的精要重點所在，值得註意研究。
接着，他便引用《楚書》所說：“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這兩句話，是春秋時期記載在楚國國史上的名言，原文接近白話，大傢一讀就明白，就不再加解說了。不過，需要知道，在曾子那個時代，楚國正是南方新興的強國。楚國的名相，如令尹子文、孫叔敖等人，也都是一代的名賢。而且人才輩出，是當時南方文化特有的現象。例如有名的道傢人物，如老子、莊子，從當時來說，都算是楚人。後來影響中國文學最有力的《離騷》作者，便是楚國的名臣和忠臣的屈原。由於曾子引用了《楚書》，更可說明當時的南方楚國文化，早已與中原的華夏文化、河洛文化並駕齊驅，別成一格，也已為儒傢學者所重視了。
然後他又引用了春秋初期，在各國諸侯中的第二位霸主晉文公的名臣舅犯的話：“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晉文公是因為晉國傢族的內亂，出外流亡在國際間十九年，終於能得回國即位，勵精圖治，稱霸諸侯。當他在外流亡的時期中，追隨維護他的，共有四五個最得力的名臣賢輔，舅犯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單名是個“犯”字，因為他是晉文公的舅舅，所以後來便以“舅”為姓，叫做“舅犯”。明白了這個歷史故事，便可知道舅犯所說的“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的意思。也就是說，我們在國際間流亡了十九年，依靠什麽法寶呢？唯一的法寶，便是幾個仁人君子，同心一志，親密無間地團结在一起，才能贏得國際間的親切援助。
曾子從《秦誓》上發揮
然後，他又引用了《秦誓》的一段話，說明一個領導者，重用賢者的不易道理。這一段的歷史故事比較長一點，這是有關秦始皇先代名王秦穆公的故事。在春秋初期，這也是膾炙人口的事跡。由此可見秦國以一個後起的弱小諸侯，竟能自成霸業，威震四方，終春秋、戰國之世，諸侯國際之間，誰也不敢輕觸其鋒，並非偶然的事。所以賢如孔門的高弟曾子，也不得不重視秦穆公的政治文化的大要了。我們現在研究，勢必要把曾子所引用《秦誓》的一段話，先來瞭解：
秦誓曰：“若有一個臣（假定有一個人），斷斷兮，無他技（他能夠具有明智的决斷，雖然並無其他專長的技能）。其心休休焉（但他的心胸寬大），其如有容焉（好像一個大容器，能夠包容各類的人物）。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別人的長處，就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樣）。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別人有美德賢才，他就喜愛得很），不啻若自出其口，實能容之（不衹是在表面上嘴巴說說別人的好處，事實上，他真能容納別人的長處，猶如自己一樣）。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這樣的人，當然能保護我們的子孫和人民，對於國傢有多大的利益啊）！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別人有本事，就妒嫉他、討厭他）。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對於別的有美德賢才的人，便故意反對他，還設法使他到處行不通），實不能容（事實上，他實在是無容人的度量）。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這種人，絶對不能保護我們的子孫和人民，實在是很危險的人物）。”
曾子在引用了《秦誓》原文以後，便加以發揮地說：“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這是他根據《秦誓》的最後七句話，說到那些當道的人，既沒有容人之量，反而還妒嫉有賢德的人才，那就應該流放他們到四夷去，不和他同居中國。這好像是曾子完全學了孔夫子的辦法，一上手就先處理了少正卯再說嘛！其實，並非如此。這幾句話，是曾子理解到秦穆公作《秦誓》的時候，有關百裏奚和蹇叔的出身故事，我們在後面再說清楚，就可明白他評論的要點了。因此，他的後文就說：
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縱然看到好的賢人，但不推薦提拔），舉而不能先（雖然推薦提拔了，但太遲了，已失去他發揮才能的時機），命也（那是命應該如此，無話可說）。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明知道他的不對，但不能辭退他，或者辭退了，還不能真和他疏遠），過也（這就是本身的罪過）。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災）必逮夫身（總之，力政治國之道，假如衹是憑自我的主觀，師心自用，或剛愎成性，自己真正所愛好的方向和目的，是一般人們所厭惡的。自己所討厭的方向和目的，正是一般人們所喜愛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是違背了人性。那麽，倒黴的災難，一定會臨到他自己的本身了）。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最後一句是曾子的結論：所以說，真是一個仁人君子，必然會遵循一個千古不易的大道，那就是言行忠信，必然可以得到一切好的結果。如果是自滿、自慢、自傲，而且自以為是，一點也不悔改，那就必定會失去了一切。
秦穆公重用百裏奚
公元前四二○年左右，就是周襄王的時代（也正當齊桓公伐山戎，兵臨孤竹的那個時期）。在西陲的秦國，就由秦穆公（名任好）即位，他所迎娶的夫人（妻子），就是晉太子申生的姊姊。這個時期，晉國的諸侯獻公故意與虞國（山西平陸縣地區）交好，嚮他藉路出兵，要攻打虢國（山西平陸縣北部），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假途滅虢”之計的陰謀故事。因為晉國出兵滅了虢國以後，班師回來，又途經虞國，就順手牽羊把虞國也一起滅了，同時俘虜了虞國的君主和他的大夫百裏奚。
晉獻公得勝回國之後，正好把女兒出嫁給秦穆公做夫人，就把百裏奚分配為出國陪嫁的男僕。百裏奚就設法逃亡到了宛地（河南的南陽）。但很不幸，又被楚國邊境的老百姓抓住了。秦穆公卻聽人說百裏奚是一個很有才能的賢者，便設法派人到楚國去，說自己秦國有一個陪嫁過來的僕人，逃亡在你們楚國，我們願意出五張黑色的上等羊皮作代價，把他贖回秦國。楚國邊地的老百姓一聽有這樣高的代價，就把百裏奚交還給秦國。這個時候，百裏奚也已七十多歲了。
秦穆公得到百裏奚，首先就親自解左他的刑具，嚮他請教治國的大事。百裏奚就說：“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秦穆公就說：“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秦穆公再三耐心地請教，百裏奚就對他長談了三天。秦穆公高興極了，就把治國的政權交給他，號“五羖大夫”。百裏奚又謙虛地說：我實在趕不上我的好朋友蹇叔，他纔是一個真正賢能的人才，但可惜世人都不知道他。我以前曾經遊歷到齊國，流落他鄉，窮睏到了極點，就在沛縣討飯，蹇叔因此而收留了我。我想出來替齊君“無知”作事，蹇叔阻止了我，叫我不要去，因此而使我躲過了在齊國一場政變中的災難。以後，我又到了周朝的國都，周王子穨喜歡玩牛，我就以養牛的專長技術和他接近，周王子穨也有意想用我，蹇叔又叫我不要幹，所以我就離開了周地，跟着，周上子穨也在一次政變中被殺了，我總算又免了一次災難。後來又替虞君做事，蹇叔還是阻止我不要幹，可是我明知虞君不會聽我的建議和計劃，但是我貪圖虞君給我的高官厚祿，待遇太好了，我就幹下去了，因此終成為亡國的俘虜。我前兩次聽他的活，使我得免於難，就是這一次我不聽他的，所以捲入了虞國的大難之中。由於我和他個人交往的事例，便可知道蹇叔是一個真正賢能的人才。秦穆公聽了，就馬上派人以重金作禮物，迎接蹇叔到了秦國，請他擔任上大夫的職務。所以蹇叔和百裏奚兩人成為秦國一代的賢臣，使秦國一躍而威震西戎，他兩人最後成為秦國的大老。
在春秋時代，諸侯國際間的變化很大，正在秦、晉修好的五六年之間，晉國宮廷發生內亂，因此，也影響秦、晉之間許多事故。恰巧又碰到晉國大旱，鬧饑荒，便嚮秦國求助藉糧。秦穆公本來不想援助晉國，但百裏奚就說；“晉國的新君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秦穆公認為有理，就用舟車等運輸工具，由陝西運糧救濟山西的晉國。過了三年，秦國也因天災而鬧饑荒，就嚮晉國去藉糧。可是晉國的新君晉惠公夷吾，反而聽信讒言，乘人之危，就出兵攻秦。秦穆公衹好發兵親自主持反攻，就和晉惠公夷吾在韓地（陝西地界）會戰，晉夷吾看到戰場的形勢有機可乘，便親自帶了少數人馬，衝鋒陷阼，不幸馬失前蹄，陷於泥淖。秦穆公就和麾下人馬，想趕來活捉晉夷吾。結果，不但沒有抓住他，秦穆公自己反被晉軍包圍了，而且還受了傷。正在這個危急的時候，忽然來了一支岐山下三百人組成的義勇軍，衝進重圍，不但解脫了秦穆公的危難，而且還俘虜了晉惠公夷吾。
其實這支岐山腳下的農村遊民臨時組成的三百義勇軍，秦穆公事先一點也不知情。這是在幾年以前，秦穆公丟了一匹平常最喜愛的名馬，它跑到了岐山下面，就被山下農村的遊民們抓住，當場殺了吃了。參加吃馬肉的，共有三百人。當秦穆公派出去尋找馬匹的官吏們來了，一看，國君的馬正被他們放進嘴裏去了，那還得了，一面派人報告秦穆公，一邊想調兵來抓人抵罪。誰知秦穆公聽了報告，便說：“君子不以畜産害人（君子不可以為了畜生而傷害了別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我聽說吃良馬肉不喝酒，會生病的）。”就派人專程送酒去給他們吃喝，而且聲明赦他們統統無罪。所以這三百人，牢記秦穆公的不殺之恩，總想找個機會報答，現在聽說秦穆公正和晉國交戰，而且戰況不利，他們就自動組成義勇軍趕來了，每個人都爭先拼命，衝進晉軍的重圍，真是歪打正着，恰恰解救了秦穆公的危機，還使他打了一次很大的勝仗，俘虜了晉惠公夷吾。這好像正是秦穆公量大福大的報應似的。這件事，如果擺到兩千多年後的今天，被國際上保護動物的人知道了，一定會提出控告秦穆公和吃馬肉的三百個人，共同犯了侵犯“馬權”的殺害罪。然後扯到“馬權”和“人權”之爭，就好大作文章，大傢有事可做了。
秦穆公這次受到晉夷吾的刺激太大了，便宣佈要活活地殺了他，祭拜上帝。可是，那時各國諸侯的宗主周天子聽到了這件事，便派人對秦穆公說：“晉我同姓，為請晉君（晉國是我周天子的同宗，我要求你放了他）。”同時秦穆公的夫人正是夷吾的姊姊，當然受不了這種事的發生。她就穿了孝服，光着腳不穿鞋子，來見秦穆公說：“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我兄弟犯了大錯誤，但我救不了他。我也衹好對不起你，也不想活了）。”秦穆公一看情勢，便對他的夫人說：“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算了吧！我就放他一馬，叫夷吾來當場簽約，叫他的太子圉來做人質，獻上河西的地盤吧！當然晉夷吾都一一照辦了，就放他出來，請他住在國賓館，並且還用最上等的飲食款待他，送他回國。秦國的國界，也從此就擴展到竜門河的邊境，直逼晉國的疆界了。
“蹇叔哭師”的故事
晉公子圉在秦國，並配秦女為妻，過了幾年，逃回晉國，即位為晉懷公。這件事，又使秦國上下非常不滿，便把居留在楚國的晉公於重耳迎接到秦國來。過了兩年，秦穆公就設法送重耳回晉國，立為晉文公。秦穆公開始幫助他建立了霸業，成為春秋時代，繼齊桓公之後第二位霸主。但過了八年，晉文公就死了，他的太子即位稱晉襄公。因秦穆公受了鄭國一個賣國賊的慫恿，便派百裏奚的兒子孟明（視）、蹇叔的兒子西乞（術），和白乙丙三個人為將，出兵侵襲鄭國。事先也問過百裏奚、蹇叔二老的意見，二老都力加反對，但秦穆公堅决不聽。因此，二老就來陣前為兒子送行，大哭一場，斷定此行必敗，你們將死在殽地（河南三殽山）的山𠔌裏。這就是《左傳》上一篇名文“蹇叔哭師”的故事。
秦國這次出兵侵鄭，是師出無名的偷襲。有人賣國，也有人愛國，恰好鄭國有一位商人弦高，正在晉國的邊境滑地（河南偃師縣境）做買賣，買了十二頭牛要趕到周邦去賣。知道了秦軍已到達此地，為了自己的國傢，就把這十二頭牛趕到秦軍的司令部去，自己說是鄭國派來的代表，並且說：“鄭國知道你們大國要打來了，已經做好準備，現在先使我送牛來勞軍。”秦國所派的三位將領一聽，認為消息已經走漏，便會議商量，偷襲無功，去也沒有用，不如順手把晉國的邊境滑地占領了再說。
這個時候晉文公剛死，葬事還未辦完，晉襄公一聽到這個消息，就赫然震怒，穿着喪服，親自領兵來反擊，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百裏奚的兒子孟明領頭的三位將領．也當然全被俘虜了。不過，晉文公的夫人是秦國人，她就對晉襄公說：秦穆公現在對這三個無用的將領恨入骨髓，希望你把他們三個人交還給秦國，由他自己去處理。晉襄公也就照辦了。等到孟明等三個敗兵之將回到了秦國，秦穆公穿了便服，親自到郊外來歡迎他們，並且拉着他三人大哭說：“孤以不用百裏奚、蹇叔之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換言之，秦穆公坦然承認自己在戰略上已基本犯了錯誤，並不責怪三個敗將在戰術上的過錯。
四年以後，泰穆公更加厚待孟明等三位將領，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占領了王官（山西聞喜縣）及鄗（郊區），這是為了上次在郩地打敗仗而雪恥。而且秦穆公親自由茅津（山西平陸大陽渡）渡河到了郩地，在上次打敗仗的陣地上，封檢士兵遺骨，親為發喪，哭了三天。“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嘩，餘誓告汝：古之人謀黃發皤皤（和年紀老大的商量）則無所過（纔沒有過錯）。以申思不用蹇叔、百裏奚之謀，故作此誓。餘後世以記餘過。”這個誓言是記載在《史記·秦本紀》的原文，也許是秦穆公專對軍中自白的講話。至於曾子所引用的《秦誓》，可能是前方回國以後，再對國內的全面講話，這樣的“誓言”，等於是自白的懺悔文告吧！因此我覺得需要瞭解秦穆公的前後史料，才能體會曾子引用《秦誓》以後所說“唯後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這句話的意義。並非寫到這裏，又忽然插入《堯典》中“竄三苗於三危”的用意。
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從孔子的“刪詩書”、“訂禮樂”開始，特別推祟“周公”對於中國文化初期匯集大成的功勞。從此便奠定了孔子以次的儒傢，對於上古以來，流放四境邊疆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以及“華夷之辨”的界限，衹在於是否具有受過“華夏”文化的薫陶，或是完全局於原始的粗野無文狀態的界說而已。
明白了這個主要觀念以後，便可知道在周朝後期開始，初封於西陲戎、狄之間的秦國，還沒有“華夏”文化薫陶的深厚基礎，跟介於上古“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的戎、狄差不多。但自從秦穆公崛起後，他一切的所作所為，大體上，比之當時所謂中國的各國諸侯，不但並無遜色，而且幾乎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之處。因此曾子便有了上文的四句說明，再有下文的“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乃至“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惡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惡，菑（災）必逮夫身”的結論。如果你瞭解了秦穆公和百裏奚歷史故事以後，就可恍然明白，他寫在《秦誓》以後這一段話的內義了。至於“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的由來，可能曾子也是從秦穆公歷史故事的引申而來。如史載秦穆公在百裏奚以後，“戎王使由餘於秦”的事，便可明白它的內義了！
由餘論文化與文明之辨
由於秦穆公的崛起，威望日隆，雄踞西北邊疆，就使當時還在過原始遊牧生活的西戎等部落大為震撼，因此戎王便派了一位重要的人物由餘做代表，東來秦國觀察。史載：
由餘，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穆）公賢，故使由餘觀秦。
由餘，他的上代本來就是晉國的人，因為對晉國內政有意見，就由上輩帶領，出走晉國，流亡居留在西戎。但他仍然會說晉國的語言，瞭解中原的文化。
“秦繆（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秦穆公為了接待由餘，特別請他參觀秦國宮廷殿堂的雄偉建築，以及展示國傢財貨儲備的富有。
由餘看過以後，便說：“這些偉大的建築和繁華，如果是役使鬼神來造成的，那也未免太勞神了！假如是使人來造成的，恐伯使人民們太過勞苦了吧！”
繆（穆）公怪之，問曰（秦穆公聽了他的評語，覺得非常驚奇！便問他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
這是秦穆公質問由餘的問題。他說：“中國的文化，以詩、書、禮、樂、法度（冶），做為政治領導的中心思想。但還隨時會發生變亂，不能長治久安。現在你們僻處邊疆的戎夷，沒有固定的文化思想，那用什麽來做為政治領導的中心？豈不是很睏難的事嗎？”
由餘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治），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此類也。”
這是由餘對答秦穆公的問題。他笑着說：“你所講的正是中國的亂源所在。從中國的上輩聖人軒轅黃帝開始，創製了禮、樂、法度（治）等人文文化，並且從他本身開始實行，也衹能得到小小‘治平’的成果。到了後世，社會承平成為習慣，逐漸養成驕奢淫佚的風氣。人們設法阻擋了上有法度的尊嚴，衹以法治的威力，督責下面來遵守。因此，致使下層人民疲敝不堪；反過來，便由下面怨望在上位的，認為做為上層的領導者，都不合於仁義道德的政治標準。所以形成了上下交爭，互相埋怨的現象。從此為了爭權奪利，乃至造成上下篡位，弒殺奪權的行為，終至於滅宗亡國。這些歷史事實，都是由於自認為有文化思想的差異所造成的結果啊！”
夫戎夷則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
這是說，至於僻處在邊疆的少數民族戎夷嘛，從表面看來，他們雖然沒有什麽特別的文化思想。但他們在上位的，衹是內含着原始渾厚德性的純樸作風，誠實地對待下屬的人民。而在下面的人民，也衹知道恪守忠信來奉事上面。所以一個國傢的政治，猶如一個人的身體一樣（沒有什麽頭腦和肢體的分別感受），自己也不知道什麽原因，便能自自然然地治理好國傢了，這樣，纔是真正的合於聖人之道的“無為而治”原理呢！
怎樣對待鄰國的聖人
於是，繆（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餘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
這是說秦穆公和由餘對話以後，回到內宮，就對他的親信重臣廖說：“我知道古人說的，鄰國的境內、有了聖賢的人物，那纔是敵國真正值得憂慮的重點。現在看來西戎的由餘，的確是一個賢才的人，對我們秦國關係太大，那纔是秦國的隱憂，你看怎麽辦？”
內史廖曰：“戎王處闢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餘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餘，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穆）公曰：“善。”
這是秦國的內史廖嚮秦穆公提議的謀略，也就是現代人所說的“大政策”和“大戰略”。他說，戎王還僻處在中國的西北境的邊地，過去，還沒有接觸過中原的華夏文明教育。你現在試着先派遣一班擅長文藝康樂工作的青年女戰士，能歌善舞的，送給他，先使他的意志沉醉在享受聲色的迷惑之中。並且，特別提出推薦由餘，要戎王再提升他的權位，使戎王對由餘産生懷疑，離間他和戎王之間的信任。而且故意輓留由餘在秦國多住一段時間，不要馬上使他回國，拖延了他原有規定的任務時間。因此，戲王一定會責怪由餘，懷疑他有二心。這樣，便使他們君臣之間，互相猜忌而不信任，你就順勢把由餘虜歸己用了。而且戎王沉湎在聲色歌舞之中，對於國內政務，必定會荒疏懈怠，那就有機會可圖了。秦穆公聽了廖的建議，便立刻說：“好啊！”照辦。
因與由餘麯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察）。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遣戎王，戎王受而說（悅）之，終年不還。
這是說：秦穆公便留住由餘，坐在一起的時候，便和他相隔不遠，有時候還故意要他靠近自已，同坐一排。吃飯的時候，還把自己吃的好菜，送到他的面前去請他吃。順便就問問他西戎的地理形勢和軍事佈置的情形，因此，全面瞭解了西戎的一切。同時，使內史廖，選了一班年齡不超過十六歲，受過嚴格訓練的文藝康樂隊，先送去西戎演出。戎王接受了後，非常欣賞迷醉，過了一年，還不肯放送他們回來。
於是，泰乃歸由餘。由餘數諫不聽。繆（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餘，由餘遂去降秦。繆（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
這是說，到了這個時候，秦穆公纔放還由餘回到西戎。由餘看到了戎王已經非常墮落，上了秦王謀略的大當，便幾次勸諫戎王，要重新振作自強。但戎王再也不肯聽信由餘的勸諫了。並且在這個階段，秦穆公又特別派遣人員，到西戊去慰問由餘，邀請他再到秦回來。由餘終了衡量形勢，知道西戎必然會失敗，不可久居，就來投降了秦國。秦穆公始終以上賓的客禮待他（等於請他當顧問），問他徵伐西戎的戰略。因此，不超過一年，“秦用由餘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幹裏，遂霸西戎。”
瞭解了秦穆公這段歷史故事以後，對於曾子所說“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以及“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等所涵的內義，就可以迎刃而解，完全明白他是從引用《秦誓》以後，“以史證經”的章法了。
從三方面來看秦穆公
但是，我們既然講到歷史，尤其對於秦穆公這一段事跡，還有三個問題，需要加以說明。也可說是“讀兵書而流淚，為古人擔憂”的餘事而已。
—、由歷史的經歷來看秦穆公，他的器度格局，的確非凡，何以在當時春秋的初期，卻不能完成對中原的霸業，而衹能雄霸西陲呢？答：對於這個問題，便有兩個關鍵，一是春秋的初期，秦穆公正生在齊桓公和晉文公的兩雄之間，猶如後世歷史上東漢末年，時代的機運，衹能形成曹、劉、孫吳的三國局面一樣。秦穆公果然器局不凡，但仍然缺乏間鼎中原的基礎。二是秦穆公當國衹有三十七年，在他雄霸西戎以後的第二年就死了，假如他能再活十多年，或二十年，齊桓公、晉文公都成過去，那麽，當時的天下局面，會變成什麽樣子，那就很難說了。
二、秦穆公的一生，果然是雄纔大略，光明磊落。但生在那個時代，風俗習慣，仍然還沒有脫離神鬼迷信的鬼道。最遺憾的，是歷史上記載他死後殉葬的人，達到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史載：
秦之良人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云：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因此，司馬遷也說：
君子曰：泰繆（穆）公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人之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之不能復東徵也。
其實，殉葬是古代社會最殘酷不過的“鬼道”迷信。不過，也可能是在王位之間，權力鬥爭，鏟除異己的最好藉口，稍有理性的古代人君，並不采用。如果以秦穆公的一生器度，居然在死亡之際，仍然會有這種舉動，實在有大大違反其平生的所為之疑點，就此一舉，便抹煞他一輩子的作為，這都是不值一顧的戲劇性而已。但如多去瞭解歷史的故事，也許可以為他辯護說，這種殘酷的作法，並非是秦穆公生前的本意。
例如從前印度的名王阿育王（公元前二二六年左右間，秦始皇的時代），威重一時，在他晚年臨危的時候，他還想做一次“供僧”的布施。可是馬上要準備繼承王位的太子和財政大臣們，都陽奉陰違，並不聽命照辦。阿育王自己也心裏明白，當他正在口啃最後的一個梨子時，便問太子和權臣們說：“現在的世界上，哪一個人的權力威望最大？”太子和大臣們，都馬上很恭敬地說：“除了大王你以外，更無別人了。”阿育王聽了，便說：“你們不要再阿諛（拍馬屁）騙我了。我明白，我現在的權力威望，衹能達到這半個梨子，其他是一無所有，一無所能了。希望你們能遵守諾言，把這半個梨子，為我送去我師優波鞠多尊者的寺院裏去供養僧衆吧！”說完了，也就閉目而逝了。
由於這個歷史的故事，大傢便可真正瞭解到人生，無論你生前是有如何的權力和威望，或者是多麽的富有和榮耀，到了真的一口氣不來的時候，你所有的美德和才華、功名和富貴，都如曇花泡影，毫無用處。甚至在你活着的時候，暫時屬於自己的幾十斤肉骨頭，也衹好隨便由人擺布，了無是處了。所以說，以秦穆公一生的英明，死後要人殉葬的事，或者未必是出於他的本意，也未可知。所以賢如曾子，也便不理秦穆公身後的史實，衹采用他生前“文告”的名言，做為參考。
三、在中國的歷史上，後世的英雄帝王們，受秦穆公作為的影響，甚全想學他做榜樣的也大行人在。但是，一個人生成的器度，到底各有不同，學習榜樣，往往變成“畫虎不成反類犬”了！例如在三國的時候，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的曹操，便做過一件事情，很像學秦穆公的舉動，而到底限於器局，便成為完全相反的結果。
這事是在曹操北徵烏桓以後，威震北方。因此，匈奴就派了一位使臣來到內地，偵察漢朝的虛實。當然主要是看看曹丞相，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物。曹操本來是一個白麵書生，並不是如後世戲劇裏把他醜化，扮成那個“鬼臉”。他伯自己不夠威武，壓不住匈奴派來使臣的氣勢，便在部下中挑選了一個面貌身材很有氣魄的，來扮作“曹丞相”，他自己卻打扮成為丞相身邊的一個衛士，手裏把握着大刀，站在丞相所坐的座椅旁邊（那時候，座椅也叫鬍床，是初由西域傳過來的傢具）。他是用這樣一個圖案畫面來接見了匈奴的使臣。事後，曹操便派人和匈奴的使臣周旋，偵察他的觀感意見。派去的那一個人，在談話中．便故意問那個匈奴的使臣說：“你看，我們的曹丞相是哪一種人物呢？”那個匈奴的使臣便說：“很奇怪，久聞曹丞相的英名，但看來，衹是一個很有福氣的平庸之輩。倒是丞相身邊那個‘床頭捉刀人’，大有英雄的氣概，將來恐怕並不簡單。”那個派去偵察的人，便回來據實報告。曹操一聽，大為驚震，馬上就意識到：“鄰國有賢才，敵國之憂也”。此入不可久留，就暗地派人，在匈奴使臣回歸塞北的路上，把他殺了。
這個歷史故事，充分說明曹操之所以為曹操，並不能如秦穆公，所以生前不能完成霸業。他當然也讀過秦穆公渴求由餘來歸的歷史，但在作為上，就大不如秦穆公的器度，“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的行為了！
五一、義利之辨的財經學說
我們為了討論《秦誓》的一段話，引申了歷史上所載秦穆公的事跡，作為研究的說明。現在再回轉來繼續討論《大學》後段“治國平天下” 之道的結論。必須重新提起大傢的註意，在“治平”一段的內涵，我們把它劃分為六個要點。
第一，首先肯定以“孝道治天下”做為大經大法，這是他秉承儒傢傳統文化的不易信守，由此推廣，以“敬老尊賢”為“治平”的重點，因此而和順上下左有，終歸於“絜矩之道”，為政治道德的準繩。有關“絜矩之道”的意義，我們曾經在上面講過，就是至公至正的“持平”之道，或者也可說是公正的“平衡”作用。但在古文的用辭，就叫做“秉國之鈞”的均衡作用。
所以第二，就引用周朝中期衛武公“秉國”時期的政績，說明怎樣才能做到如“民之父母”，得到為人民所公推擁戴的榮耀。接着第三，說明既有人民群衆和封疆“國土”，就須明白“財貨”的分配運用，它與國傢的權位，和民心嚮背之間有息息相關的重要。因此，第四、五兩節，特別提出天命無常“惟（天）命不於常”的關鍵所在。國傢是人民公有的國傢，天下是人人的天下。它畢競不是永遠屬於某一姓某一傢之所有，唯“有德者居之”。所以必須“選賢與能”，以治其國，纔是真正的“治國”之要。總之，無論為“治國平天下”，或者為個人私傢保有財富，必須要徹底瞭解“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的必然性。最後，第六，再重申提出政治倫理道德和財貨分配運用的重心，衹在於“義利之辨”。
“大學之道”就是這樣的一篇大論。這是曾子秉承“孔門之學”的“明德”外用的極則。但在最後一段結語，也是說明了自三代以下“傢天下”的諸侯邦國政治體製，須要怎樣均衡“財貨”，和“經濟”關係的“治國平天下”之道的一貫思想。從秦、漢以後，便一直為中國儒傢學者們“經世治平”、“死守善道”的信條。
民富即國富，國富則民強
講到這裏，我又習慣性地想起兩句常用的古文感言：“其然乎！其不然乎！”這樣感嘆，也就是表示問題並不簡單，正須值得切實研究。不過。在研究討論這一段結語，首先須要簡單解釋一下《大學》的原文。如說：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這是對古代農業社會的農業生産與人口消費來說）。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這也是對古代農業社會經濟，以及兼帶手工業的生産情況來說）。
這的確是千古不易的名言。無論是十八世紀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十九世紀馬剋思的《資本論》、二十世紀凱恩斯的經濟理論，都不能否定他的卓見。
其次，原文便說：
仁者以財發身（這是講，能知仁道的人，圍善於運用財富，便可以發展一身的功名事業）。不仁者，以身發財（倘使是不知仁道的人，便衹想以他本身的一生的能力來拼命搏鬥，求取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這又是說到當傢治國的領導作風，以及領導社會的風氣的重要性）。
上好仁，下必好義。但在古文中的“義”字，它的內涵究竟是什麽？那可又是碰到一個麻煩的問題了！
儒傢所講的“義”，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人我之間都得安詳，所以古人解釋“義”（繁體為“義”）字造形的內涵，是從“羊”（吉祥）、從“我”，兩個字義的綜合，是屬於“六書”中的“會意”字的範圍，等於說是“為善最樂”的意思。但自曾子以後，孟子特別註重“義”子，主張以“義”為先。因此古人便如此註解：義者，宜也。這也等於說是沒有哪一點不合適、不相宜的纔是“義”。至於從墨子學說以後，墨傢思想的“義”字，就有偏重於人我之間，富於同情心和相愛心的“俠義”之“義”了。我們知道古文對於這個“義”字和“仁”字一樣，都具有廣泛的涵義，可以說衹能“心領神會”，不可局限於文字言語的形式。因此，曾子所說“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是有“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意思，個個好義，當然就有了美善的好結果。
因此，他的原文便有“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這是說明治國者應當不起私財之心。“藏富於國”，“藏富於民”，民富即國富，國富則民強，當然就可以達到一個完全“均富”的境界了。
原文講到這裏，他又引用了“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傢，不畜牛羊；百乘之傢，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孟獻子是春秋後期，魯國有名的賢臣，史稱其“為卿不驕，禮賢下士，士以是歸之”。他是極力反對在位的權臣們以權謀私、以官圖利的賢臣。古代四匹馬同拉一車叫“一乘”，等於現代人有一部名牌的汽車。“百乘之傢”，是古代表示當國者的諸侯們的財富氣勢。“伐冰之傢”是古代有權位富貴的人傢，派出人手，在鼕天下雪結冰的時候，所伐冰塊，藏在地下室，保存食物，到了夏天也可以享受，等於現代人用科研製造成功的大冰櫃。所以孟獻子就說這樣的人傢，他既然養得起馬車和駕車的馬匹，當然就不會太註意傢裏還要養小雞生蛋，或養小豬等它長大了來做買賣。這種人傢，既然能有“藏冰”的財力，就不會太註意養牛羊來做買賣了。由此上推，有百乘之傢的諸侯們，就不會培養專為他們一傢“以權謀私”的圖利聚斂之臣了。如果百乘之傢，與其還要培養專門為他“以權謀私”的聚斂之臣，還不如直接培養一些奪權“盜國”的謀士呢！
曾子在引用了孟獻子一段話以後，便說：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傢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傢，菑（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這是曾子著《大學》大論最後結尾的一段活，看來他是針對當時魯國內政，以及春秋末期諸侯各國，都以胡亂增加賦稅，搜刮民間社會的財富，歸於諸侯私傢公室，充實權位與富貴相結合的欲壑。同時他也看到當時諸侯各國，以及魯國內政爭權奪利的結果，的確是“災害並至”，大多都成為不可收拾的敗亡局面，因此，有感而發，坦率提出他的“危（正）言危（正）行”，作為警世晨鐘的名言。
但很可惜的，由於他最後的幾句結語“長國傢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傢、菑（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卻被秦、漢以後歷來讀儒書出身的學者們，硬要用來學做“聖賢”金科玉律的教規，對於“錢”、“財”二字，視為毒害。甚至平時多談這兩個字，就會變成“俗物”。可是，不隨流俗，特立獨行的學問修養，畢竟不易做到。因此，一般的讀書學“儒”的知識分子，大多成為“既要清高又怕窮”的矛盾心理狀態。一旦考取功名，擠身政要以後，既不懂經濟、財政，更不懂為國傢社會人民之間，如何理財致富，而達到富國強兵的妙用。好像都是誤解了曾子著《大學》最後的幾句話，變成了如來佛加在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一樣，一聽就要頭痛得打滾，非常可笑。所以中國有兩三千年豐富記錄的歷史資料，所謂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好像都是一部人事經歷的資料檔案。對於財政、經濟、生産、消費之間社會的財經變化態勢，和人事史料來對比，簡直少得可憐。
註重財政的名相、名臣
在中國的歷史上，特別註重經濟發展，先行富有財政而建國的人，在秦、漢以上，突出的衹有兩個半人物。第一是姜太公呂尚治齊，開發漁????之利，建立了當時濱海落後的齊國，後來的子孫，纔得以富國強兵，稱霸中原，經春秋、戰國，直到秦、漢時期，約七八百年而不衰。第二是管仲治齊，也是先由發展經濟着手，然後才能做到“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的霸主局面。另外半個，就是范蠡師法“計然子”的一部分學術，幫助越王勾踐復仇雪恥，然後自己飄然隱遁，變更姓名為“陶朱公”，三聚三散，用致富來“玩世不恭”。
至於讀儒書而搞財經失敗的，倒有東漢時期的王莽和北宋時期的王安石。首先著作與經濟、財政、賦稅有關的專論，衹有漢宣帝時代桓寬的一部《????鐵論》。但仍然是根據“六經”，不外以儒術為民請命的要旨，並非專就????鐵之利來加以發揮。又有後魏賈思勰著《齊民要術》。至於如漢武帝時代的桑弘羊、車千秋輩，以商人出身參與財政、經濟政策的，歷來就不為讀書出身的儒傢學者所重視，甚至還鄙薄之而不值一談。其他，如唐代的財經名臣劉晏，也是不齒於“儒林”，實在有欠公允。史載：
晏有精力，多機智。當安史之亂，戶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朝廷府庫耗竭，皆倚辦於晏。其用人，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出納錢𠔌，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碟，不得輕出一言。凡興舉一事，必須預計使任事者私用無窘，而後責其成功。又以戶口滋多，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為後來言利者所不及。
但終亦以功高，而蒙冤構陷賜死。無論帝王專製時代，或民主時代，古今一例，“謗隨名高”，名臣畢競難為，這也是人群社會必然性的矛盾啊！
現在我們為了研究曾子《大學》大論的結語，牽涉到“治國平天下”之道的經濟發展，和財政調配的“義利之辨”，順便約略提出歷史上的一些相關資料。用來做為“義利之辨”的反面感慨之談而已。因為實在沒有時間為儒傢學說和財經思想做專題討論，衹好到此打住。回轉來再講曾子本身，他一生的言行如一，確實做到了“義利之辨”，畢生清高廉潔自守，不愧於平生學問修養“擇善固執”的風範。
曾子處義利之間的故事
我們為了濃縮時間，就同時列舉孔門高弟如曾子、原憲，以及兼帶牽涉到子貢的三個故事，做為大傢自己去尋思研究的參考資料。《韓詩外傳》記載：
曾子仕於莒（開始出來做魯回莒邑的地方官）。得粟三秉（古代以十鬥為一斛，十六斛為一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在這個時期，曾子是衹註重待遇的收入，而輕視自己本身的得失）。親沒之後，齊迎以相（當他父親死了以後，齊國歡迎他去做宰相）。楚迎以令尹（楚國也歡迎他去做宰相，楚稱宰相為令尹）。晉迎以上卿（晉國也歡迎他去做宰相，晉稱宰相為上卿。但他都推辭了，不肯出去做官）。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在這個時期，曾子是專心重視他自己本身的學養與出處動初的該和不該，因為已經沒有必須孝養父母的負擔了，所以他就不重視俸祿的待遇豐薄，和官職地位的高低等問題了）。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如果本身懷有學養的高尚至寶，但卻不肯出來輓救自己國傢的危亂，那就沒有資格談什麽仁心仁術了）；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如果故意自命清高而死守窮睏，也不顧父母生活睏難的痛苦，那還談得上什麽孝道呢）；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一個人本身挑着重擔，前途又很遙遠，為了完成責任，就不會挑選什麽地點，都可以隨地休息保持精力）；傢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傢裏既然貧窮，父母又年老體衰，為了孝養父母，就不需要挑選官位大小，衹要收入足夠贍養父母，便去做了）。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為急（所以說，是真君子的人，穿着舊鞋和破布襖，急急忙忙地嚮前趕去，衹是為了當時實在有迫切的需要）。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所以《韓詩外傳》的作者韓嬰，為他所傳的《詩經》作這樣的解說：一個人生不逢時，但不得已還是需要出來做官做事。既然擔任了職務，就必須盡量盡心做好。可是衹肯聽命去達成任務，而不願參與他的內部計謀。那是為了什麽原因呢？因為他衹是為瞭解决一時的貧睏，並不是他要完成學養思想的真正目的啊）！”《詩》曰：“風夜在公，實命不同（所以《詩經》上說：我雖然晝夜都在忙着做公傢的事，但是，我對生命意義的看法，自有不同的觀點。衹是一時命運的安排，現在衹好這樣做而已）。”
我們現在引用了《韓詩外傳》，首先提出曾子為傢貧親老而仕的一節故事和評論，可以做為說明曾子在《大學》結語所說，對於當時諸侯之國的為財貨與政治道德之間的“義利之辨”的觀點，他是身體力行其道而自做榜樣，是真實“儒行”的風格。同時，由此瞭解《大學》結語所說的道理，並不是專對“治國平天下”的經濟、財政的專論。但也並非說它對於“治平”之道的財經作用上，就可忽略“義利之辨”的重要。從“治平”之道來講，計較的是為“國傢天下”全民的大利大義的“義利之辨”，並非專指一身的小節了。至少，我所見的是如此，且待諸公自己去研究吧！
如果孔門弟子少了子貢，行嗎？
至於孔門高弟，在春秋末代的時期裏，除了子貢一人別有他的胸襟懷抱以外，其他如顔淵、曾子、原憲等，所謂七十二賢人之中，大多是屬於對當時時代的反動，處於“不同意”主張的清流人士，與後世宋儒的“儒林”、道學大有不同。其中突出對比的兩人，便是原憲和子貢的故事。《韓詩外傳》記載：
原憲，字子思。宋（國）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不和當時社會的風氣同流合污）。當世亦笑之（所以當時社會上人，也覺得他很可笑。這是司馬迂的記載）。其為人也，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居環堵之室，蓬戶甕牖，桷桑無樞，匡坐而鼓歌。於貢肥馬輕裘往見之，憲正冠則纓絶，捉襟則肘見，納履則踵决。予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曰：“無財之謂貧，學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而徒有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也。”於是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恥之。
所謂“子貢恥之”一句，是說子貢等於被原完的舉動羞辱了一頓。當然，子貢不但會經商致富，而且還善於運用謀略的學術而代孔子出馬，安定了魯國受侵略的危機。這個有名的歷史故事，可以自取《越絶書》來讀，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孔子死後，在麯阜的墓地，也是子貢一手所經營的，而且他還在夫子墳上，守墓六年纔離去。如果孔門高弟，都如顔淵、原憲一樣，遁世無悶，甘於清貧，孤芳自賞，行嗎？
但我們既然講到“齊傢、治國、平天下”之道，必須先要瞭解群衆、資財、權力三者之間，猶如三根木桿捆在一起的三腳架，如果缺少了一桿，就站不起來的。尤其對一個國傢的“治國”之道，沒有良好的經濟、財政，必然就沒有一個完整美好的政權，那是古今中外千古不易的大原則。你衹要看看每一朝每一代的興亡史跡，最後促使衰敗的，必定是先由財政、經濟上産生必然崩潰的情況的。但在中國文化中一貫的傳統觀念，尤其是以儒傢、道傢為主流的學術思想中，認為要解决經濟、貨財的問題，使“國傢天下”得到“治平”的境界，衹要從政治上做好，便可達到“物阜民豐”，國傢和人民，就都可以“安居樂業”了。
如再擴而充之來看，不但衹有中國，其他如印度、埃及，甚至所有東方各國文化中的先聖先賢們，差不多也都有這樣的觀念。當然，西方文化，好像也並不例外，可是，到了十八世紀以後，尤其是從英國發生“工業革命”（實業革命）開始，西方文化中，漸漸形成對經濟學的專註。到了十九世紀開始，在西方文化的思潮中，便形成了以經濟為主導來解决政治問題的思想主義等的興起。因此，直到現在東西雙方，乃至全人類的文化思想中，對於這個問題，仍然還在含混不清，思辨難定。究竟是財富的資本影響了政治？或是政治影響了資本的財富？這也等於是哲學上的主題：究竟是蛋生雞？或是雞生蛋呢？且待人類慢慢摸索，再去求證吧！
《貨殖列傳》的妙論卓見
但在中國兩千年前的周、素文化時期，比孔子早生一百多年的管仲（公元前六九○年間），卻首無提出了“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以經濟為主導的政治方針。後人也有變易這兩句原文，說為：“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禮義興。”這樣的意思，是說明有了經濟、財貨的繁榮社會，纔有文化文明的昌盛。“其固然乎？其不然乎？”姑且不論，而在漢武帝時代的歷史哲學家司馬遷（公元前一○○年間），在他所著的《史記》中，特別創作一篇《貨殖列傳》，意在說明工商業經濟的重要性，看來他是在有意無意之間，與歷來的儒傢學者們唱反調似的。其實，司馬遷的思想主要是來自道傢老子學說。但在《貨殖列傳》的論述中，也衹好擱置“無為之治”的上古高遠理想，隨着時代社會的趨勢，與管仲“經濟政治”的觀念，先後互相唱和，確實具有啓發性的卓見，應該算是不可不讀的名文，大有助於“內聖外王”之學的慧知啊！現在我們摘引他原文開始的三段重點，作為研究的參考。
（一）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從虞舜、夏禹時代開始），耳目欲極聲色之好（人們的耳目已經習慣了美聲麗色的嗜好），口欲窮全豢之味（嘴巴已經吃慣了好吃的米面和畜牲的肉味），身安逸樂（身體已經習慣安逸快樂的享受），而心誇矝勢能之榮使（而且在心理意識上，已經習慣浮誇、驕傲，羨慕權位和勢力的榮耀）。俗之漸民久矣（這些風俗習慣，是由上古以來，漸漸地逐步所養成，後來的人們，便認為是自然地當然如此了）。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你想輓回人心，恢復到如上古時代的淳樸自然，雖然你挨傢挨戶去勸導，也是枉然，始終不會達到“化民成俗”的崇高理想）。故善者因之（所以善於運用的人，便衹好用“因勢利導”的辦法），其次利道之（次一點的辦法，就用利字當頭，誘導他上軌道），其次教誨之（再其次的，衹好取用嚴格規範的管教方法來教導他們了），其次整齊之（管教也達不到目的，就衹好訂立法津規章來整齊劃一地統治），最下者與之爭（最下等的辦法，就是和他們恃強爭勝地鬥爭）。
（二）又曰，《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虞（農林畜牧）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則山澤不闢矣（沒有土地、山林、畜牧、海洋的資源，就沒有辦法發展經濟的開放了）。（至於農工商和山澤的資源）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資源多就富有），原少則鮮（資源少的就很貧睏了）。上則富國，下則富傢。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貧窮與富有，是不可以靠搶奪過來，或是施捨給人的），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這都需要人為聰明智慧去設法取得的，所以靈巧勤勞的人，就富裕有餘。愚笨懶惰的人，就始終不夠用了）。
（三）因此，他說，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禮義文明是産生在富有的社會和家庭。貧窮的家庭和社會，什麽文化文明，也都變成過分的浪費了）。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富有的人得到權勢的支持，就更輝煌），失勢則客無所之（失勢為人，賓客朋友就不會來了），以而不樂。夷狄益甚（夷狄中的勢利觀念，更加明顯）。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傢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在司馬遷《貨殖列傳》這篇文章裏，他講到子貢，便說：
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廢著，古人解為儲蓄和賣出。我認為應該解釋為得空順便的時候。鬻財，就是做買賣）。七十子之徒，賜（子貢）最為饒益（富有）。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一捆捆地帶着通貨的帛幣，和諸侯們做交際往來上的禮物）。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他到哪一國，哪一國的君王們都要待他猶如國賓一樣的對等禮遇）。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司馬遷寫這篇《貨殖列傳》的文章，夾敘夾議，妙論卓見很多，大有深意存焉！你們自己去研究吧！他的最後結論，便說：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發財，沒有一定要某種事業纔可以的）。財貨無常主（財貨也不固定是屬於哪一個主人的）。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能幹的就愈來愈多，不行的就破敗不堪了）。千金之傢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難道都是靠上輩素來有封爵的遺産而得來的嗎）？非也（不是的，都是靠自己的智力勤勞而成功的）。
我們為什麽在講《大學》“治國平天下”的結語，硬要拉扯到《貨殖列傳》來做討論呢？因為我讀歷史，每每發現古人被《大學》最後結語“長國傢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傢，菑（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的一段話鎮住了，並未好學深思它的真義所在。因此，不惜眉毛拖地，特別點出其中的關鍵所在。既可還了曾子著《大學》的本來面目，又免得後儒們盲目追隨兩宋以來的理學儒傢們所誤解的蠱惑。講到這裏，同時我又想起雪竇禪師的一首偈子說：
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瞥見便生擒。
可憐獵犬無靈性，空嚮枯樁境裏尋。
讀書求學，自當有頂門上一隻眼，取其精華，捨其糟粕，不可妄自菲薄，盲目隨人說長話短，死死啃住古人的遺骨、唾餘啊！
至於補充《大學》結語，有關《大學》的“明德之用”和“義利之辨”的“至言”，我現在便為大傢引用《易經·係傳》上的話，作為總結。衹是原文照抄，就不另加說明了：
“顯諸仁。藏諸用。”“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係傳上）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成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係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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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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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 | 第一篇 開宗明義 | 第二篇 七證的修養功夫 | 第三篇 內明之學 | | 第四篇 外用之學 | 第五篇 內外兼修之道 | 第六篇 齊傢治國 | 第七篇 治國平天下 | | 第八篇 儒學演化與國傢發展 | 第九篇 西方文化與中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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