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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考 》 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 》
革命奠基人(4)
魏斐德 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闢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傢，就會走嚮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闢。［16］
到1963年5月，毛澤東已經感到，如果忘記不斷地進行階級鬥爭，反革命復闢就會把中國共産黨變成法西斯黨。［17］事實上，黨本身也許已經成為這種復闢傾嚮的主要根源。
又過了18個月，毛澤東進一步將黨內的這種傾嚮說成是“資本主義道路”，並將像劉少奇這樣的黨的“右派”稱之為“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8］。到1965年秋天，這位主席問他的中央委員同事們：“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19］最後，1966年5月16日，毛澤東在一個通知裏竟然說：“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過去，毛澤東曾多次認為黨員需要接受再教育。［20］但進行再教育的這些整風運動基本上是組織內部的悔過自新，而不是從黨外發動的思想革命。現在，毛澤東突然斷定反革命迫在眉睫，他勇敢地和自己的黨對抗，仿佛它是一個敵對的政權。毛澤東聲稱，“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21］，他求助於社會本身，希望動員起輿論支持自己，而不必進行一場斯大林主義的政治清洗。毛澤東的這種重視輿論的傾嚮是由三方面的影響造成的：對中國傳統的研究，使他強調為了“革新人民”（新民）而從道德上來激勵他們的必要性；馬剋思列寧主義方面的訓練，使他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敏感起來；國內戰爭年代使他懂得了動員群衆的重要性。
最後一方面的影響無疑是最具决定性的。但第一方面的影響，即毛澤東對傳統的研究，表明他相信道德拯救是有歷史淵源可尋的，以及他在人民共和國所搞的那套社會思想灌輸，也是有前例可援的。試將清朝的“鄉約”制度和毛澤東的“街道公約”加以對比，也可以發現在表面的相像之下有着重大的區別。
“革新人民”（新民）的思想也就是通過精神鼓勵來創造“新人”。這至少是毛澤東在1917年創立新民學會時的宗旨；當時，他在長沙還是一名學生。“新民”這個名稱直接受較早的一份改良主義的雜志———《新民叢報》的啓發而來，該雜志由毛澤東早年崇拜的英雄之一梁啓超（1873—1929）編輯。但“新民”這個詞的起源卻要古老得多。過去中國學生都要死記的《四書》之一———《大學》的開頭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22］，在止於至善。”［23］對大多數儒傢學者來說，這段話強調的是，有教養的人的責任是做道德上的楷模，以激勵遲鈍的大衆。不過，在傳統的做法上，也還設計有以一種更為積極的思想灌輸形式來革新人民的制度。明朝（1368—1644）大哲學家王陽明（1472—1529）發明的“鄉約”制度就是其中之一。1518年，王陽明在江西南部地區鎮壓起義時創立了鄉約制度，它企圖用誘使起義者回到文明社會的辦法使他們平復下來。鄉約本身反映了這樣的想法：邪惡是因世風日下産生的一種反社會行動。雖然官吏們的主要責任是在人民中維持“禮”，但是如果不與地方團體的成員們來分擔這一任務，官吏們就無法獲得成功。王陽明實際上是試圖組織起一係列強化道德的團體，因為幾乎無人有力量能夠改造他們自身。訂立鄉約的地區的居民們應推選出“約長”，來記錄他們的日常行為。個人要為每月的宴會捐助財物，每次聚會，擊鼓如議，衆人大聲發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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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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