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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考 》 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
革命奠基人(4)
魏斐德 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16］
到1963年5月，毛泽东已经感到，如果忘记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反革命复辟就会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法西斯党。［17］事实上，党本身也许已经成为这种复辟倾向的主要根源。
又过了18个月，毛泽东进一步将党内的这种倾向说成是“资本主义道路”，并将像刘少奇这样的党的“右派”称之为“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8］。到1965年秋天，这位主席问他的中央委员同事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9］最后，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一个通知里竟然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过去，毛泽东曾多次认为党员需要接受再教育。［20］但进行再教育的这些整风运动基本上是组织内部的悔过自新，而不是从党外发动的思想革命。现在，毛泽东突然断定反革命迫在眉睫，他勇敢地和自己的党对抗，仿佛它是一个敌对的政权。毛泽东声称，“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21］，他求助于社会本身，希望动员起舆论支持自己，而不必进行一场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清洗。毛泽东的这种重视舆论的倾向是由三方面的影响造成的：对中国传统的研究，使他强调为了“革新人民”（新民）而从道德上来激励他们的必要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训练，使他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敏感起来；国内战争年代使他懂得了动员群众的重要性。
最后一方面的影响无疑是最具决定性的。但第一方面的影响，即毛泽东对传统的研究，表明他相信道德拯救是有历史渊源可寻的，以及他在人民共和国所搞的那套社会思想灌输，也是有前例可援的。试将清朝的“乡约”制度和毛泽东的“街道公约”加以对比，也可以发现在表面的相像之下有着重大的区别。
“革新人民”（新民）的思想也就是通过精神鼓励来创造“新人”。这至少是毛泽东在1917年创立新民学会时的宗旨；当时，他在长沙还是一名学生。“新民”这个名称直接受较早的一份改良主义的杂志———《新民丛报》的启发而来，该杂志由毛泽东早年崇拜的英雄之一梁启超（1873—1929）编辑。但“新民”这个词的起源却要古老得多。过去中国学生都要死记的《四书》之一———《大学》的开头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22］，在止于至善。”［23］对大多数儒家学者来说，这段话强调的是，有教养的人的责任是做道德上的楷模，以激励迟钝的大众。不过，在传统的做法上，也还设计有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思想灌输形式来革新人民的制度。明朝（1368—1644）大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发明的“乡约”制度就是其中之一。1518年，王阳明在江西南部地区镇压起义时创立了乡约制度，它企图用诱使起义者回到文明社会的办法使他们平复下来。乡约本身反映了这样的想法：邪恶是因世风日下产生的一种反社会行动。虽然官吏们的主要责任是在人民中维持“礼”，但是如果不与地方团体的成员们来分担这一任务，官吏们就无法获得成功。王阳明实际上是试图组织起一系列强化道德的团体，因为几乎无人有力量能够改造他们自身。订立乡约的地区的居民们应推选出“约长”，来记录他们的日常行为。个人要为每月的宴会捐助财物，每次聚会，击鼓如议，众人大声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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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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