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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 柏楊訪談錄：新城對 》
士大夫和中國人(1)
柏楊 Bai Yang
訪問者呂嘉行先生
文載1984年12月16日香港《百姓》雜志
問：什麽是知識分子？什麽叫做知識分子的責任？
柏楊：如果說有知識的人就是知識分子的話，以前的人因為必須讀過書才能成為知識分子，所以知識分子是少數人。現在，知識普及，所謂“知識分子”，以及有些人常用的“讀書人”這類名詞，應該取消。當我們說“知識分子的責任”這個問題的時候，是不是可以改成“公民的責任”？
問：你覺得“士大夫”算不算知識分子？
柏楊：我以為算。對士大夫而言，知識是一種工具，用這種工具敲開政府文官管道的大門。已經走進大門的這些官員，再加上還沒走進大門的一些儒生、進士、秀纔、舉人等等，組成了傳統的士大夫階層，也就是現代所謂的知識分子。他們和皇權緊密結合，締造了中國特有的“官場”，這是其他國傢所沒有的。
問：“官場”對中國有什麽影響？
柏楊：日本明治維新所以成功，中國戊戌維新所以不成功，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沒有吸收中國製造知識分子、士大夫，以及製造“官場”的科舉制度。中國科舉制度製造出來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官場，就好像是天空中無邊無涯的龐大烏雲層，使得我們一切改革，下不能上，上不能下。任何改革都被這片龐大的烏雲層——士大夫階層——給隔斷了。下面是很樸實的，無窮無盡的苦難小民，上面是高高在上的皇傢貴族。所以我們說的知識分子，在從前應該指的是這一批人——士大夫。所謂知識分子的覺悟，應是指這一批人的覺悟。
問：士大夫階層是不是已經覺悟了呢？
柏楊：要他們覺悟，難如登天。他們是既得利益的一群，絶不肯放棄既得利益。而且想放棄也無法放棄，因為他們的腦筋已被醬死。所幸的是，時到今天，由於教育普及，“士大夫”階層已經開始慢慢地煙消雲散。在臺灣，由於教育普及，官員退休制度的建立，社會層面加多，士大夫階層可說已經消退。但是，殘餘的士大夫封建意識，還是存在。譬如說，位於高雄的國立中山大學有一個教職員眷屬聯誼會，辦了一個幼兒園。而有些教授竟不準工友的孩子進這個幼兒園。那些教授在上課時大力鼓吹人權尊嚴和民主精神，到頭來，卻做出這種醜事，使人沮喪。
問：請問你對中國大陸和臺灣統一問題，有什麽看法？
柏楊：我反對臺灣獨立，我贊成統一。基於民族的、地緣的、血統的、文化的、歷史的，以及現實政治的因素，大陸和臺灣，就好像一對指腹為婚的男孩和女孩，上天註定要匹配成婚，合為一體。
問：海峽兩岸，都用強大的祖國作號召，你希不希望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柏楊：我更希望有個幸福的祖國。前年，我到意大利，看了聖馬利諾，感慨至深。那個芝麻緑豆大的國度，除了出産郵票之外，什麽都沒有。可是那裏的人民生活幸福。
問：大陸對臺灣提出許多保證，你對這些保證的看法如何？
柏楊：我不相信保證，但是相信事實。夫妻因為相愛而結婚，不是因為相信保證而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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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人民文學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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