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 》 中国古代社会   》 （四）身分等级的繁杂化      He Ciquan

　　以上所谈宾客、部曲和宾客部曲外的依附民，是讲的豪族强宗分割去的依附人口。这些在两汉原是自由平民的人，进入魏晋南北朝都演化为依附民了。
　　在国家领有下的人口，即战国秦汉时期的编户齐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身分等级也变的繁杂了。如果说，战国秦双时期贫富之分比较显著的话，魏晋南北朝时期则贵贱之分比较显著。一部分人演化为高贵的贵族，大部分编户民则分化为身分等级繁多的各种民户。这大部分编户民，除一部分仍属于郡县作编户民外，一部分则被分派为负担各种职役的民户。他们于不同时期被称为：屯田客、士家、兵家、兵户、军户、营户、府户、次门、役门、三五门、番户、杂户等等。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身分。大体上，也和部曲、客等成为豪族强宗的依附民一样，他们都是国家的依附民。就是仍属于郡县领下的那部分编户，身分也有低落。
　　下面分三个问题来说明。
　　一、贵贱分明。魏晋南北朝时期，贵贱等级是分明而且森严的。用当时人的话说：“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士庶缅绝，不相参知。”（《宋书·王弘传》）。士庶不通婚，不相交接，即使用在朝廷为官也不来往。《宋书·蔡廓传》附子《蔡兴宗传》：“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内政，权重一时，蹑足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人狄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中书舍人王弘（按：王弘是东晋头号贵族之家，刘宋的开国大臣，文帝时任职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此处说中书舍人王弘，误。《南史·蔡兴宗传》作“中书舍人弘兴宗，想亦有误）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南史》“席”下有“及至”两字）。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
　　又一个情节大体相同的故事见《南史·王球传》：“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宋文帝），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两个故事大体相同，两人同是宋文帝时的中书舍人，很可能是从一个故事演化出来的。
　　顺便在这里说一句。我们常常说两千年来中国专制主义如何如何。从宋文帝的“我便无如此何１和“改容谢焉”这态度里，是嗅不出专制主义的味道的。
　　魏晋南北朝贵贱分明和战国秦汉是不同的。这点分别，史家沈约已看出来了。他说：“君子小人，类物之通称。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屠钓卑事也，版筑贱役也，太公起为周师，傅说去为殷相。非论公侯之世，鼎食之资，明扬幽仄，唯才是与。逮于二汉，兹道未革。……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世族。非若晚代，分为二途者也。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世法。自魏至晋，未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凭借世资，用相凌驾。……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者也。岁月迁譌，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兹以还，遂成卑庶。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宋书·恩倖传序》）。
　　沈约没有看到周与秦汉的不同，这是他当时的局限使然。除此以外，他看出战国秦汉与魏晋以下的不同，是有识的。两汉之道，是以智役愚，有才能就能有地位。魏晋以来，却是以贵役贱，一切都靠门第、身分等级了。
　　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为了使鲜卑拓跋氏贵族和汉族门阀贵族密切结合，也采取了汉族士族贵族制度。孝文太和十九年诏说：“代人诸胄，本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时，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绩别敕。”（《魏书·官氏志》）。
　　北方的汉人豪族强宗，挺住了十六国和北魏初年入主中原时期的纷乱，虽受打击但一直未倒。十六国各国统治者，对他们都是拉拢要求合作的。北魏初年，道武、明元、太武诸帝，对汉族豪族强宗衣冠人士也采取笼络政策。到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争取胡汉上层士族合作时，北方的门阀士族可以说存在着胡汉两个系统。
　　唐代柳芳对魏晋南北朝的高门贵族有很好的概括，他说：“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也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郡姓者，以中国土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新唐书·柳冲传》）。
　　贫贱分明，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一个特点。
　　二、身分等级繁杂。战国素汉人们的身分比较简单，他们被称作编户齐民。称作齐民，是因为他们的身分是比较平等的。魏晋南北朗时期，他们已不部属于郡县，他们被分作各种民户，各为国家作不同的职役，名称不同，职役不同，而身分也不同，大倾向和私家部曲客一样，是依附民化。
　　为了足兵足食，魏、蜀、吴都大兴屯田。被招募去屯田的人，便被称作屯田客。屯田是在兵法部勒下进行生产的，管理屯田的都是军职称作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田客是募来的（《三国·魏志·袁涣传》），都是郡县良民。《晋书·食货志》：“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许下。”但因为是在将校兵法都勒下进行生产，农民是不乐来作屯田客的。《三国志·魏志袁涣传》就说：“是时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虽然这次曹操接受袁换的建议，“乐之者乃取，不欲勿强。”（同上），但难保证屯田都是这样勿强的，屯田的军事管理制度本身就包含着强制性。在当时自由受到限制，就很容易掉落到半自由的依附民行列里去。曹魏后期，曾“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各有差”（《晋书·外戚传·王恂传》），这里所赐给的大约就是屯田客（李剑农教授在196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第28页曾提出此意）。屯田客的身分逐渐降低了。
　　曹魏的士，称为士家。士有士籍。《三国志·魏志·齐王芳纪》，嘉平六年二月诏曰：“追赐整、像爵关内侯，各除士名，使子袭爵，如部曲将死事科。”刘整、郑像都是士。在前一年吴将诸葛恪围合肥新城时，城中遣刘整、郑像出城传消息，被吴军所俘，不屈而死，因有是诏。除士名，就是从士籍中除名。为了严厉制止兵士的逃亡，魏的士亡法是极严的。《三国志·魏志·卢毓传》：“时天下草创，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高柔传》：“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最初，士、民分籍，只是分工，可以加强对士的管理。兵士逃亡，要罪及妻子没为奴隶，这样一来，影响所及，兵士身分渐渐降低。魏明帝夺士家女子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太子舍人张茂上疏谏说：“吏属君子，士为小人，今夺彼以与此。”（《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明帝时，士已明确的成为小人。但士仍可以得爵赏封侯。上引材料，已说刘整、郑像因功除士名并封为侯。齐王芳时，锺毓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毓所创也。”（《三国志·魏志·锺毓传》）。这段材料说明，士妻是可以由官家配嫁的。奴婢才能由主人配嫁。士妻可以配嫁，说明士身分的低贱。但士仍有立功封侯的希望，说明尚未完全断绝士进入贵族行列的可能。但封侯的究竟是少数人，三国时期绝大多数士已是身分低下的人了。
　　两晋南朝的兵，是跟着曹魏的士家制度演变下来的。晋称为兵家，南朝称为军户。两晋南朝的兵家、军户，身分低下更为明显。《晋书·赵至传》：“赵至……代郡人也，寓居于洛阳缑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与母同观。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贱，世乱流离遂为士伍耳！汝后能如此否？”士伍已是微贱。
　　兵家子要脱离兵籍，须要有皇帝的“制旨”（《晋书·王尼传》）。南朝仍是如此。《宋书·元凶劭传》：“免军户，属南彭城薛县。……焚京都军籍，置立郡县，悉属司隶为民。”《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南彭城郡条：“义旗初，免军户立遂城县”、“义旗初，免军户为建熙县”。《宋书·刘道济传》：“乃免吴兵三十六营以为平民，分立宋兴、宋宁二郡。”宋孝武帝大明二年的诏书？“吏民可赐爵一级，军户免为平民”，南齐和帝永元二年的诏书，“凡诸杂役见在诸军带甲之身，克定之后，悉免为民”，和梁武帝天监十七年的诏书，“兵驺、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南史》作“男年六十六，女年六十”），免为平民”，更明确的证明兵户身分低下，是国家的依附民，半自由人，身分低于编户平民。
　　两汉大臣多有出身郡县的。三国时吏民已经分籍。蜀亡时有吏四万人（《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吴亡时有吏三万二千人（《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但如前魏明帝时太子舍人张茂所说：“吏属君子，士为小人”，是三国时吏的身分还不十分低下。
　　晋武帝统一后，“诏天下罢兵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晋书·山涛传》）。
　　去兵置吏，吏的地位降到和兵相近。而且人数很多。《宋书·孝武帝纪》：永初二年，“初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荆州在南朝是大州，但限数也很可观。南北朝都常以事力给官，有称事力、兵力、亲信的，也有称吏力或吏僮的。《宋书·孝武帝纪》：“（孝建三年二月）内外官有田在近道听遣所给吏僮附业。”吏和僮联系一起，而且可以附在田业，吏的地位和客差不多。《魏书·官氏志》：“（天赐元年）十二月，诏始赐王公侯子国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师，职比家丞，总统群隶。”这是把吏赐给贵族之家。家丞是管理贵族家事和奴隶依附民的，典师管赐吏而且说是“总统群隶”，把吏和奴隶、隶户同等看待。就从这两条材料看，南北朝的吏的地位大约和客相近，是国家的依附民。
　　南朝有旧门、将门、次门、役门、三五门等家门区别。称作什么门，表示他仍为国家服役的身分等次。
　　《南齐书·沈文季传》：“世祖在东宫，于玄圃宴会朝臣。……言及虏动，（褚）渊曰：陈显达、沈文季，当今将略，足委以边事。文季讳称将门，因之发怒。”
　　按将门地位身分不低，但在南朝崇尚士族门第的大环境里，朝廷大官都仍以出身将门为耻。
　　《宋书·宗越传》：“宗越，南阳叶人也。……本为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觊文点越为役门，出身补郡吏。”次门身分地位比役门要高，元嘉二十四年，宗越“启太祖求复次门，移户属冠军县。许之。”大约因为次门身分地位高，宗越求复次门。
　　又：“武念，新野人也。本三五门，出身郡将。”
　　宗越以役门出身补郡吏，武念以三五门出身补郡将，这郡吏、郡将就是《宋书·孝武帝纪》所说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中的将、吏。可见次门、役门、三五门都是服役任将、吏的。
　　出身役门、三五门补将吏的人，可以军功升迁而至大官，还可以封爵。如宗越役门出身，积功劳任职到冠军将军，封始安县侯（《宋书·宗越传》）。武念三五门出身，积功劳为右将军，封开国县男（同上）。但升迁是一回事，出身又是一回事。一提到出身，他们这类人仍常被称作“出身厮伍”、“擢自凡竖”（《宋书·黄回传》）。沈文季已经官到名臣大官，褚渊仍故意提他的出身将门，而沈文季也就认为是他的耻辱而大怒。
　　次门、役门、三五门，可能仍是郡县户。宗越、武念、黄回等人的传，都提到他们是某郡县人。他们都是国家的依附民，都是有一定身分等级的。
　　北魏初年征伐四方，所得俘虏多称为隶户。《隋书·刑法志》：“魏虏西凉之人，没入名为隶户。”隶户大约是被视作奴隶的人户，北魏皇帝常以隶户赏赐从征将士和留守文武大臣，前面已叙述过。隶而称作户，未被打乱家庭关系，身分地位可能高于奴隶，可能近乎依附民了。
　　孝文帝时，少数民族叛逃，被追回来后，即徙配各州为营户。《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太尉陇西王源贺追击，至枹罕，灭之；斩首三万余级，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为营户。”既名。徙配，且又犯逃叛罪，他们的身分已由原来的自由平民降为半自由的依附民了。
　　孝文帝推行屯田，“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断顷亩之数，以脏赎杂物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魏书·食货志》）。北魏屯田制度大约仿效曹魏屯田，北魏屯民身分大约亦如曹魏的屯田客。
　　北魏初有杂营户。《魏书·食货志》：“先是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绵，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縠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其后，始光三年，“诏一切罢之，以属郡县。”
　　杂户的出现，不始于北魏，十六国时已有。《晋书·姚弘载记》：“勃勃既克阴密，进兵侵雍，岭北杂户悉奔五将山。”又载：“刘裕进据郑城，弘使姚裕尚书庞统屯兵宫中。……尚书姚白瓜徙四军杂户入长安。”
　　北魏杂户之多，人民不乐作编户而愿作杂户，是因为杂户不负担赋役。只要这原因不消除，杂户就废除不了。杂户历北朝隋唐不绝。
　　杂户身分是低于编户的。北齐文宣帝天保二年诏：“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北齐书·文宣帝纪》）。北齐后主天统三年诏：“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北齐书·后主纪》）。平人，就是平民，郡县编户平民。北周武帝建德六年诏：“凡诸杂户，悉放为民。”（《北周书·武帝纪》）。
　　北周武帝“凡诸杂户，悉放为民”，大约在建德六年之后，《隋书·刑法志》就说“建德六年齐平后，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
　　无复杂户是不可能的。旧的杂户放免了，新的杂户又复产生。隋唐时代，仍有杂户。《唐六典·刑部尚书·都官郎中》条的规定，更明确的显示了杂户的身分等级。这条文说：“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杂户的身分，高于番户而低于良人。依然是依附民，国家的依附民。
　　三、编户民身分的低落。汉末三国时期的编户民，比起战国秦汉的编户民来，在身分和社会地位上也是有低落的。当时的编户民，在身分社会地位上和士家、屯田户以及世家豪族的依附民部曲、客等是相通的。编户民是这些民户的后补。
　　投靠世家豪族的依附民，全部来自编户民，他们为了逃避国家租税徭役的重压，大量逃亡投靠在世家豪族门下去作依附民。人民所求的是生存。只要能活下去，降低身分与否他们是不重视的。自由是有时代性的，有具体内容的。资本主义兴起时代，人民是不自由毋宁死。在中世纪，赋税徭役繁重人民救死不暇，只要能活命，宁愿投靠豪家作依附民，自由不自由，是讲说不起的。
　　国家常以户口赐给臣下，这些被赐出的户口，有的是编户民，有的是屯田客，有的是军户。这样，就使得编户民和私家依附民和军户处于同等的地位。东吴给陈武的赐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孙权赐给陈武的二百户复客，在会稽新安县。陈武死后，陈武的儿子陈表发现这二百户都是精壮，皆堪好兵，于是就退还国家，说“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志也。孙权很嘉奖陈表，就使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这段材料，我们在别处已用过。
　　孙权赐给陈武的二百户客，是在会稽新安县。赐给以前，是编户民还是军户不十分清楚。从他们住在新安县，陈表把他们退还孙权后，孙权又命人“下郡县，料取正户羸民以补其处”看，他们可能是郡县编户民；从他们“皆堪好兵”都是“劲锐”看，又可能是军户。不管怎样，这份材料说明：郡县编户民在身分地位上和军户、私家依附民——客，是相通的。孙权原来赐给陈武的二百户，在赐予之前无论是军户是编户，都可取来作赐户，作僮仆。这二百家被退还后，孙权又是从郡县编户民中劝羸民以补其处”，即又是以编户民来补陈武的“僮仆”的位置。
　　郡县编户民，既可以作国家的依附民（军户），又可作私家的依附民（客、僮仆），编户民的身分社会地位和依附民就是相通的了。郡县的编户民，虽然还保有比较多的人身自由，但由于他们已成为依附民的后备军，随时有被分出去作各色各样依附民的可能，他们的身分和社会地位也就大不如战国素汉的编户齐民了。
　　由以上所说，可见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贵贱等级繁多而又森严的社会和时代。贵族门阀世族阶级，门第有高低，互相竞比。庶族人民，又以其对国家职役性质门类的不同，而分为各种门户，而门户又反映他们的身分等级。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各种不同的身分等级层里。他们都是国家的依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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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壹 由部落到国家 一、早期国家的出现 （一）殷商社会和经济
（二）周人的早期生活（三）灭商后商周两族的关系
二、阶级分化和演变 （一）贵族（二）国人
（三）众、庶、民（四）私徒属
（五）隶臣妾（六）《诗经》中所见各阶级的生活
三、井田和土地制度 （一）土地公有制的史影（二）周王、诸侯、贵族土地所有制
（三）公田和私田（四）国与野的不同田制
（五）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四、早期国家形式 （一）王廷和群僚
（二）城邦国家（三）国（地缘）与家（血缘）两系的合一
（四）礼、刑、兵、税、役贰 古代社会 一、春秋战国之际的经济社会变化 引言
（一）农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二）城市交换经济的兴起 1．交换和商人的活跃
（二）城市交换经济的兴起 2．货币和城市兴起（二）城市交换经济的兴起 3．交换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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