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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说部 》 民國春秋 》
第二捲·第三十七章 國父逝世
劉鳳舞 Liu Fengwu
蔣介石在廣州籌建軍校工作全面展開的時候，又以“環境惡劣，辦事多遭掣肘”為理由，嚮國民黨中央提出辭呈，並讓他的英文秘書王登雲召售籌備人員說：
“蔣先生已决定黃埔軍校不辦了，籌備處馬上解散。馬上就發給每人遣散費。”
鄧演達和葉劍英堅决反對散夥，還有一些人表示懷疑。鄧演達和葉劍英去請示廖仲愷，廖說：
“應該瞭解，辦黃埔軍校是黨要辦的，而且一定要辦成。你們應以君子愛人以德的態度幫助蔣先生。如果黨要辦，蔣先生不要辦，或因此辦不成約定論一種相對主義的真理觀。奠基人之一是法國數學，蔣先生要開罪於黨，將來他如果想回來再參加革命，怕也很睏難了。所以籌備工作要照常進行。”
蔣介石還是擅自離開廣州，悄悄地去了上海。
孫中山對蔣辭職一事批示：“務須任勞任怨，勉為其難，從難苦中去奮鬥，百折不回，以貫徹革命黨犧牲之主張，所請辭職，礙難照準。”
蔣介石辭呈中所說“辦事多遭掣肘”，實際上是他反對聯俄聯共，反對革命。蘇聯顧問為革命說了幾句話，他就不高興，拂袖跑到上海去了。蔣介石到上海後給廖仲愷寫信說：
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衹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緻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産黨，而乃國際共産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産黨為其正統，决不信吾黨可與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其故在於中國人衹崇拜外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産黨員之在俄者，但駡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力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則將來恐亦不免墮落耳。……弟在俄行動，自覺無可為人誹謗之處，亦無失卻黨體之點，因入共産黨問題，而弟以須請命孫先生一語，即以弟為個人忠臣相譏刺，弟自知個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報君，不失其報國愛民之心，至於漢姦、漢奴，則賣國害民而已也。吾願負忠臣卑鄙之名，而不願帶洋奴光榮之銜，竊願與兄共勉之！
蔣介石的離去引起衆人議論，蘇聯顧問切列潘諾夫則說：“蔣介石擔心，在廣州的軍閥，其中包括滇係軍閥，不贊成創辦黃埔軍校，因而會解除軍校學生的武裝，最後會跟他算賬。”
方鼎英說：“滇軍第3軍軍長範石生，曾當面奚落蔣介石曰：你在黃埔辦什麽鳥學校，你那幾根‘吹火筒’，我衹派一營人就可完全繳你的械。”
廣州公安局長吳鐵城說：“這個膽小鬼是靠不住的。一有風吹草動，蔣介石為了躲避風險，總是逃跑，躲到一個安全地方。這次他逃跑了，下次他還照樣逃跑。不能依靠他。”
蔣介石逃跑後，孫中山命廖仲愷代理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
經廖仲愷的一再催促，經孫中山派去的許崇清的勸說，蔣介石終於在4月下旬返回廣州。
1924年5月，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官學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命廖仲愷為軍校黨代表，命王柏齡為軍校教授部主任、葉劍英為副主任、戴季陶為政治部主任、張申府為副主任、李濟深為教練部主任、鄧演達為副主任、周駿彥為軍需部主任、俞飛鵬為副主任、林振雄為管理部主任、陳適為副主任、何應欽為總教官。
不久，戴季陶、張申府相繼離職，邵元衝繼任政治部主任。邵元衝隨孫中山北上後，便由周恩來繼任。周恩來於當年8月初自法國返回，到達廣州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還在黃埔軍校籌備期間，廖仲愷、戴季陶就希望張申府能夠推薦一些在國外學習的優秀學生到黃埔軍校來。張申府是由李大釗介紹，來廣州擬擔任廣東大學圖書館長的。他一次就開了周恩來、周佛海等12人的名單給廖仲愷。廖先是聘請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後任命為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精力充沛，學識淵博，態度和藹熱情，工作細緻周詳。
從黃埔軍校於1924年10月建立教導團開始，蔣介石逐漸培植自己的軍事力量。蔣介石委托陳果夫等在江、浙、滬招募新兵。又在廣州招考學兵隊，培養教導團下級幹部。教導團1團團長為何應欽，2團團長為王柏齡。不久，教導團改編為黨軍第一旅，歸蔣介石節制調遣。
在軍校教導團成立的同時，又以黃埔軍校學生為骨幹，建立了另一支革命武裝——鐵甲車隊。這支革命武裝是由周恩來領導建立起來的，全隊150人左右，正副隊長徐成章、周士第、以及軍事教官趙自選，黨代表廖乾五、政治教官曹汝謙均為共産黨員。後來鐵甲車隊再擴充一部分黃埔軍校學員，建成葉挺獨立團。葉挺曾擔任孫中山衛隊團營長。孫中山派他到蘇聯學習一年多，他在那裏加入了共産黨，回國後便擔任團長。
廣州是革命力量同反動力量决鬥的中心。廣州商團在英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從1924年5月開始醖釀叛亂。英帝國主義分子對商團團長陳廉伯說：“如果你能夠運動商團，反對政府，我們英國便幫助你組織商人政府，你陳廉伯就是中國的華盛頓。”
陳廉伯於5月27日主持召開“商團鄉團會議”，宣佈要在8月14日推翻大元帥府取而代之。
孫中山得知這一消息，立即采取措施。8月9日晚，孫中山命長洲要塞司令蔣介石扣留商團購買的長短槍9800支，子彈300多萬發。廣州政府下令通緝陳廉伯。
8月12日，商團1000多人列隊到大元帥府請願，要求發還扣留的槍械，並以罷市相威脅。孫中山揭露了陳廉伯運動商團策劃叛亂的陰謀，要求商團自行檢舉陳廉伯的罪行。商團竟不服從，25日，廣州商人總罷市。
孫中山、廖仲愷一面派出湘、滇、桂、豫各軍1000多人，進駐佛山市區和鐵路沿綫，預為防範；一面電告各地商會，曉以大義，明以利害，勸其復業，不要附逆作亂。
不料，那些挂着國民黨招牌的軍閥頭目暗中同商團相互勾結，狼狽為姦。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桂軍總司令劉震寰、湘軍總司令譚延闓、粵軍總司令許崇清、豫軍總司令樊鐘秀、福軍總司令李福林等，以調停為名，嚮商團暗通款麯，給孫中山施加壓力。尤其是滇軍範石生、廖行超等，竟以“不欲駐地糜爛”為藉口，要孫中山緩行軍事處分，他們私下同商團密議，提出6項條件，要孫中山接受，即：政府交出所扣槍械；商團交納軍費50萬元；陳廉伯、陳恭受發表通電擁護孫中山政府。孫中山幾次嚮範石生、廖行超曉以大義，明以利害，要他們站在政府立場上，一致對付商團。
範、廖本性難移，就是不聽。孫中山大怒，他召集商團頭目和範、廖等人座談，範、廖2人分座在孫中山左右兩側。孫中山指着範、廖道：“我不怕商團聯合左右兩衹老虎嚮我反噬。”
範威脅孫道：“市面危機四伏，險象環生，萬一變故發生，全局皆壞，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在此兩三日內，無論若何，必要解决，否則，我撒手不理，將全軍調回。”
孫中山聞言，顔色立變，但身受扼製，也無可如何。範石生還以撤廖仲愷職為條件，要廖仲愷去職。
在右派的壓力下，廖仲愷辭去了廣東省長職務，由鬍漢民繼任，廣州市長和公安局長也換成了同情商團的人，並交還了所扣槍械，廣東的人事發生了變化，商團的反動氣焰重趨高漲。
10月10日，廣州各界舉行慶祝雙十節大會。30多個愛國團體和學生、市民三四萬人舉行遊行示威，高喊“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反動軍閥”、“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實行國民革命”、“復活辛亥革命精神”等口號。遊行隊伍在太平路至西豪口之間，與全副武裝的商團軍相遇，商團團丁先是不準遊行隊伍通過，繼而開槍，當場打死20多人，受傷10多人，被捕10多人。團丁將打死的，刨肝剖肺、割頭斷腳，把死屍分成無數部分，拿到沿街示衆。次日，商團軍封鎖市區，迫令商店罷市，張貼“打倒孫政府”、“請孫文下野”的反動標語。
廣東政府立即成立革命委員會，孫中山為會長，廖仲愷、許崇清、汪精衛、蔣介石、譚平山、陳友仁為委員，作為平定叛亂的最高指揮機關。
孫中山又任命蔣介石為指揮，廖仲愷、譚平山為正副監察，負責平亂。孫中山限令在24小時內，務必解除商團武裝。孫中山下令由黃埔軍校、鐵甲車隊、工團軍、飛機隊、農民自衛軍、陸軍講武學校、滇軍幹部學校、兵工廠、吳鐵城的警察部隊參加平叛戰鬥。
10月14日黃昏時分，政府軍嚮商團軍發起進攻，商團軍在西關一帶架設天橋、炮臺、構築街壘，厚建竹木柵，進行頑抗。政府軍采用火攻，由消防隊救火車載煤油噴射連接各馬路的竹柵，引火燃燒。頓時烈焰衝天，西關一帶化為火海，街壘路堡，立成灰燼，有1000多傢商店也悉數被焚，商團軍不堪火攻，迅即潰散，或繳械投誠，或棄甲而走。
陳廉伯在沙面租界內指揮，眼看大勢已去，竄上了英艦，商團副團長李頌韶納械請降。另一商團頭目陳恭受用巨款收買滇軍，逃往香港。至此，商團叛亂被平息。
北京政變後，孫中山感到曹吳倒臺，廢帝被逐，確實發生了有利於革命的變化。他本着和平統一全國的初衷，認為，根本之圖，尤在速謀統一，以從事建設，庶幾分崩離析之局，得以收拾，長治久安之策得以實施。因此，他權衡輕重，决定即日北上，共籌統一建設之方略。他任命鬍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以譚延闓為北伐聯軍總司令，主持北伐。
11月13日，孫中山偕宋慶齡以及隨行人員汪精衛、李烈鈞、陳友仁、邵元衝等30多人，乘永豐艦離粵北上。抵香港後，改乘日本郵船春陽丸號赴上海。
孫中山一行抵達上海，受到各界群衆1萬多人的熱烈歡迎。但當上海群衆涌上街頭歡迎孫中山時，法租界當局竟出動巡捕驅散群衆，捕去指揮者數人，對於帝國主義者的挑釁，孫中山發表聲明說：“上海為中國之領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住在上海的那些外國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的領土之內，無論幹什麽，客人完全不能干涉。中國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國僑民在中國領土上飛揚跋扈，要不惜一切努力收回租界。”
孫中山等離滬繼續北上，因津浦路受戰爭影響不通車，上海至天津的客輪頭等艙客票已售完，他們便取道日本乘日輪赴天津。在途經日本的長崎、神戶、門司等地時，受到日本各界人士、旅日華僑和中國留學生的歡迎，孫中山多次發表演說和談話，宣傳對時局的主張。
孫中山一行抵達天津時，國民黨舉行歡迎孫中山的活動受到外國帝國主義者的阻撓，法捕房拘捕了國民黨發傳單的人，國民黨的直隸省黨部和天津市黨部被法捕房查抄，禁止孫中山出席在國民飯店的宴會，但天津人民熱烈歡迎孫中山的來臨。共産黨北方黨組織派趙世炎專程赴天津迎接。中共天津地委聯絡天津各團體，發起成立天津市民歡迎孫中山籌備會，孫中山抵達天津碼頭時，50多個團體2萬多群衆前往歡迎。市民自動張燈結彩，燃放鞭炮。當晚又舉行了歡迎孫中山的茶會，孫中山因病不能赴會，派代表出席。馬千裏、鄧穎超等赴孫中山住所張傢花園嚮孫表示慰問。
孫中山抵津，首先對張作霖作禮貌上的訪問。次日，張作霖到張傢花園回拜，孫中山正在靜臥中，孫科表示謝絶客人。張作霖一面昂然而入，一面回答說：
“今天我來嚮孫先生說話，孫先生可以睡在床上，不必開口回答。”
張作霖關起門來同孫中山密談，勸孫放棄聯俄、聯共政策，說這是外國公使反對的，而外國人是不好惹的；他願代孫疏通外國人的感情，又保證說：
“這事包在我張作霖一人身上，一定可以成功。”
孫中山聽了，又好氣，又好笑。
段祺瑞派葉恭綽、許世英來天津名為歡迎孫中山，實則要勸說孫中山不要“過於激烈”，以免引起“列強干涉”。孫中山在病榻上接見了葉、許。許世英嚮孫中山報告了段祺瑞所謂“外崇國信”的聲明和善後會議條例。孫中山大怒，厲聲問道：
“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地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麽道理？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為什麽還來歡迎我？假如不打倒帝國主義，我就不革命了！”
孫中山這次震怒，使他的肝病加劇。孫中山因為直係軍閥還在興風作浪，不願授人以隙，所以仍然扶病入京，打算采取政治鬥爭的方式，以改變直係倒臺後的“換湯不換藥”的局面。
北京前門車站10餘萬群衆熱烈歡迎孫中山。中共北京地委在孫中山下榻的北京飯店門前，組織群衆舉行歡迎會，表達北京人民對孫中山的歡迎和愛戴之忱。孫中山因病情沉重，無法直接嚮群衆講演，發表了書面談話和《入京宣言》。
馮玉祥讓夫人李德全持親筆信去看望孫中山。孫將6000本《三民主義》、1000本《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贈送給馮，由李德全帶回，馮將這些書作為國民軍官兵的教材。
孫中山患的是不治之癥——肝癌。他在重病中仍然領導國民黨抵製段祺瑞的“善後會議”，籌劃召開國民會議。當時，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僅汪精衛一人在京，孫中山决定加派於右任、李大釗、陳友仁、吳稚暉、李石曾5人為委員，並手諭設立北京政治委員會，負責處理日常事務。
1925年2月24日，孫中山口授遺囑及傢事遺囑，由汪精衛筆記，並以英語口授緻蘇聯遺書，由鮑羅廷、陳友仁、宋子文、孫科等筆記。
3月11日，孫中山在遺囑及遺書上簽字，隨後又對周圍的人說：
“我死了，四面都是敵人，你們是很危險的，希望你們不要為敵人軟化。”
孫中山在彌留之際，用微弱的聲音呼喊：“和平、奮鬥、救中國。”
3月12日9時30分，孫中山與世長辭，終年59歲。
孫中山的《遺囑》是：
餘致力於國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40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餘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北京75萬人先後在孫中山靈堂前致祭。共産黨人李大釗、林伯渠等參加了守靈和執拂。
4月2日，孫中山靈柩移奉西山碧雲寺，參加送靈的達30餘萬人，並有2萬多名學生。學生、軍人和工人等沿途散發宣傳孫中山關於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傳單，並高呼“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中山主義萬歲”、“國民革命萬歲”等口號。北京和全國各地群衆悼念孫中山的活動，形成了一次廣泛強大的政治宣傳運動。
廣東革命政府在平定商團叛亂後，陳炯明乘孫中山北上之機自封為“粵軍總司令”，下令進攻廣州，在陳炯明的指揮下，葉舉、洪兆麟部集中惠陽、平山，嚮石灘進犯，謀窺廣州；林虎一部嚮竜門、增城北面進擾，以策應葉舉部而夾擊廣州；林虎另一部則嚮贛邊之南聚集，企圖切斷北伐軍之後路。
1925年1月25日，廣東革命政府决定討伐陳炯明，遂將許崇清的建國粵軍、楊希閔的建國滇軍、劉震寰的建國桂軍、譚延的建國湘軍及黃埔軍校學生隊、兩個教導團，組成東徵聯軍，以楊希閔為聯軍總司令。
東徵聯軍分左、中、右3路。根據蘇聯軍事顧問加倫的建議，右路軍由粵軍和黃埔軍校組成，由許崇清統率，肅清廣九鐵路沿綫的敵軍，然後嚮淡水、平山、海豐、汕頭一綫進攻；左路軍由楊希閔的滇軍擔任，嚮河源、五華、興華一綫推進；中路軍由劉震寰的桂軍擔任，攻占惠州城並策應兩翼。
2月10日前，右路軍完全占領廣九鐵路，接着便攻取淡水。右路軍决心采取速戰速决的戰法，爭取惠州敵援軍尚未趕到之前占領淡水，並以黃埔教導團為攻城主力，攻淡水之東南，粵軍第2師攻城之西北，攔截北面增援之敵，粵軍獨立第7旅攻城之東北。
黃埔校軍由蔣介石以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和黃埔軍校校長名義統率，黨代表廖仲愷、政治部主任周恩來、蘇聯顧問斯捷潘諾夫、什涅伊傑爾參加指揮作戰。周恩來指示鐵甲車隊一部參加東徵。周恩來還組織了由共産黨員參加的宣傳隊，將50萬份緻士兵的傳單、10萬份緻農民的傳單，5萬份革命歌麯帶到前綫散發。粵軍張民達的第2師以及第7獨立旅，亦納入校軍。
2月14日，校軍教導團組織敢死隊，由8名共産黨員學員和2名國民黨員軍官及100名士兵組成。次日清晨，在炮兵及步機槍猛烈火力掩護下，用雲梯攀登入城，進入淡水城內和敵軍巷戰肉搏，全殲守敵。
敵援軍洪兆麟部趕到，在淡水城東北同粵軍第7獨立旅、教導團一部展開激戰，教導二團團長王柏齡臨陣走脫，共産黨員陳賡等主動率學生軍迎擊敵人。師長張民達、參謀長葉劍英率粵軍第2師及第7獨立旅配合作戰，激戰至傍晚，敵援軍退去。戰役結束後，蔣介石免去王柏齡團長職務，由瀋應時接任，瀋負傷後，由錢大鈞代理。
右路軍兵分兩路攻擊海豐。共産黨員彭湃領導農民群衆，立即將過去埋藏地下的土槍、土炮等武器挖出來加以修理。農民群衆踴躍擔任運輸、嚮導、偵探以至幫助挖築戰壕，襲擊小股敵軍，直接參戰。
3月1日，右路軍在農民群衆的配合下，順利拿下海豐，又在以後的幾天內控製了整個潮汕地區。
由於滇桂軍閥劉震寰、楊希閔同陳炯明、林虎早有密約，東徵聯軍之左路軍和中路軍始終按兵不動，致使林虎得以從容集中其主力2萬多人，從興寧、梅縣等地南下，陰謀一舉將右路軍殲滅於揭陽、潮汕之間。林虎軍素以強悍著稱，是陳明炯主力。3月13日，雙方在棉湖遭遇，展開一場激戰。參加右路軍作戰的，除粵軍許濟旅、黃埔教導團外，還有陳銘樞旅、吳鐵城旅。張民達師留守潮汕。
這是一場惡戰。黃埔教導團團長何應欽親自率領衛士隊手機槍排，把衝入陣地之敵打退，衛士死傷多人，情勢極其危險。蔣介石眼見這種情況，頗感憂慮，對何應欽說：
“何團長，你要堅持，必須想辦法輓回局勢，我們不能後退一步，假如今天在此地失敗了，我們就一切都完了，再無希望返回廣州了，革命事業也得遭到嚴重挫折。”
蔣介石轉過去詢問炮兵連長陳誠說：“為什麽6門大炮都打不響了，能不能再試一試。”
隨即，蔣介石及蘇聯顧問跟着陳誠來到炮兵陣地。
陳誠把一門山炮加以調整，裝上炮彈，對準正聚集在前方小河對岸的幾百敵軍，親自拉火，事有湊巧，果然一炮打響了，炮彈正落在這群敵人中間爆炸，打死了幾十個敵人，敵人一哄而散，嚮後奔逃。接着幾門炮都打響了，且打中目標，幾處敵人紛紛後退。黃埔軍官兵突然士氣大振，奮勇反攻。
黃埔教導二團進擊鯉湖附近，等待蔣介石的命令，久候不得，雖然聽到一團劇烈的槍炮聲，但團長錢大鈞不知當機立斷，坐失良機，後來營長劉堯宸實在忍耐不住，獨自率領本營前進，同林虎的總預備隊展開戰鬥。錢大鈞聽到劉營戰鬥的槍聲，纔命令全團迅速加入戰鬥，實行猛攻。林虎沒有想到側後方會遭到如此猛烈襲擊，事出意外，手足無措，衹好後退。林軍頓時陷入混亂狀態，全綫潰退。
3月19日，黃埔教導團二團及陳銘樞旅經五華冒雨進攻興寧，首先擊敗城外守敵，然後發起攻城，教導一團亦從五華趕到，協同作戰。經過激烈戰鬥，重創敵軍，林虎率殘部嚮東逃竄，右路軍乘勝嚮梅縣追擊，林虎軍棄梅縣縣城落荒而逃。
陳炯明殘部先後退出東江地區，嚮閩贛邊境逃竄，睏守惠州的陳軍楊坤如部，經廖仲愷派員勸降，楊坤如被迫宣佈下野，楊部被改編為滇軍第8、9兩師。至此，第一次東徵勝利結束，陳炯明再度逃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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