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海明威在接受了电休克疗法之后，加速了《流动的圣节》的写作。这位身体随时处于崩溃状态的老人心中似乎已经明了：这次，他陷入了比“桑地亚哥”更艰难的困境，疾病与衰老这条大鱼正在大口大口地吞噬他的生命力。
海明威选择的搏斗方式是对于青春的回忆。对于这个即将死去的老人来讲，还有什么比1921—1926年的巴黎生活更让人怀念的呢?当那个22岁的年轻美国记者兼作家踏上巴黎的时候，尽管他迷惘、贫困、默默无闻，但只要年轻，这一切算得了什么?年轻让他的食欲很好，因为常常陷入饥饿，所以才品尝到冰凉的啤酒、油煎土豆和又粗又大的法兰克福红肠的绝妙味道；因为年轻，所以性欲很强，所以在傍晚“我们读读书，然后上床做爱”；因为年轻，他那么渴望得到成功，所以，他在一间不保暖的旅馆里这样为自己打气：“别着急。你以前一直这样写来着，你现在也会写下去的。你只需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就行。写出你心目中最最真实的句子。”
“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午后的阳光越过我肩头照进来，我在笔记簿上写着。侍者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等咖啡凉了，我喝下半杯，放在桌上，继续写着……以后有的是日子，可以每天写一点。其他的事都无关紧要。我无法想像60岁的海明威在做出这样的回忆时怀着怎样一种复杂情感。他在巴黎寻找他的文学理想，与形形色色的人相逢交谈争吵，像《太阳照常升起》里人物一样在苦艾酒的滋润中成长，为了不起的菲尔茨杰拉德解除性苦闷，还有被一位斯泰因称作“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这一切在40年后回忆起来充满兴奋与忧伤：“巴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而我们很年轻，这里什么都不简单，甚至贫穷、意外所得的钱财、月光、是与非以及那在月光下睡在你身边的人的呼吸，都不简单。”
像海明威所有的作品一样，《流动的圣节》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报复。传记作家肯尼斯S．林恩对此这样评述道：“他似乎又一次击败了他的无能和愤怒，用写作的魔法驱逐了它们，用对街道、咖啡馆、佳肴、美酒、朋友和妻子的回忆来治好了病。长时间的工作使得1921年至1926年的巴黎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象征，代表着过去的他。”
这段评价暗示了《流动的圣节》的真正动人之处。真正激动人心的不是巴黎，而是海明威留在巴黎的青春。我接着读到1964年《先驱论坛报》对于《流动的圣节》的专栏评论：“然而尽管他一一列举了佳肴、美酒、巴黎的街道……甚至在描写中弥漫着一种极其幽默的气息，可里面还是一种混沌与死亡即将逼近的格调。”
这句话终于揭示了《流动的圣节》的内核——面对死亡时，对于灿烂生命的渴求。巴黎与青春本身相比于这种渴求已经黯然失色。这本书打动我们的，是一种充满惋惜与向往来回望生命的态度。在缓慢的叙述节奏中，海明威鼓足了最后的勇气，参与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搏斗。他必须用他尚能清晰活动的大脑和仍然灵活的手来抢救他不断流逝的生命。他把每一个青春时的细节都铺展开，希冀它们能滋润已经干涸的身体与灵魂。
我在阅读这本书时，时常会猜想海明威自杀时的情景。在那只12毫米的双管英式猎枪抵住他的嘴时，他眼前闪过的是20年代的巴黎吗?那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衰老吧，那个年轻的美国作家会觉得明天是永远过不完的……青春对于那时候的海明威来说，不过是个习惯式的语态，他可以放肆地挥霍他的时间、才华与精液，还有刻薄……
这一切对于那个写作《流动的圣节》的已经衰弱之至的顽强老人来讲，具有怎样的诱惑。也只有此时的海明威才能赋予在巴黎的青春以永恒的生命力，没有苍老、衰弱相映衬的青春是缺乏真正触动心灵的力量的。
1918年，19岁的海明威在米兰说：“与其在年老体衰、万念俱灰时死去，还不如在这无不充满幻想的幸福的青年时代死去，让生命在灿烂的光明中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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