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名义上研究的是古希腊的悲剧艺术，实际上却是尼采借希腊艺术为题发挥自己的思想。他在为苦苦折磨他的生命意义问题寻求一个答案，并且已经显示出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的根本分歧： 叔本华全盘否定人生，他却竭力借艺术肯定人生。在书中，他集中抨击了始自苏格拉底的科学主义人生态度，连带也攻击了基督教。书发表后，学术界和同事们保持冷冰冰的沉默，他们寄予厚望的这个青年学者竟然写出这样一部全然不合古典语言学学术传统的著作，使他们感到惊讶和失望。连李契尔也保持沉默。几个月后，青年学者维拉莫维茨发表长篇文章，对尼采的哲学观点和语言学知识进行全面攻击，起而捍卫古典语言学传统。只有少数几个朋友支持尼采，学术界却一边倒。尼采的学术威信扫地，一时间，学生们纷纷离开他，他的课堂里只剩下了两个听众。
在尼采的支持者中，瓦格纳是最热烈的一个。事实上，尼采写作此书的动机之一是受了瓦格纳音乐的鼓舞，他把希腊悲剧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瓦格纳身上。尼采到巴塞尔的头三年，是他与瓦格纳的友谊的蜜月时期。当时，这位比尼采年长31岁的音乐大师与他的情妇(后来结婚)、李斯特的女儿柯西玛正侨居瑞士卢塞恩湖畔的特里伯森。尼采成了他们府上的座上客，据有两间专为他准备的房间，过从甚密。瓦格纳正踌躇满志，要大干一番音乐革新事业，他把尼采的出现视为命运赐给他的最大恩惠，称尼采是唯一懂得他的心愿的人。《悲剧的诞生》一发表，他立即给尼采写信说："我还不曾读过比你的书更精彩的东西!"他相信自己的事业获得了最好的助手。尼采暂时也沉浸在对大师的幸福信仰之中。
《悲剧的诞生》所引起的猛烈批评并未动摇尼采的决心，他坚定地走上了自己的路。1872年2、3月间，他以《论我们的文化设施的前途》为题作了五次学术报告，集中批判了现代文化。其中指出： 科学分工正在毁灭文化，新闻事业正在取代真正的文化事业。接着，从1872年到1876年，他又多次开前苏格拉底哲学的讲座。在尼采看来，体现在希腊悲剧和前苏格拉底哲学中的文化与人生息息相关，而现代科学化商业化的文化却远离了人生的根本。这是他一生坚持不懈批判现代文化的基本出发点。
1873至1876年，尼采先后发表四篇长文，结集为《不合时宜的考察》一书。书的主题仍是文化批判。第一篇《告白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以施特劳斯为例，批判了庸人型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第一次公开抨击了普鲁士的霸权主义，指出： 普法战争虽以德国胜利告终，其险恶后果却是使德国文化颓败，"使德国精神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遭失败乃至取消"《尼采全集校勘学习版》第1卷，慕尼黑，1980，第160页。。此后尼采一贯立足于文化的利益而批判强权政治，并且在德国陷入民族主义的政治狂热之时自称"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第二篇《论历史对于生命的利弊》，指出生命因历史的重负而患病了，呼吁解放生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第三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抨击哲学脱离人生，要求以叔本华为榜样，真诚地探索人生问题。第四篇《瓦格纳在拜洛伊特》，重点批判现代艺术。这篇文章名义上是替瓦格纳音乐辩护，视为现代艺术的对立面，其实明扬暗抑，已经包含对瓦格纳的批评。
文章写于1875至1876年间。在此之前，尼采内心对瓦格纳已经产生了隔阂。瓦格纳是个十足的自我中心者，在他心目中，尼采只是命运安排来为他的艺术服务的。从1872年起，他移居拜洛伊特，热衷于他的音乐会演的筹备工作。每次见面，他言必谈会演，而对尼采试图与他讨论的哲学问题毫无兴趣。这使自尊心极强的尼采深感压抑，渐渐产生对抗心理。尼采开始有意疏远瓦格纳，多次谢绝其邀请。1876年夏，在德皇威廉一世支持下，第一届瓦格纳音乐会演在拜洛伊特隆重举办。会演前夕，尼采躲到附近一个林区，写下《人性，太人性了》一书的最早的笔记，该书包含有明显批判瓦格纳的内容。在尼采妹妹的请求下，尼采才在会演剧场露了一次面。他十分厌恶会演的铺张场面，观众的庸俗捧场，瓦格纳的戏子作风。此后，尼采与瓦格纳仅偶然相遇一次，瓦格纳兴致勃勃地谈论自己新剧本的构思，尼采却极其冷淡，匆匆告别而去。1878年1月，瓦格纳给尼采寄去一份表现基督教主题的《帕西法尔》剧本，尼采没有一字回音。5月，尼采把《人性，太人性了》一书寄给瓦格纳夫妇。从此，互相不再有任何往来。
《人性，太人性了》写于1876至1879年，它是尼采用格言体写作的第一部著作。在内容上，它也标志着尼采思想上的重大转折，开始批判形而上学(旧式本体论)，包括《悲剧的诞生》中曾经提倡的"艺术形而上学"。后来，他仍强调酒神精神，但着眼点不是放在与宇宙本体的融合，而是放在以充沛的生命力(强力意志)来战胜人生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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