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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當驚世界殊(1)
嶽南 Yue Na
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 第十章 当惊世界殊(1)
學界大檢閱
經過200多位不同學科的專傢、學者的努力,夏商周斷代工程預定的第一至第八個課題的結題工作,於1999年春季基本完成。由於8個課題的結果是根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法和路綫多層次建構而成,就需對各項成果進行一係列分析研究,並進行整合、匹配,才能建立起整個夏商周三代的總體年代學框架。為此,“工程”在啓動之始,就專門設立了“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綜合和總結”課題,對各種成果進行收集、審查、分析、比較、研究,最後獲取一個盡可能相互趨同並合乎歷史真實的總成果。
自1999年5月中旬起,各課題、專題成果基本得以匯總,以李學勤為首的“工程”首席科學家,一面進行成果研究整合,一面着手主持《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1999階段成果報告·簡稿》(以下稱《簡稿》)的起草工作。
1999年8月,“工程”召開專傢組會議,就完成的《簡稿》進行審議。在長達7天的討論中,專傢們對《簡稿》的部分內容和觀點提出了修改意見。隨後,“工程”首席科學家與起草小組對《簡稿》文本進行了仔細的推敲和修改,進一步形成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1999階段成果報告·簡稿》(徵求意見稿)。此稿就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目標、研究途徑、實施情況,以及各課題、專題的研究成果等作了簡要而較全面的介紹,並附有《夏商周年表》。該年表中,所列的幾個大的年代支點是:夏的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商的始年為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殷之年為公元前1300年,武王剋商之年為公元前1046年。在這個大的框架之內,還有商後期與西周各列王的年數。
在成果正式對外公佈之前,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領導小組的指示精神,由中國史學會、中國考古學會、中國科技史學會,會同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辦公室,1999年9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召開聯合舉辦了“夏商周斷代工程成果學術報告會”,就“工程”製定的《簡稿》廣泛徵求學界的意見。受邀請的200多位專傢、學者,滿懷期望與驚喜之情,紛紛從22所大學與30多個科研單位雲集會場,聆聽“工程”報告並參加研討。面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取得的一係列重要成果,與會的200多位專傢、學者群情激昂,精神振奮,給予了高度贊揚和充分肯定。他們認為,這些成果體現和代表了當今年代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工程”所采取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的學術探索,在自身取得成功的同時,也對相關學科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工程”成果所體現的衆多專傢、學者相互合作的群體意志和團隊精神,對即將到來的新世紀中國的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將産生深刻的影響。
就在會議即將結束時,幾位代表又根據自己參加“工程”成果研討的體會作了典型發言。來自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著名考古學家石興邦說道,我沒有具體參加某個課題組,衹是斷斷續續地參加了一些課題的研討會議,對工作中的一些情況直接地,或是間接地有一些瞭解。我所知道的,是課題組的同事接到任務以後,以高度的責任心和摯熱的事業心,積極高速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可以說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孜孜不懈、勤懇拼搏。不論在考古工地還是在室內,都認真負責地探索和求索,以求真諦。“工程”200多位專傢、學者在幾百、幾千個日日夜夜,終於在大量資料中,歷史性地、全面係統地整理了夏商周三代發展過程的主要數據和積年的範圍,取得了階段性的輝煌成果。這些成果,是所有參與“工程”的同志們辛勤勞動的積纍和智慧的結晶,我們表示敬佩和慶賀。
當然,在充分肯定“工程”成果的同時,學者們也對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毫無保留地提出了改進意見。如來自南京大學歷史係的範毓周教授用形象的比喻說道,關於歷史年代問題,就好比是一串斷了綫的珍珠撒在了河水裏,隨着河水的衝刷和泥沙的淹沒,珍珠的位置更加散亂。現在要把這些已過去幾千年的珍珠重新撿回來,其難度可想而知,而要想全部撿回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一部分撿了回來,重新串連,也不一定是原來的順序了。因此,對我們的成果要謹慎對待,建議“工程”報告在處理有關學術問題時,參考外國年代學研究的方法,不要追求惟一解,可采用“最優解”、“次優解”、“待解”、“無解”等有分寸感的提法。衹有這樣,纔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於範毓周教授的意見,一直從事國外古文明研究的劉健博士表示贊同,她除嚮與會學者介紹了國外年代學研究及年表處理的情況外,同時提出,國外古文明年代學的研究,依據材料的多少而對具體年代作不同的判斷是一種常規。如兩河流域的年代學研究中,關於公元前1000年的年代,由於天文記錄、考古發現與傳世文獻的有關記錄相互吻合,因此,絶對年代就得以明確。而對公元前2000年的年代學,由於材料較為缺乏,就衹能提出框架。至於公元前3000年的年代,由於城邦林立,很多年表不統一,考古材料又太少,因此,相關的年表衹能冠以“大約”字樣。再如,對同一考古材料提出不同見解,也是正常現象。正因為如此,國外古文明年代學的研究者在處理一些具體年代時,往往采用上限、中限、下限,或早期、中期、晚期等體係,而且這種體係又往往以學術專著或學術論文的形式發佈。劉健認為,以上兩點,值得“工程”參考和藉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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