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 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   》 第十章 当惊世界殊(1)      Yue Na

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 第十章 当惊世界殊(1)
  学界大检阅
  经过200多位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的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预定的第一至第八个课题的结题工作,于1999年春季基本完成。由于8个课题的结果是根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法和路线多层次建构而成,就需对各项成果进行一系列分析研究,并进行整合、匹配,才能建立起整个夏商周三代的总体年代学框架。为此,“工程”在启动之始,就专门设立了“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课题,对各种成果进行收集、审查、分析、比较、研究,最后获取一个尽可能相互趋同并合乎历史真实的总成果。
  自1999年5月中旬起,各课题、专题成果基本得以汇总,以李学勤为首的“工程”首席科学家,一面进行成果研究整合,一面着手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以下称《简稿》)的起草工作。
  1999年8月,“工程”召开专家组会议,就完成的《简稿》进行审议。在长达7天的讨论中,专家们对《简稿》的部分内容和观点提出了修改意见。随后,“工程”首席科学家与起草小组对《简稿》文本进行了仔细的推敲和修改,进一步形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征求意见稿)。此稿就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研究途径、实施情况,以及各课题、专题的研究成果等作了简要而较全面的介绍,并附有《夏商周年表》。该年表中,所列的几个大的年代支点是:夏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之年为公元前1300年,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在这个大的框架之内,还有商后期与西周各列王的年数。
  在成果正式对外公布之前,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的指示精神,由中国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科技史学会,会同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1999年9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联合举办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学术报告会”,就“工程”制定的《简稿》广泛征求学界的意见。受邀请的200多位专家、学者,满怀期望与惊喜之情,纷纷从22所大学与30多个科研单位云集会场,聆听“工程”报告并参加研讨。面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与会的200多位专家、学者群情激昂,精神振奋,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他们认为,这些成果体现和代表了当今年代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工程”所采取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学术探索,在自身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对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工程”成果所体现的众多专家、学者相互合作的群体意志和团队精神,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几位代表又根据自己参加“工程”成果研讨的体会作了典型发言。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说道,我没有具体参加某个课题组,只是断断续续地参加了一些课题的研讨会议,对工作中的一些情况直接地,或是间接地有一些了解。我所知道的,是课题组的同事接到任务以后,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挚热的事业心,积极高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孜孜不懈、勤恳拼搏。不论在考古工地还是在室内,都认真负责地探索和求索,以求真谛。“工程”200多位专家、学者在几百、几千个日日夜夜,终于在大量资料中,历史性地、全面系统地整理了夏商周三代发展过程的主要数据和积年的范围,取得了阶段性的辉煌成果。这些成果,是所有参与“工程”的同志们辛勤劳动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我们表示敬佩和庆贺。
  当然,在充分肯定“工程”成果的同时,学者们也对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毫无保留地提出了改进意见。如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范毓周教授用形象的比喻说道,关于历史年代问题,就好比是一串断了线的珍珠撒在了河水里,随着河水的冲刷和泥沙的淹没,珍珠的位置更加散乱。现在要把这些已过去几千年的珍珠重新捡回来,其难度可想而知,而要想全部捡回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一部分捡了回来,重新串连,也不一定是原来的顺序了。因此,对我们的成果要谨慎对待,建议“工程”报告在处理有关学术问题时,参考外国年代学研究的方法,不要追求惟一解,可采用“最优解”、“次优解”、“待解”、“无解”等有分寸感的提法。只有这样,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范毓周教授的意见,一直从事国外古文明研究的刘健博士表示赞同,她除向与会学者介绍了国外年代学研究及年表处理的情况外,同时提出,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的研究,依据材料的多少而对具体年代作不同的判断是一种常规。如两河流域的年代学研究中,关于公元前1000年的年代,由于天文记录、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的有关记录相互吻合,因此,绝对年代就得以明确。而对公元前2000年的年代学,由于材料较为缺乏,就只能提出框架。至于公元前3000年的年代,由于城邦林立,很多年表不统一,考古材料又太少,因此,相关的年表只能冠以“大约”字样。再如,对同一考古材料提出不同见解,也是正常现象。正因为如此,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的研究者在处理一些具体年代时,往往采用上限、中限、下限,或早期、中期、晚期等体系,而且这种体系又往往以学术专著或学术论文的形式发布。刘健认为,以上两点,值得“工程”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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