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讀《金瓶梅》品明朝社會   》 外來和尚會念經(1)      梅朝榮 Mei Chaorong

  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廳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號,仙鄉何處,因何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欠身道:“貧道姓吳,道號守真。本貫浙江仙遊人。自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傢。雲遊上國,因往岱宗訪道,道經貴處。周老總兵相約,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來府上觀相。”
  ——《金瓶梅》第二十九回
  《金瓶梅》中描寫許多佛徒與道士的活動,極盡嘲諷之情。書中的道教齋醮活動,被認為是道士藉以斂財謀利的工具;潘金蓮為武大郎“念佛燒靈”時,衆僧醜態百出,作者就此評論說:“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懷不亂的少。古人有雲:一個字便是‘僧’,二個字便是‘和尚’,三個字是‘鬼樂官’,四個字便是‘色中餓鬼’。”這樣的佛教徒所進行的宗教儀式,在世人的眼裏已經完全失去了神聖宗教的應有之義。
  明朝社會,伴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傳統宗教日益世俗化,宗教之中的神秘感也逐漸減退,大部分僧道之人,衹是身穿僧衣道服,可是並不都是佛祖門生、三清弟子,更多的是帶有功利性的過場。
  明代僧人湛然圓澄曾經寫過一本書叫《慨古錄》,他對當時僧人風氣的腐敗和僧人隊伍的龐雜性感慨萬端:“或為打劫事露而為僧者,或為牢獄逃脫而為僧者;或為妻子鬥氣而為僧者,或為負債無還而為僧者;或夫為僧而妻戴發者,謂之雙修;或夫妻皆削發,而共住庵廟,稱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姦盜詐偽,技藝百工,皆有僧在焉。”這樣的僧尼“一生之事已畢,意不知五藴、六塵、四禪、八解為何語”。至於道教中日益世俗化的道徒混跡於市井,以煉丹求仙、點石成金的騙術來攫取財富的劣跡更是不少。
  明朝人們的宗教信仰也根據統治者的變化而變化,根生於本土的道教,在嘉靖一朝呈繁盛趨勢,因為當時的皇帝本人就非常信奉道教。到了萬歷朝,皇帝對佛教的興趣大增,於是,滿朝人員又開始崇奉佛教。正當明朝時期的中國閉關鎖國,西方卻經歷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然後進入了資本主義階段。伴隨着資本主義的擴張,基督徒開始了一場徵伐異邦、傳播上帝福音的“精神戰爭”,中國社會迎來了宗教信仰的“興盛”時代。這場精神徵伐在中國的最典型代表就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
  東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國古代有兩次大的碰撞。一次是佛教由魏晉時期傳入中國,從此以後,成為中國第一大宗教。第二次是在明朝時期,由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傳入中國的天主教。明朝中後期,天主教在皇宮貴族,以及平民百姓生活中得到認可,影響一批人接受西方的文化。
  利瑪竇(1552~1610年),意大利人,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出生在意大利安可納州馬切拉塔城一個貴族家庭。21歲時加入耶穌會,23歲在羅馬學院接受神職教育,並從名師學習文學、法律、神學的同時,進修幾何學、天文學、地理學等自然科學,成為一位知識淵博的青年學者。
  利瑪竇於1577年(明萬歷五年)報名參加耶穌會前往印度的傳教團。1580年他28歲時升任神父。1582年4月(明萬歷十年)奉耶穌會遠東巡閱使範禮安之命到澳門學習中文。利瑪竇從印度果阿出發,四個月後到達中國。
  1583年(明萬歷十一年),利瑪竇來到廣東肇慶,並很快與肇慶地方官員搞好了關係,被批準擇地居住和修建教堂,但當地士紳、百姓,稱他們為“番僧”,不時發生矛盾衝突。為緩解當地百姓的敵對情緒,利瑪竇等穿起中國式的大褂長袍,决定暫時不談宗教,並出重金聘請當地有名望的學者介紹中國情況,講解經書,以便與中國知識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語言。他們又用西方科學技術、新奇的西洋方物等吸引中國人,博取當地民衆的好感。他們積極學習中國文化,將天主教義融合進中國的古代經籍之中,從《中庸》、《詩經》、《周易》、《尚書》等書中摘取有關“天”和“帝”的條目,比作西方天主教義中的天主。換上儒裝,一邊學習翻譯中國的四書五經,一邊接近中國的士大夫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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