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一直想拉李敖加入国民党，无奈李敖就是不领情。后来陶希圣恼羞成怒，反戈一击。
李敖感到自己离开文献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高荫祖、陶希圣找李敖聊天时的话中话，就是想让李敖加入国民党，李敖心知肚明，知道他们想拉自己入国民党，他打定主意不干，所以除了委于虚蛇，装糊涂，也别无好法子。
但陶希圣一直不死心，而是越来越动心、用心。
这时发生了胡秋原事件，陶希圣认为机会来了。
事情的起因是此时正如火如荼的文化大论战。
从进文献会起，李敖并没有象姚从吾嘱咐的那样不写“辩难文章”，而是继续给《文星》写文章，一直不断。在他这一阶段发表的《老年人和棒子》、《播种者胡适》、《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其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批评了胡秋原，大揭胡秋原的老底，使胡秋原活冒三丈，最后恼羞成怒，跳出来与李敖法庭相见。
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CY，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国民党逃往台湾时他本想留在大陆，后来才到台湾。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反复多变的人，做共产党（含共青团）前后二进二出，做国民党则前后三进三出，由于反复多变，他在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够始终得到信任，因而在心理上患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就是总觉得有人想打击他。在这种心病下，他千方百计寻找“幻想的迫害者”。因为李敖攻击他的文章多发表在〈文星〉上，所以他公开说〈文星〉“自恃有强大后盾，这后盾即我说的参谋团，其中有教授，包括一个教逻辑的，有我们的同业新闻界人士，还有政治上的权威人士等；这是一‘奇异同盟’，毫无原则的，但不知为了什么，也许由于一种‘反胡秋原Complex，结成了一个‘反胡秋原联合战线”。又说反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面有中年、有老年、比我更老的前辈。”又说组成分子的单位“是由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的人，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还加上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三个星期。”这些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的“幻想的被迫害症”，使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个人的事，这从他攻击李敖时所用的字
就可看出，像“豪奴”、“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等，他一口咬定许多机关和人士利用李敖来打击他。胡适死后，他首先杯疑姚从吾，接着又认到陶希圣头上。陶希圣对李敖说：“胡秋原说我打击他，我打击他做什么？大陆撤退时，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香港。当时不能来台，还是我设法使他入境的。——我要打击他，我会这样帮他吗？”可是，当时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已病入膏肓，就是这样一口咬定。
8月，远在伦敦的居浩然寄给〈文星〉一篇投书，其中谈到胡秋原当年参加“闽变”叛国一事。
为了反击胡秋原对自己的人身攻击，也是为了寻找历史真相，李敖于1962年10月1日在〈文星〉第六十期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其中也从现代史研究的立场，对胡秋原的“闽变”叛国问题也进行了一点研究。李敖之文言辞激烈，陶希圣看到后对李敖进行了提醒。10月2日李敖有日记如下：
陶转告以后行文务必多小心，盖胡秋原等或将以李敖思想违背三民主义来扣帽子也。 此一公案颇有连陶也被扯下水之势。他们总以为我写文章背后有人主使。他们过去以为是胡适、再是姚从吾、再是殷海光、再是吴相湘、再是陶希圣，真是好玩！殊不知我李敖独来独往，胡姚殷吴陶等人安能浼我哉！
10月3日，李敖又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陶希圣分别找我谈。陶申三意： ．
一、胡秋原此人“不择手段”，以后为文须小心，盖已闻彼现在搜罗我文字中句子，以构成违反主义及“总裁训词”之罪名。
二、胡有牵陶入此游涡之势。
三、陶绝不理胡等欲逐出我于文献会之阴谋。查材料事文献会借助我，并非我借助文献会。
10月4日，报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李敖、居浩然、萧孟能的消息，李敖有日记如下：
陶希圣转告：
一、他可介绍二律师(端本恺、周旋冠)，此二人皆有正义感。唯先不必与人言。
二、尽可放心打官司。文献会绝无问题。
从上面这几则日记来看，陶希圣对李敖实在是关心备至，但这只是表面，骨子里，却是要趁机拉李敖人国民党！早在七月里，高荫祖就不再话中有话，而是开门见山的要李敖入国民党。李敖7月11日有日记如下：“下午高秘书以中山奖学会选送公费留学理由，拉我入国民党。我谢绝。”8月28日有日记如下：“上午高萌祖言警总欲整我，但他说陶先生支持我。”高荫祖透露这些的目的也是要李敖入国民党，说入国民党才一切方便。10月4日胡秋原告了李敖后，陶希圣、高荫祖重申前意，明确地说还是入国民党好办事，入国民党变成了“自己人”，那时候他胡秋原也是国民党员，你李敖也是国民党员，国民党员对国民党员，支持你，也名正言顺。警总方面想整你，我们也可以讲得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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