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引铺是买卖包括盐钞在内的各种交引的专业商铺，出现在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前后。北宋时交引铺主要存在于京师开封及西北地区的“冲要州府”，南宋时广泛分布于京师临安（杭州）、明州、通州、镇江、建康府等地。其中以京师的交引铺最多，规模最大。北宋开封的金银彩帛交引铺，“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听闻”。南宋临安城内，“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当时交引铺经营的业务种类虽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买卖交引。
自交引铺出现后，它通过贱买贵卖垄断交引市场，对国家财政十分不利。为限制交引铺的活动，打破它对交引市场的垄断，真宗景德三年（1006）、大中祥符七年（1014）、天禧元年（1017）、天禧五年（1021）、仁宗天圣九年（1031），官府曾五次拨出现钱，在京师设官收购交引。
自庆历年间始，西北广大的池盐行销区普遍推行盐钞之法，盐钞发行量激增，干预和控制盐钞之类的交引买卖市场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仁宗嘉三年（1058），在都盐院监官主持下，京师正式设置了官营的买钞场。当时每张盐钞价格值钱六贯，民营买钞场每钞极贱至五贯收买，而官营买钞场给钱五贯五十文买进。后来又在西北的秦凤路永兴军等地设置买钞场，买卖盐钞，调节盐钞的价格和数量。南宋时期，官府同样设置买钞场收买盐钞。与交引铺一样，买钞场对盐钞的收买，为盐钞储备了大笔准备金，官营买钞场的出现，对盐钞的货币化所起的作用非常明显。
作为支盐贩卖的信用票据，盐钞的基本功能是“用钞请盐”。具体流通过程是，商人向官府入中钱货，官府发给盐钞，商人持盐钞到指定地点折支食盐贩卖。但是，在货币化趋势的作用下，盐钞自身突破了仅作为支盐票据的原始功能，大量滞留在流通领域内，发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盐钞事实上已普遍成为一种信用货币，具有信用货币的功能。当时京城与内地各州县和买绸绢，多不支价钱，而是折给盐钞。及于南宋，在官府的和买中，仍大量使用盐钞。在内地州县与边防地区的和买活动中，盐钞均被用作和买的本钱。官府还将盐钞用作贸易取利的本钱，在民间贸易中盐钞的使用也很多，许多商人常常以盐钞“贾贩”。盐钞还具有便换或飞钱的功能。便换或飞钱是唐宋时期出现的一种金融汇兑业务。商人在甲地向某一固定机构交钱换取契券（取钱凭证），再到乙地验券取钱，避免长途中携带现钱的不便及遭受抢劫的风险。取钱的契券是特制的，一分为二，合券才可取钱。
便换和飞钱是一种信用业务，而盐钞也同属信用业务范畴。由于盐钞流行及应用范围较广，持有盐钞可随时兑换现钱，盐钞就逐渐具有了便换和飞钱的功能。
盐钞的原始功能是“用钞请盐”，要保证钞法的顺利运行，前提就是要确保盐钞数量与盐产量之间的平衡。可在实际上，常常是官府不顾盐产数量的多少，大批地虚额印发盐钞，盐钞成了政府获取财富的重要工具。虚额印发盐钞的直接后果就是“虚钞”问题的出现。虚发盐钞，对官府虽有得利的一面，但过多地印发盐钞，无疑会影响盐钞的信誉，影响盐钞的正常流通及盐法的实施。虽然起初官府对“虚钞”问题较为重视，也拨出现钱收买过盐钞，但处于财政困境中的政府，总是忍不住要虚发盐钞。自熙宁十年（1077）冬至元丰二年（1079），解盐产量只有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余席，而“通印给（盐钞）一百七十七万席”，虚钞仍达五十九万余席。至哲宗元符元年（1098），解池为大水冲毁，解盐生产停止，官府却依旧发行盐钞，完全视盐钞为聚敛财富的工具。
南宋时期，政府对盐钞的仰赖更明显。偏安于临安的赵宋朝廷，一切费用“悉取于”盐钞，庞大的军费开支也来源于盐钞。如“建康大军一窠，全仰盐钞，岁额以一千二百万计”。时人曾评论说：“南渡立国，专仰盐钞。”纸币是以金属货币为本位的一种货币，盐钞是以盐为本位的一种有价证券。盐钞所起的作用是盐对社会影响力的折射。在中国历史上，盐就是这样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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