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辉
作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它的评点本比《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少得多，今仅见《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和张竹坡《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两种。《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批语，较为简略，影响不大。张竹坡对《金瓶梅》作了全面系统的评点，为中国古典小说理论批评增添了新的一页。而张竹坡之后，清人笔记中虽有记载《金瓶梅》者，多侧重于史料，间或涉及评论，又多属片言只语。直到文龙对《金瓶梅》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才使之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文龙批评《金瓶梅》，过去未为人注意。笔者最近在北京图书馆查阅《金瓶梅》版本时，才在清"在兹堂"刊本《第一奇书》上，得见文龙手写的回评及眉批、旁批，为数约六万徐言。尤其是回评，独立成篇，对《金瓶梅》的思想、艺术、人物形象，作了全面的评论与探索。文字简洁易晓，文笔活泼流畅。保存亦较完好，残缺极少。这一发现，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乃至中国小说批评史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收获。
一
文龙，字禹门。本姓赵。汉军，正蓝旗人。原籍不详。附贡生。光绪五年（1879）三月任南陵知县。为官清正．"兴学校，除苛政，惠心仁术，恒与民亲。"光绪八年（1882）改任芜湖知县，"其去也，人每思之。"（见《南陵小志》卷三）故光绪十年（1884）五月．又回任南陵（见《南陵县志》卷十七）。对于他的详细情况，还有待考索。不过，他在回末手批《金瓶梅》之后，往往有些简单的附记，其内容或署衙公办，或官场应酬，或宾朋交往，或家庭琐事。以此并与回评文字相参照，可对他的政治思想、情趣爱好、游迹经历，勾勒出一个简单的轮廓。
他在光绪五年的一则附记里，曾写道："五月十九日退晚堂。大雨如注，引铭孙玩耍" （见第七十九回附记）。可见这时他的孙子尚在幼年，而文龙当时的年龄当约在五十岁左右。如果这个推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他的生年当在道光十年（1830）左右。他曾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对京师生活颇有体会："窃尝谓都会之所，最足以出息人物，亦最足以败坏人材。五方杂处之区，无所不有，亦无所不精也。每见外省聪明子弟，调倪文人，其言谈举动，未尝不佳．而总觉带有土气。中等之质，到京盘植数月，其气象便迥然不同。但观曾会试举人、不曾会试举人，不但字法一变，文法一变，即五官亦有异也。然久于都城者，未得良朋益友，其不失其本质者盖罕。" （见第七十回回评。因回评部分陆续刊出。故文内引用回评文字．不再一一说明出处）他曾到过山东等数省，约在同治九年（1870），来到安徽，故有"余来安徽，已近十年"之语。他的宦途生涯到光绪十二年（1886）为（《南陵小志》卷二载光绪十一年正月，知县由德海接汪。），此后再也找不到他的行踪，由于他常年患有心气病，药不离口，可能就在这一年离开人世。如果这个推测也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他终年当不足六十岁。
由于他长期为官，所以对官场内幕，比较熟悉。尤其是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末社会，其窟败腐朽，疮庚满身，更加不堪入目。一部深刻暴露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黑暗的《金瓶梅》，深深触痛了他。他的很多评语，就是借小说的人和事来表达他当时的爱恶情感，借古人的形骸来宣扬自己的政治道德观念。在他看来，《金瓶梅》中所描写的鲤醒不堪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就发生在他的身边，"确有其事，确有其人"，不仅有，而且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在六十回和六十三回后的附记里，两次记载了他在芜湖任上迎送抚台一事。这位抚台，在大雨傍沱中，"来回四次，迎送八遭", "而上宪体贴入微，并纤夫亦不肯用"。"明中发船价八元，暗里花销岂止八百？"文龙痛恨地送他四个字："劳民伤财"。他所以在芜湖县任期不到两年又调回南陵县，就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本应就地正法的盗窃犯许金泅，乘风雨之夜逃脱，未能拿获。而一位姓莫的千总乘机向他敲榨勒索，"屡次来讹"，他极为愤慈。结果是："此番之来，竟如此下台，呵！呵！" （见第八十五回附记。）浮沉在这种政治生活中的文龙，一方面得过且过，周旋应付："好在我已置得失于度外，作到那里，说到那里"；（见第六十三回附记。）一方面则是"恨不立时脱离宦海，一任我自在游行。"（见第九十一回附记。）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生活，文龙说："窃尝有言曰：人生作件好事，十年后思之，犹觉欣慰；作一件坏事，十年后思之，犹切惭惶，不必对得阎罗王过，要先使主人翁安。天地既生我为人，人事却不可不尽，与其身安逸而心中负疚，终不若身劳苦而心内无惭。负疚者享福非福，无惭者求寿得寿。此中消息，可为知者道，难与俗子言也。"文龙的这一人生态度，使他在可能范围内，为百姓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光绪五年，山东、直隶、安徽大早，病民甚多，他就积极主持放贩救灾。可见"惠心仁术，恒与民亲"，并不是冠冕堂皇的歌功颂德文字，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龙为官比较清廉的真实情况。而"未久调去，士民惜之"，则是南陵百姓对他怀念的真实写照。
文龙做官只到知县，但家庭生活却很闲适。有妻有姬，子孙满堂。子名鼎，侄名旅、名珊。他唯一的爱好，就是酷爱古典小说，自谓"有闲书癖"。请看有关他与《金瓶梅》这段因缘的记载：幼年既闻有此书，然此尝一寓目也。直至咸丰六年，在昌邑县公干勾留，住李会堂文学署，纵览一遍，过此则如浮云旋散，逝水东流。嗣闻原板劈烧，已成广陵散矣。在安庆书肆中，偶遇一部，索价五元，以其昂贵置之。邵少泉少尹，知予有闲书癖，多方购求，竟获此种，交黄仆寄来。惜被邹隽之大令抽去三本，不成全璧矣。（见第一册后附记。）
不过时隔不久，邵少泉很快把抽去的三本又寄给他，终成全璧，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部四轶二十册北图馆藏"在兹堂"刊本《金瓶梅》。在此以前。他已经在寿州购到一部《续金瓶梅》，并为它改题为《金银玉》。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视为"诲盗诲淫"不登大雅之林的小说，文龙自有评价："谁谓闲书不可看乎？修身齐家之道，教人处士之方，咸在于此矣。"因此，他广采博收，插架自赏，仅在批评《金瓶梅》文字中提到的明清小说，计有：《水浒传》及其续书、《西游记》、《西游补》《聊斋》、《封神榜》、《红楼梦》、《红楼补》、《绿野仙踪》、《隔帘花影》、《玉娇梨》、《平山冷燕》、《驻春园》、《好述传》、《荡寇志》以及二才子、三才子、七才子、八才子、九才子、十才子诸书。至于他没有提及而收有的，就不得而知了。文龙正是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看出《金瓶梅》比之与它同类题材的小说高出一筹。他说："是书若以淫字目之，其人必真淫者也。其事为必有之事，其人为实有之人，决非若《驻春园》、《好述传》、《玉娇梨》、《平山冷燕》以及七才子、八才子等书之信口开河，无情无理，令人欲呕而自以为得意者也。"又说："阅者直可与作者心心相应，正不必嗤其肆口妄谈。若所谓二才子、三才子、七、八、九、十才子者，千金小姐，知书达礼，十五、六岁，一见俊俏小伙，便想许定终身，斯真狗屁牛屎，为此书之大罪人也。"有比较，才有鉴别。从中国古典小说的自身发展中，来评论《金瓶梅》的成就与价值，这正是文龙批评《金瓶梅》的特点。
文龙批评《金瓶梅》，开始于光绪五年五月十日（农历，下同），结束于光绪八年九月立冬前两日，历时三年有馀。而回评则集中写于光绪五年，六年，八年。确切地说：是光绪五年从头至尾评了一遍，六年作了补评，八年再次作评，前后评了三次。所以有的回目后面，有两种不同的回评。地点，一在南陵县署之以约小屋；一在芜湖县署之对我小房。
二
评论《金瓶梅》首先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全书主旨是什么？其实早在《金瓶梅》抄本流传和刚一刊刻问世时，对它就有不同的看法。屠本峻认为"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沈德符承袭这一观点，归纳为"指斥时事"之作。廿公跋也说："盖有所刺也。"把《金瓶梅》与明代社会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另一种看法是袁中道，他说："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谢肇浙则从另一角度作了阐发："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阔之蝶语，市里之狠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蹼上之期，尊垂枕席之语，验验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押客之从谈逢迎，奴怡之裕唇淬语，穷极境象，戒意快心，譬之范工搏泥，妍嗤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一部《金瓶梅》，解剖了一代社会生活的横断面，朝野政务，人情世态，尽收其内。诚如马泰来先生所说："可谓鞭辟入里，言简意赅。"（见《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 辑，第304 页。）到了张竹坡，他的观点与众不同："《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鸣呢，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见《竹坡闲话》。） 把"泄愤"归结为"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苦孝说"，则失之偏颇。张竹坡所以这样别出心裁，实则寄寓了他自己一生的遭际，特别是家族兄弟之间的炎凉所致。文龙没有沿着张竹坡的路子走下去。他的观点是相当明确的："是殆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触而为是书也。"他着眼于《金瓶梅》是对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愤嫉。其中有的回，固然直接指斥时事，如第三十六回回评："此一回概影射时事也。"指出"蔡京受贿，以职为酬。""若再详述，恐有更颇难尽者。即以其仆之声势赫炎代之，此曰云峰先生，彼曰云峰先生，云峰直可奔走天下士，而号令天下财东也。若曰其奴如此，其主可知，此追一层落笔也。"至于状元蔡蕴，更是"秋风一路，观其言谈举止，令人欲呕。"第四十九回回目为《请巡按屈体求荣》，文龙就有不同的看法："此一回斥西门庆屈体求荣，窃不谓然。此宋乔年之大耻，非西门庆之耻也。一个御史之尊，一省巡抚之贵，轻骑减从，枉顾千兵（户）之家，既赴其酒筵，复收其礼物，心心念念有一翟云峰在胸中，斯真下流不堪，并应伯爵之不若，堂堂大臣，耻莫大焉。"都是明显的影射时事之作。值得注意的是，文龙并没有把《金瓶梅》仅仅局限于影射时事之作，而是认为通过西门庆一家的罪恶史，概括了整个的社会生活。上自权臣、贪官、酷吏，下至蔑片、地痞、流氓、娼妓，形形诸色，无恶不作，无所不及，"致使朗朗乾坤，变作昏昏世界", "直闹成一个混浊世界"。他们明之为人，其实"直与狠豺相同，蛇蝎相似。强名之曰人，以其具人之形，而其心性非复人之心性，又安能官人之方，行人之行哉！"因此，他不止一次地发出深沉的感叹："成个什么世界？"应当说文龙阐发了《金瓶梅》的主旨。
《金瓶梅》向有"淫书"之恶名。李日华说它"大抵市浑之极秽者"。（见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袁照则说："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见袁照《袁石公遗事录》。）"然实芜秽不足观。"（见《缺名笔记》。）文龙怎么看呢？他在《金瓶梅》最后一回回评中，曾带有总结性地指出："或谓《金瓶梅》淫书也，非也。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但睹一群鸟兽擎尾而已。"文龙生活的时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大量侵人，封建社会所谓"中黄之言，不可道也"，道出来就是"诲淫"的传统偏见早已被冲垮撕破。故文龙说："但观其事，男女苟合而已。此等事处处有之，时时有之"。"夫男女居室，常事也。"所以，他一方面承认书中有一些淫秽描写，"是书盖充量而言之耳，谓之非淫不可也。"对于青少年来说，"不可令其见之"。即便是中年人，"看亦可，不看亦可"。承认它有不好的作用。同时他又指出："若能高一层着眼，深一层存心，远一层设想，世界有西门庆其人乎？方且痛恨之不暇，深恶之不暇，阳世之官府，将以斩立决待其人，阴间之阎罗，将以十八层置其人。世并无西门庆其人乎？举凡富贵有类乎西门，清闲有类乎西门，遭逢有类乎西门，皆当恐惧之不暇。一失足则杀其身，一纵意则绝其后。夫淫生于逸豫，不生于畏戒，是在读此书者之聪明与糊涂耳。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然则书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书又何尝淫乎？"纵观文龙对这个问题的辩析，应当承认，比之张竹坡的《第一奇书非淫书论》要全而深刻得多了。《金瓶梅》中的淫秽描写是糟粕，应当正视这个现实。阅读此书，也应当有丫定的范围，用文龙的话说：年少之人，欲火正盛，方有出焉，不可令其见之。闻声而喜，见影而思，当时刻防闲，原不可使看此书也。"这是审慎的态度，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应当看到，某些这方面的描写，与塑造人物性格有关，如潘金莲之凶残毒狠，文龙也曾不止一处指出。而重要的是从什么角度看待这些描写，是欣赏，还是痛恶，是羡慕，还是畏戒。文龙的这些看法，直到今天，对于指导读者以正确的态度阅读这部古典名著，尚有可供借鉴之处。
三
《金瓶梅》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向为人们所推崇称道，文龙也给以全面的充分的肯定。择其要者，略述于后。
首先是真实性。在他看来，《金瓶梅》所描写的："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世间常有之事，且自古及今，普天之下，为处处时时常有之人事。既不同《封神榜》之变化迷离，又不似《西游记》之妖魔鬼怪，夫何奇之有？"这些生活中习以为见的人和事，经过作者的概括和典型创造，使读者感受到"天下确有此等人，确有此等事，且遍天下皆是此等人，皆是此等事，可胜浩叹哉！"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尽管《金瓶梅》所描写的人和事，与文龙相距三个世记，然而他却发现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动人心弦的事件，就存在自己的身边，"其事为实有之事，其人为实有之人。"譬如．他称赞书中"写陈敬济一无知少年，孟浪小子，全无道理，一味荒唐，栩栩欲活，历历如见。"就深感"此等昏庸谬妄之小子，吾实见过不少"。
其次是典型性。小说的中心任务是写人，塑造典型人物形象。通常古典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如《水浒传》的英雄人物，《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等等，对人们的艺术感召力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文龙面对的是一部嫉世病俗的《金瓶梅》，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大部是被谴责、被批判的反面人物形象，照文龙的话说："作者甚有憾于世事乎？何书中无一中上人物也。"就拿"自始至终全为西门庆而作也"的主要人物形象西门庆来说，文龙对他的评价是："势力薰心，粗俗透骨，昏庸匪类，凶暴小人。"一贯"无恶不作", "恶贯满盈"。"西门庆不死，天地尚有日月乎？"。若再令其不死，日月亦为之无光，霹雳将为之大作。"但是，作为艺术典型形象的西门庆，文龙十分精辟地指出："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请看他这一段精彩的分析：《水浒传》出，西门庆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门庆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时，遂无人不有一西门庆在目中、意中焉。其为人不足道也，其事迹不足传也，而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是何故乎？作《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作也。批《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批也。西门庆何幸，而得作者之形容，而得批者之唾骂。世界上恒河沙数人．皆不知其谁，反不如西门庆之在人口中、目中、心意中。是西门庆未死之时便该死，既死之后转不死，西门庆亦何幸哉！
作为丑恶的反面典型形象，同样可以是不朽的，这一观点，有胆识，有见地，有魄力！这在古典小说美学领域中，是一个新的命题。美与丑是通过相比较而存在的，两者既相互对立，又辩证统一。对黑暗势力的暴露和抨击，对丑恶兽行的否定和鞭挞，同样给人以启示和力量，所以，西门庆这一艺术形象，才能"与日月同不朽"。文龙还说："从来无所羡慕者不作书，无所怨恨者不作书，非曾亲身阅历者作书亦不能成书。"《金瓶梅》当亦不能例外。再次，文龙对《金瓶梅广结构紧严，心细如发，笔大如椽"，细节描写的"细腻风光", "笔墨如火如花"，性格塑造时的"相犯而不同，相映而不异"，都有评述。特别对《金瓶梅》采用白描和写生的艺术手法所取得非凡成就，倍加赞赏。如描写西门庆第二次去东京，与之往来者，仅三、四人，"直写得终日奔忙，不逞安处，真是白描妙手。而朝廷之富丽，相府之繁华，百官之趋跄，都城之热闹，令人应接不暇，又真是写生妙手。"至于"描写诸人言谈举止，体态情性，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初不加一字褒贬，而其人自跃跃于字里行间，如或见其貌，如或闻其声。"正是古典小说中现实主义艺术所具有的独特成就。文龙的这些理论批评，都是在继承前人的小说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深化。
四
文龙的批评，是手书在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本上的。那么他对张竹坡的原评采取什么态度呢？他在六十七回回评后的一则附记里曾这样说过："姬人夜嗽，使我不得安眠。早起行香，云浓雨细。道台因病，停止衙参。回署，辰初，诸人均尚高卧。看完此本，细数前批，不作人云亦云，却是有点心思。使我志遂买山，正可以以此作消闲也。""不作人云亦云"，说明自己作了独立思考和深入探索。因此，在一些人物评价和事件看法上与张竹坡截然不同，尤其是对吴月娘、孟玉楼、庞春梅这三个重要人物形象，文龙与之冰炭，个别地方的选辞用语也较尖酸刻薄。由于这一部分内容，在文龙批评《金瓶梅》中，所占比重较大，所以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限于篇幅，有关他们之间的孰是孰非，我们姑且留待以后讨论。但是，在他们的这场激烈论争中，却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开拓我们的思路，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金瓶梅》这部名著显然是大有益处的。我个人觉得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文龙与张竹坡的这场辩论中，他用了不少篇幅，多处提到这样一些问题：如何批书？究竟以什么标准来评价作品中的人物？它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对《金瓶梅》这部小说自身的批评，而是涉及古曲小说理论批评的方法论问题，涉及小说艺术的审美特征等重大问题，应当说，这与我们当前的小说理论批评，关系就更为直接，更为密切了。
张竹坡生活在中国小说评点鼎盛时期，他与他同代的小说批评家们，虽也注意到小说的评点方法问题，但毕竟来不及进行深入的总结。而文龙则生活在这个鼎盛时期以后，当他大量阅读了一些小说评点以后，特别是他自己也加人到小说批评这一行列，并且发现自己的观点又与前人不同，甚至相左时，于是，就迫使他对如何进行小说批评这一理论问题，去作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小说批评史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小说理论批评，是一项艰苦的劳动，文龙对此有深切地体会："作书难，读书亦难，批书尤难。未得其真，不求其细，一味乱批，是为酒醉雷公。"这里，他同时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求真"，一是"求细"。那么，"真"的内涵是什么呢了如何才能获得这个"真"呢？他所谓的"真"，就是"不存喜怒于其心，自有情理定其案"。"情"即"人情", "理"即"物理"，是指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文龙具体解释为："理之当然，势之必然，事之常然，情之宜然。"其实，前人早已使用了这一概念。既然张竹坡和文龙都主"情理"说，为什么又在具体评论过程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呢？看来问题在于两人运用这一概念时侧重点有所不同，理解也不尽相同。张竹坡强调"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这是指塑造人物而言，并不包括评论人物的尺度。而文龙则认为，评论作家笔下的人物是否合乎情理，既不由作家的好恶来决定，也不能以评论者的主观意念为定评，而是应有一个客观尺度。对此，文龙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在他看来，首要的是："准情度理", "凝神静坐，仔细寻思，静气平心，准情度理，不可少有偏向，故示翻新。"要做到没有偏向，就必须："夫批书者当置身事外而设想局中，又当心人书中而神游象外，即评史亦有然者。"决不可"有成见而无定见，存爱恶而不酌情理。"尤其是"爱其人，其人无一非；恶其人，其人无一是，此其害最大。"即所谓"爱而加诸膝，恶而坠其渊"，是为大忌。要达到"准情度理"，还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莫但看面子，要看到骨髓里去，莫但看眼前，要看往脊背后去。"只有这样，才能抓住真髓，做到了"求真"。
"求细"，则是"须于未看书之前，先将作者之意，体贴一番，更须于看书之际，总将作者之语，思索几遍。"细密，这是"细"的第一层涵义。"细"的更二层涵义，则须综观全书，不可挂一漏万。"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第百回，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看前半部，须知有后半部；看后半部，休抛却前半部。今日之一人一事，皆昔日之所收罗埋伏，而发泄于一朝者也。""准情度理"是求真求细的必须手段，求真求细是为了以情理定其案。文龙所说的"当置身于书中", "又当置身于书外"，就是"书自为我运化，我不为书捆缚"的观点。
正因为文龙能结合自己的批书实践，来探索小说批评理应遵循的基本准则，所以言之有物，读来毫不空泛，更无装腔作势之感，而是有根有据，体会深切，诚可谓深中肯萦。这不能不说是文龙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中作出的一个成绩。
总之，文龙批评《金瓶梅》，内容丰富，既涉及《金瓶梅》的思想、艺术、形象、结构甚而细至回目之是否贴切，又包括小说批评方法的探索。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或发入深思，或启人以智。本文意在引玉，难以概全。譬如，他对《金瓶梅》最后十几回的看法，就独具慧眼，看出破绽。有的疑为"非本书正文"，有的看出是"信笔直书，不复瞻前顾后", "生拉硬扯，并非水到渠成"。这对于我们研究《金瓶梅》的成书过程，都是富有启示性的创见。
毋庸讳言，文龙也像他以前的其他小说批评家一样，有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他申明没有"迁腐语"，不具"头巾气"，但是一口咬定"女人是倾国祸水"之陈词滥调不放；某些观点，亦大可商榷；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对《水浒传》英雄的看法，更不足取。凡此等等，需要我们加以审慎的对待。
一九八五年三月改定于思敏斋以文献》杂志1985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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