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见神仙进来，忙降阶迎接，接至厅上。神仙见西门庆，长揖稽首就坐。须臾茶罢。西门庆动问神仙：“高名雅号，仙乡何处，因何与周大人相识？”那吴神仙欠身道：“贫道姓吴，道号守真。本贯浙江仙游人。自幼从师天台山紫虚观出家。云游上国，因往岱宗访道，道经贵处。周老总兵相约，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来府上观相。”
——《金瓶梅》第二十九回
《金瓶梅》中描写许多佛徒与道士的活动，极尽嘲讽之情。书中的道教斋醮活动，被认为是道士借以敛财谋利的工具；潘金莲为武大郎“念佛烧灵”时，众僧丑态百出，作者就此评论说：“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怀不乱的少。古人有云：一个字便是‘僧’，二个字便是‘和尚’，三个字是‘鬼乐官’，四个字便是‘色中饿鬼’。”这样的佛教徒所进行的宗教仪式，在世人的眼里已经完全失去了神圣宗教的应有之义。
明朝社会，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宗教日益世俗化，宗教之中的神秘感也逐渐减退，大部分僧道之人，只是身穿僧衣道服，可是并不都是佛祖门生、三清弟子，更多的是带有功利性的过场。
明代僧人湛然圆澄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慨古录》，他对当时僧人风气的腐败和僧人队伍的庞杂性感慨万端：“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为牢狱逃脱而为僧者；或为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为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这样的僧尼“一生之事已毕，意不知五蕴、六尘、四禅、八解为何语”。至于道教中日益世俗化的道徒混迹于市井，以炼丹求仙、点石成金的骗术来攫取财富的劣迹更是不少。
明朝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根据统治者的变化而变化，根生于本土的道教，在嘉靖一朝呈繁盛趋势，因为当时的皇帝本人就非常信奉道教。到了万历朝，皇帝对佛教的兴趣大增，于是，满朝人员又开始崇奉佛教。正当明朝时期的中国闭关锁国,西方却经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然后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基督徒开始了一场征伐异邦、传播上帝福音的“精神战争”,中国社会迎来了宗教信仰的“兴盛”时代。这场精神征伐在中国的最典型代表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东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国古代有两次大的碰撞。一次是佛教由魏晋时期传入中国，从此以后，成为中国第一大宗教。第二次是在明朝时期，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传入中国的天主教。明朝中后期，天主教在皇宫贵族，以及平民百姓生活中得到认可，影响一批人接受西方的文化。
利玛窦（1552~1610年），意大利人，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出生在意大利安可纳州马切拉塔城一个贵族家庭。21岁时加入耶稣会，23岁在罗马学院接受神职教育，并从名师学习文学、法律、神学的同时，进修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成为一位知识渊博的青年学者。
利玛窦于1577年（明万历五年）报名参加耶稣会前往印度的传教团。1580年他28岁时升任神父。1582年4月（明万历十年）奉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范礼安之命到澳门学习中文。利玛窦从印度果阿出发，四个月后到达中国。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利玛窦来到广东肇庆，并很快与肇庆地方官员搞好了关系，被批准择地居住和修建教堂，但当地士绅、百姓，称他们为“番僧”，不时发生矛盾冲突。为缓解当地百姓的敌对情绪，利玛窦等穿起中国式的大褂长袍，决定暂时不谈宗教，并出重金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介绍中国情况，讲解经书，以便与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又用西方科学技术、新奇的西洋方物等吸引中国人，博取当地民众的好感。他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将天主教义融合进中国的古代经籍之中，从《中庸》、《诗经》、《周易》、《尚书》等书中摘取有关“天”和“帝”的条目，比作西方天主教义中的天主。换上儒装，一边学习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一边接近中国的士大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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