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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思考 》 文學史 》
第一章 資産階段啓蒙時期的文學
遊國恩 You Guoen
第一節 龔自珍
真正打破清中葉以來傳統文學的腐朽局面，首開近代文學風氣的人物是龔自珍。
龔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字瑟人，號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出身於官僚文士家庭，二十七歲中舉，三十八歲中進士；由內閣中書官至禮部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一生睏厄下僚"。四十八歲辭官南歸，五十歲暴卒於丹陽雲陽書院。
龔自珍是我國十九世紀上半紀（嘉、道）一個傑出的思想傢和文學家。他的思想帶有極大的叛逆性，文學富於創造性。
龔自珍生活的年代，是統一的封建國傢面臨沒落、崩潰，走嚮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新階段。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斷加深，國內階段矛盾日益尖銳化，"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戶"，農民起義前呼後應，"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西域置行省議》）！他的思想所以特出於當世，在於他從青年時代起，即還在所謂太平盛世，就意識到這個深刻變化的時代。他對封建國傢的新危機，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但他處在過渡時代的開始階段，他的思想發展是有一個艱苦、復雜和麯折的過程的。他最初自然地接受了乾、嘉以來的"顯學"即以戴（震）、段（王裁）、二王（念孫、引之）為代表的正統考據派的影響，但他能不為所囿，以一種特有的敏銳的眼光觀察現實，對黑暗的現實政治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銳的批判（《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等），並發出改革的呼聲，提出改良經濟制度的主張（《均田篇》）。特別值得註意的是，他熱情地歌頌了"山中之民"的興起，肯定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尊隱》）。後來在學術思想上他又堅决地拋棄考據之學，接受《春秋》公羊學派（莊存與、劉逢祿）的影響，所謂"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傢"。從此他更自覺地使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社會聯繫，使學術研究不流於空談，而能實際有用，研究的課題也更多更廣，所謂"為天地東西南北之學"，而特別緻力於當代的典章制度和邊疆民族地理，因而對現實政治社會問題提出了積極了的建議，──《西域置行省議》和《東南罷番舶議》，這一建議對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鞏固西北邊疆是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的。隨着生活經驗和歷史知識的增長以及政治學術思想的漸趨成熟，他提出了著名的 《古史鈎沉論》，把經史、百傢、小學、輿地，以及當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統一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歷史的概念。他說："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他把古代的一切歷史文化的功罪完全歸結到史官，並以當代的史官即歷史傢自任。他認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於史官能站得高，從全局着眼，作客觀的、公正的現實政治社會批判。他實際是要使歷史和現實政治社會問題即"當今之務"聯繫起來，應用《春秋》公羊學派變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尊史"的口號下，對腐朽的現實政治社會，作全面的批判。這種歷史傢的批判的態度，始終沒有使 他離開現實，在許多內政和官僚制度問題上，他不斷地提出批判和建議。特別對抵抗英帝國主義侵略表現得更積極和堅决。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林則徐奉命到廣東海口查禁鴉片，他作了《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嚮林則徐"獻三種决定義，三種旁義，三咱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他主張嚴禁鴉片，堅决抵抗英國侵略者；主張和外國作有益的通商，嚴格禁止奢侈品的輸入；並駁斥了僚吏、幕客、遊客、商估、紳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害論詞。在中英鴉片戰爭發生後第二年（１８４１）的夏秋間，江蘇巡撫梁章鉅駐防上海，他在丹陽雲陽書院於暴死前數日寫信給梁"論時事，並約即日解館來訪，稍助籌筆"，共同抵抗英國侵略者。龔自珍這種思想發展，從早年的社會批判和改良論到中年以後以批判的歷史傢自任，繼續不斷地關心現實政治社會的重大問題，可以看到他的從自發到自覺的進步鬥爭過程。但這裏也可以看到，他既以歷史傢自處，隨着仕途的失意，也就自然地以"羅文獻"自慰，終於不免陷入"以瑣耗奇"的悲哀，這就是他中年以後所以感慨日深的緣故。然而就其主導方面來說，雖然他的批判不徹底，改良的目標也不明確，他的態度始終是積極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現實統治為"衰世"，為"日之將夕"，確信未來時代的變化，並寄以極大的熱情和希望也始終是一貫的。他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的前夕，一個主張改革腐朽現狀、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近代資産階段改良主義啓蒙思想傢。在龔自珍的思想中，詩和史的聯繫是很自然的。他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詩》是由史官採集和編訂起來的；而且"詩人之指，有瞽獻麯之義，本群史之支流"。因此他認為不僅選詩和作史的目的，皆在於"樂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而且詩人作詩也必然和史官作史的目的一樣，都是為了社會歷史批評。"貴人相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安得上言依漢製，詩成侍史佐評論"：他把自己的詩看成是"清議"或"評論"的工具，顯然他把詩與史、詩人與史官在社會作用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它們的職責皆在於對社會歷史進行批評。龔自珍的詩，以其先進的思想，真正打破了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範水的沉寂局面。他的詩絶不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而總是着眼現實社會形勢，發抒感慨，縱橫議論。"欲為平易近人詩，下筆清深不自持"。他的詩飽含着社會、歷史內 容，是一個歷史傢或政論傢的詩。 龔自珍的詩從十五歲編年到四十七歲，曾有二十七捲之多。可見詩人雖然屢次"戒詩"，而實際作詩還是很多的。"文侯端冕聽高歌，不作精嚴故不磨"；"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可惜在二十七捲之內的那些大量的"精嚴"而"字字真"的少作，都已失傳。今存的六百多首詩，絶大部分是他中年（三十）以後的作品，它們的重要一部分是對腐朽的現實政治社會的揭露和批判。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寫的《詠史》一律：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遊。避席畏聞文字獄，箸書都為稻梁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有力地揭露了統治階段的腐朽面貌以及在殘酷的文字獄威脅之下，一般文士埋頭著書的庸俗狀況；結句更藉田橫抗漢的故事，揭穿了清王朝對文士仕宦利誘的欺騙。它深刻地批判了清王朝統治的歷史。後來詩人看得更為深廣，在著名的《己亥雜詩》中，不僅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危機，統治階段的昏庸墮落，更重要的也看到人民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內疚：
衹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靡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
他責備自己吸食人民的血汗，並沉痛地指出統治階段不事生産，無窮地對人民血汗的榨取：
不論????鐵不籌河，獨倚東南涕淚多。國賦三升民一鬥，屠牛那不勝栽禾！
這些詩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具有強烈的戰鬥性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龔自珍寫得更多的詩，是一種具有復雜的思想內容的抒情詩，給人一種深沉的憂鬱感、孤獨感和自豪感。在階段矛盾尖銳化、國傢民族發生嚴重危機的新形勢下，清王朝及其文士官僚日益庸俗墮落，到處浸透着死氣沉沉，令人窒息的氣氛，這一切和他的經世之志、朝氣蓬勃的少年氣派，發生了嚴重的矛盾。在庸俗的官僚士流社會的包圍中，他成為衆矢之的、"狂不可近"的人物。"病骨時流恕，春愁古佛知"（《纔盡》），上句是反語，他的"病骨"决不會得到"時流"即庸俗的官僚文士的寬恕，他的愁苦是沒人知道的。實際情況是"欹斜謔浪震四坐，即此難免群公'（《十月廿夜大風不寐......》）；是"苦不合時宜，身名坐枯槁"（《乞糴保陽》）。這種"狂客"在當時雖不是個別的，但他卻是最突出的。"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夜坐》）：清醒的、有志氣的人被排斥着，被嘲笑着，而天下是死寂的。"秋氣不移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逆旅題壁......》）：天下雖然面臨着"秋氣"的侵襲，夕舊西下，暮靄沉沉 的情景，而庸俗的官僚士流社會還是醉生夢死，安然自若。他們不知道"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整個統治階段必然全部沒落的命運，昏庸愚昧，實已無可救藥。"天問有靈難置對，陰符無效勿虛陳"，問天無用，一切籌劃都是白費。甚至作詩也是徒然，"姑將譎言之，未言聲又吞"：他衹能抱着深沉的憂鬱和孤獨，以及特有的清醒和自信而無可如何。在這種無可奈何的現實情況之下，除了發抒感慨，縱橫議論之外，回憶值得留戀的快樂的過去，幻想現實之外美妙和境界和世界，乃成為詩人思想中一種必然的發展和出路。因此，在許多抒情詩中，他既熱情地歌頌少年朝氣，俠客和義士，理想或豪傑人物；同時又不斷地豔羨"老輩"或"乾隆明士"、隱士和"讀書官"，留戀母愛和童年，企求純潔的愛情，美貌天真而有纔藝的少女，嚮往湖山勝境，乃至夢境、仙境和佛教的清淨世界。《能令公少年行》一詩，相當集中地表現了這種矛盾。"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劍"和"簫"或"劍態"和"簫心"正是反映着他思想中這種矛盾的概念。這裏當然不難看到有其逃嚮空虛的消極的因素，但更多的積極意義卻在於他對那種無可奈何的現實社會環境的極端厭惡和否定，他以溫暖的母親、童年的天真、純潔的愛情以及理想的人物和世界與腐爛不堪的現實社會環境對立，是反對封建束縛，要求變革現實和個性解放的反映。如上文所述，他的態度始終是積極的，在晚年的《己亥雜詩》中，他依然表示確信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時代變化必然到來：
少年《尊隱》有高文，猿鶴真堪張一軍；難嚮史傢搜比例，商量出處到紅裙。
在這個大變化的風暴之中，他要為猿鶴，作"君子"，表現一種有生的力量；不為蟲沙，作"小人"，為時代所拋棄。這個變化是史無前例的，難於和庸俗的官僚士流們說，而衹能和理想的伴侶和知己商量自樣積極地對待這個世變的到來。同時他想着"風雪"即一種新興社會力量的出現，以掃蕩一切的迅急氣勢，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沉的局面：
九州生氣特風霜，萬馬齊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自註："過鎮江，......道士乞撰青詞。"）
這裏他所希望的"不拘一格"的"人材"，當然包括他所說的"纔士"和"纔民"，而主要指的則是他在《尊隱》中所歌頌的"隱"，亦即"山中之民"。
由此可見，龔自珍詩的藝術方法，基本上是浪漫主義的。他揭露矛盾，否定現實，而又熱情地幻想或希望變革現實。"莊騷兩靈鬼，盤踞肝腸深"；"六藝但許莊騷鄰芳香惻悱懷義仁"：《莊子》、《離騷》對他有很大的影響，是他的浪漫主義的主要源頭。他"最錄李白集"，認為"莊屈實二，不可以並，並之以為心，自白始"：李白對他也有一定的影響。他的奇妙的想像，奔放豪邁、衝破約束的精神，以及瑰麗的文辭，顯然可以看出和莊子、屈原、李白有直接的繼承關係。
龔自珍詩最大的特點是政治思想和藝術概括的統一。他的許多詩，是一種"清議"即政治、社會批評的形式，他是以政論作詩的。但他並不是以議論為詩，使詩散文化，而衹是以詩"箸議"。它們是這樣一些詩：飽含社會歷史內容，有極強的現實政治意義，但作者的興趣，並不在於具體地、詳細地描寫現實政治事件，而衹是把現實政治的普遍現象，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指出問題，發抒感慨，表示態度和願望。這些詩主要表現了現實主義精神，少數篇章表現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的結合，如《己亥雜詩》中為道士題的那首"青詞"。
豐富奇異的想像，構成生動有力的形象，是龔詩又一顯著的特點。"西池酒罷竜慘語，東海潮來月怒明"；"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於潮"；"畿輔千山互雄長，太行一臂怒趨東"；"九重阿閣外，一脈太行飛"。這裏的"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飛"等等，都是由於着想奇異，使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動人耳目，喚起不尋常的想像。他描寫落花，"如錢唐潮夜澎湃，如昆陽戰晨披靡；如八萬四千天女的洗臉罷，齊嚮此他傾胭脂"：則使引起感傷的衰敗的景物變為無比壯麗的景象，更飛出尋常想像之外。這些手法是龔詩的浪漫主義精神的直接表現。
形式多樣，風格多樣，是龔自珍詩的另一特點。他自覺地運用古典詩歌多種傳統形式，"自周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實際他寫得多的是五七言古體詩，七言的律詩和絶句，而以七言絶句為大宗。它們的一般趨嚮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衝口而出。而這也以七言絶句表現得最充分。作於一八三九年（道光十九年）的《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獨創性地運用了七言絶句的形式，內容多種多樣，作者旅途生活、見聞乃至生平經歷以及思想感情的發展變化，均歷歷可見，因而成為一種有機的自敘詩的形式。正是由於這種充分地、創造性地運用，自然地使七言絶句成為一種輕巧而集中的描繪事物、表達思想感情的形式。
復雜豐富的內容，多種多樣的形式，是龔詩風格多樣化的基礎。"從來纔大人，面貌不專一"，他顯然是以風格多樣化自許和自勉的。他的古體詩，五言凝煉，七言奔放；近體詩，七言律詩含蓄穩當，絶奐則通脫自然。
龔詩的語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但有些篇章由於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麯折過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
作為古文傢，龔自珍在當時更有名。他的古文著名的一部分是所謂"以經術作政論"，"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製"。如《乙丙之際箸議第七》的改革說，《乙丙之際箸議第九》的三世說，都是明顯的公羊學說的應用。這就是使學術思想與現實政治聯繫，引古喻今，以古為用。此類政論文，雖係發表政見，但為"箸議"，與一般議論文不同。它們衹是概括現象，指出問題，而表現含蓄渾括，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強烈的戰鬥性。一些直率批判揭露的論文如《明良 論》等也屬於這一類。另一部分是藉題發揮、寓言式的小品文。如《尊隱》、《捕蜮》等。它們形式多樣，內容廣泛，主要是對封統治的腐朽、黑暗以及一切庸俗現象作無情的諷刺，是語含"酸辣"的。此外還有一般記人、記事、記物、記名勝形勢的記敘散文，內容更特殊具體。《杭大宗逸事狀》，簡單地直錄事實，主旨在揭露清統治者的專製淫威和冷酷。《書金伶》通過一個名伶的聲技的描寫，反映了清統治者及其士大夫腐爛奢侈生活的一個側面。《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通過一個地方的盛衰變遷和世態風習，不僅反映了所謂乾嘉盛世士流社會的庸俗面貌和醉生夢死的精神狀態，而且指出其"初秋"氣象，暗示一個歷史時代的衰落變化。《病梅館記》則通過植梅的生活瑣事，反映了作者在專製主義的壓抑和束縛之下，反對士流社會的矯揉造作，渴望人格的自由，精神解放的思想。
龔自珍的散文和詩一樣，無論寫什麽題材，總是帶着批判的眼光，從政治、社會的高度看問題，因而一般具有深刻的思想內容。而表現的方法和形式也非常特殊。或直率，或奇詭，散行中有駢偶，簡括中有鋪陳。語言瑰麗古奧，因而不免偏僻生硬，艱深晦澀。
龔自珍的文學創作，除詩和散文外，還有了許多的詞。發抒感慨懷抱，爽朗自然，是詩的補充，也創造了自己的特點。但由於過分強調了詞的抒情作用，不免把詞看成消愁遣悶的工具，因而內容比較單純，不夠深廣，成就不如詩文那麽大。
第二節 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時期的詩文
十九世紀中葉前後（道、鹹），即鴉片戰爭和太平開國革命時期，統治階段內部發生了分化，一部分比較開明的官僚文士，開始面對現實，發出改革內政，學習外國有用的知識，抵抗外國侵略的呼聲，因而産一了進步的文學潮流。龔自珍、魏源和林則徐實開其先路。
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９），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和龔自珍齊名，他們是朋友，思想也相近。他"以經濟名世"，不以詩人或文章傢著名。實際他對詩文創作也是非常刻苦努力的。他"仿白香山體"作的一部分古體詩如《江南吟》"阿芙蓉"、《都中吟》"等善後"等，以及數十首律詩《寰海》、《秋興》等，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揭露了統治階段的腐朽無能，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表現了深厚的愛國主義感情。"昔人所欠將餘俟，應笑十詩九山水"，他的大量山水詩，不少篇章具有一種形象飛動、生機蓬勃的特點，如《湘江舟行》、《天台石梁雨後觀瀑歌》、《三湘棹歌》等。魏源的散文，敘事說理，內容詳實，條理明晰，語意明白暢達。這與龔自珍的奇詭以至艱深晦澀，恰好成為鮮明的對照。但龔、魏的散文，都是獨書所見，不事模擬，與"桐城派"古文是對立的，對後來的新體散文的先驅示範作用。
林則徐（１７８５～１８５０），字少穆，福建侯官人，是關心國計民生，堅决主張抵抗英國侵略，並具有實際政治能力的政治傢。他一度參加過"宣南詩社"，實際他和"宣南詩社"的從多詩人有顯著的區別。他的詩主要是政餘抒情和官場酬唱之作。在粵東查禁鴉片到謫戍伊犁時期的部分詩篇，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也表達了對投降派的指責和憤慨。"苟利國傢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這是他"常不去口"的著名詩句。他的描寫西北關山形勢諸作，如《出嘉峪關感賦》，氣魄雄偉，格律嚴整，足以表現其深厚的工力。
這個時期，許多詩人表現了愛國主義立場。張際亮（１７９９～１８４３，字亭甫，福建閩侯人）是這時享有盛名的作者。他尖銳地批評乾隆以來各派代表詩人和詩風，認為"或以議論考訂為詩，或則輕佻淺鄙，無與於風雅之旨"；認為"其負盛名如瀋歸愚、朱竹君、袁子纔、趙雲崧、蔣心餘、黃仲則、翁覃溪、張船山諸先達，固皆一時才人，然於風雅之旨正我未逮，袁佻、趙獷、蔣薄、黃輕，張介於黃、蔣之間"：對衝擊腐朽詩壇，樹立近代進步詩風有一定意義。他的《浴日亭》一詩較早地反映了外國侵略形勢和國傢民族的危機。老年詩人張維屏（１７８０～１８５９，字子樹，廣東番禺人），目睹英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激發了愛國熱情，寫出了一些格調高昂，歌頌廣東人民英勇的抗敵鬥爭，揭露統治者妥協投降的詩篇。如有名的《三元裏》：
三元裏前聲若雷，千衆萬衆同時來，因義生憤憤生勇，鄉民合力強徒摧。 室田廬須保衛，不待鼓聲群作氣，婦女齊心亦健兒，犁鋤在手皆兵器，鄉分遠近旗斑斕，什隊百隊沿山。衆妻相視忽變色："黑旗死仗難生還。"夷兵所恃惟槍炮，人心合處天心到，晴空驟雨忽傾盆，兇夷無所施其暴；豈特火器元所施，夷足不慣行滑泥，下者田塍苦躑躅，高者岡阜愁顛擠。中有夷酋貌尤醜，象皮作甲裹身厚。一戈已扌舂長鍬喉，十日猶懸郅支首。紛然欲遁無雙翅，殲厥渠魁真易 解何由巨網開，枯魚竟得攸然逝，魏繹和戎且解憂，風人慷慨賦同仇。如何全盛金甌日，卻類金繒歲幣謀。
後一輩的詩人貝青喬（１８１０～１８６３，字子木，江蘇吳縣人）是一個跌宕有奇氣"，"生平具幹濟纔"的愛國者。他參加過浙江沿海的抗英戰爭。他在奕經軍中寫的《咄咄吟》，因事作詩，就詩加註，是別具一格的史詩：
癮到材官定若僧，當前一任泰山崩。鉛丸如雨煙如墨，屍臥穹廬吸一鐙。
天魔群舞駭心魂，兒戲從來笑棘門；漫說狄傢銅面具，良宵飛騎奪昆侖。
前首詩奕經門生武官張應雲，當敵人來攻時，猶臥吸鴉片；後首記宋國經軍戴紙糊面具，裝作鬼怪，跳舞而前，敵人以槍炮迎擊，遂不戰而潰散：這些嚴峻的諷刺詩，有力地揭露了清王朝腐朽的軍事史和昏庸誤國的罪狀。後來詩人旅食四方，作詩更多，更廣阔地反映了這個時期的現實主要矛盾。同時林昌彝（１８０３～？），字惠常，福建侯官人）作《射鷹樓詩話》一書，集中地搜集並評論了反帝愛國的詩篇，改變了從來的詩話面貌，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這部詩話也說明隊行徑地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觀點：詩人必須關心國事，詩歌必須反映社會現象和重大的事件。他有一些詩正是這種觀點的實踐。此外姚燮、朱琦、陸蒿、黃燮清、金和等也都從不同角度寫下了不少具有現實內容、表現愛國主義立場的詩。就散文說，張維屏和林昌彝都曾表示反對"桐城派"古文。稍後的馮桂芬（１８０９～１８７４，字景亭，江蘇吳縣人）、王韜（１８２８～１８９７），字仲，江蘇吳縣人），隨着改良主義思潮的發展，不僅明白提出反對或 拋棄"桐城派"古文，而且在寫作實踐上也開闢了新體政論散文的道路。馮桂芬的《棱廬抗議》和王韜的《園文錄外編》實開近代政論散文的先例。王韜是我國早期的新聞工作者，他把所見所言"達之於日報"，那就是使文章社會化。他已顧不得什麽"古文辭的門徑"，而衹求文章能夠合乎一個簡單的標準──"達"，明白清楚，人人有懂，毫無隔閡。他肯定社會化的報章日用散文，使文章通俗化，在散文發展史上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
太平天國的革命文學，更有其特出的進步意義。洪仁等發佈的《戒浮文巧言論》，是徹底打擊"桐城派"古文乃至一切虛偽的封建文學的歷史文獻。它提出文章革新的明確主張。認為文章的産生本來是為了社會實用，而"一應奏章文論，尤屬政治所關"。因此它提倡"文以紀實"，"一一敘明，語語確鑿，不得一詞嬌豔，毋庸半字虛浮"，以期"樸實明曉"，人人易懂。它反對"古典之言"， 特別是那些不倫不類、荒誕無情、飽含封建毒素的陳詞濫調。從革新的實際看，太平天國領袖們的敘事議論，自覺運用通俗的語言和形式，確實是嚮着"樸實明曉"的文風努力的。他們的詩，如洪秀全的《述志》："眼通西北江山外，聲振東南日月邊；展爪似嫌雲路小，騰身何怕漢程偏！"楊秀清的《果然英雄》："拔地參天皆勇將，安邦定國盡忠臣；衝鋒恐後常虞我，遇事爭先詎讓人？"都充滿着革命英雄主義的政治內容。他們用詩宣佈清王朝的滔天罪狀，鼓舞千百萬起義人民的殺敵意志和勝利信心，宣揚"吊民伐罪"的革命理想和翻天復地的雄 圖大志。他們的詩的語言亦通俗易懂，生動有力。和上術進步的詩文潮流同時，傳統詩文也還出現了另一種局面，這就是宋詩運動和"桐城派"古文的"中興"。明代作傢在前後七子的復古主義的影響下，一般鄙薄宋詩。清初以來，宋詩逐漸成為部分詩人研究和學習的對象，但影響不大。乾隆嘉慶間，提倡宋詩，擴大宋詩的影響，關鍵人物是翁方綱。近代宋詩運動的發生同他有密切關係。這個運動是作為模仿漢魏盛唐的反對派而出現了一種詩壇風尚。它主要區別於"神韻派"和"格律派"。它的模仿對象是杜、韓、蘇、黃，是傳統詩壇的擬古主主義 和形式主義的新發展。程恩澤（１７８５～１８３７）、祁俊藻（１７９３～１８６６）是這個詩派的早期人物。他們都是大官僚和考據傢。程恩澤詩學昌黎、山𠔌，所謂"率排妥貼，力健聲宏，琅琅乎若鶯鳳之嘯於窮霄也"，實際是他遠離現實，無視於現實生活中的鬥爭內容，不得不努力走着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道路。祁俊藻主張作詩要有"學識"和"性情"，而且態度總要"溫柔敦厚"，顯係清中葉主要詩派的調和論調。他的詩主要學韓，也偶然學杜、學白，大都是形式、語言的模擬，很少觸及現實社會內容。無非是"感恩"、"扈從"、赴官 旅行、官場應酬等等堆砌文字的庸俗紀錄，是典型的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作品。何紹基（１７９９～１８７３）、鄭珍（１８０６～１８６４）、莫友芝（１８１１～１８７１）是空上詩派的重要作傢。他們都是正統派考據傢。他們都和程恩澤、祁俊藻有師友或幕僚的關係。何紹基"詩宗李杜韓蘇堵大傢'，所作大都是書畫題跋、山水景物描寫和官場應酬之作。鄭珍詩主要學韓，所作大多是描寫山水風土和自己的窮睏生活。晚年作風轉嚮學杜，也寫了一些較有現實意義的詩。莫友芝詩風與鄭珍相近，枯槁乏味，更在鄭珍下。反動頭子曾國藩（１８１１～１８７２）也學杜韓，而特尊黃山𠔌，給這個詩派的影響更大。"桐城派"古文，在乾嘉時代，由於考據傢的排斥和駢文傢的對抗，衹是師弟相傳，影響並不很大。近代使"桐城派"古文"中興"的重要人物，首先是梅曾亮（１７８６～１８５６）。他的古文，具有"清淡簡樸"的特點，但一般缺乏現實，內容，成就不大。少數寫景文，如《小盤𠔌記》等，篇幅短小，句句落實，而又多麯折變化，有一定的文學意味。後來曾國藩既詳敘桐城派古文傢源流，樹立大小旗幟；又利用官僚買辦勢力，網羅幕府人材，擴大反動影響，從而使 "桐城派"古文形成了"中興"的局面。他利用"桐城派"古文維護封建統治，反對太平天國革命；他的古文成為屠殺人民最反動的工具。同時的吳敏樹（１８０５～１８７３）不肯參加曾國藩幕府，也不承認自己是"桐城派"，實際他是在"桐城派"影響下刻苦自修的一個作傢。他的古文，同樣缺乏現實內容，成就不大。有些作品如《說釣》等，諷刺世態，刻意描寫，有自己的特點。名氣很大，所謂"鹹豐兵變，天挺此纔"。實際他的某些著名作品，如〔木蘭花慢〕《甲寅四月客有自金陵來者，感賦此闋》、〔虞美人〕《金陵失秦淮女子高蕊......》、〔淡黃柳〕《揚州兵後......》、〔臺城路〕《全麗生自金陵圍城出......》等等，誣衊太平天國革命，凄苦哀怨，表現了地主階段的沒落情緒和反動立場，完全是封建糟粕，應該堅决拋棄的。
第三節 古典小說的衰落
古典小說發展到道光、鹹豐年間（１８２１～１８６１），明顯地呈現出衰落的狀態。當時除了一些充滿封建糟粕的俠義小說和狹邪小說外，還出現了《蕩寇志》和《兒女英雄傳》這兩部表現鮮明反動傾嚮的作品。這一情況的出現，首先是由於當時民族矛盾、階段矛盾的空前尖銳，農民起義的不斷發生，並爆發了太平天國聲勢浩大的農民革命；為了輓救垂死命運，封建統治階段在實行軍事鎮壓的同時，也發起了文化上的反撲，企圖壓製當時進步的思想和文學創作。其次是這時中國資産階級還處在萌芽狀態，在文化上一時還提不出先進、明確的要求。某些資産階級的啓蒙思想傢，也還沒有認識到運用小說這一武器來宣揚他們的進 步思想。這就使當時的小說創作領域內出現了不少落後甚至反動的作品。
俞萬春的《蕩寇志》又名《結水滸傳》，作於道光年間。小說寫陳希真父女落草於猿臂寨，專門以梁山英雄為敵，把剿滅梁山農民起義作為嚮封建統治者的進身禮，後來由於他們在攻打梁山英雄方面建立了"功績"，為朝廷錄用，陳希真升官至都統製。最後他們又和雲天彪一起，在張叔夜的統率下，消滅了梁山英雄。作品自始至終對宋江等農民起義英雄表現了一種刻骨的仇恨，把他們描繪成為殺人魔王，人民對他們恨之入骨，最後"無一能逃斧鋮"，而把張叔夜、雲天彪、陳希真等劊子手，卻描寫成為頂天立地的英雄，說他們是一豐的雷神降生，是被派下來扶助皇帝"治國安民"的。《水滸傳》的忠義思想本來包含有兩方面的內容，即對人民的忠義和對朝廷的忠義。《蕩寇志》作者對前者當然是深惡痛絶的，而對後纔也認為不可靠，以此宣揚"俾世之敢於跳梁，藉水滸為詞者，知忠義之不可偽托，而盜賊之終不可為"的反動觀點。因此，該書一出現，就深得反動統治者的歡迎，紛紛為它作序，甚至說作者"功德無量"。由於它在藝術上還有一定成就，它的害處就更大。但一切革命者對它的態度和封建統治者是全然 不同的，太平軍一進蘇州就焚毀了它的書版。
《兒女英雄傳》本名《兒女英雄傳評話》，原有五十三回，今殘存四十回，道光年間"燕北閑人"（真名文康）所作。作者也是比較自覺地以小說為封建統治服務。在"緣起首"回中，把"女兒"和"英雄"強揉在一起，說"有了英雄 至性，纔成就得兒女心腸；有了兒女真情，纔作得出英雄事業"，並使"英雄事業"和"兒女心腸"都忠實地為封建統治階段服務。
小說寫安驥的父安學海被上司所陷，安驥攜帶銀子去援救，路宿悅來店，經能仁寺，遇上圖財害命的腳夫、和尚，幸被俠女十三妹（即何玉鳳）所救，在此以前，村女也在能仁寺遇難，也同被救出。兩人經十三妹做媒，結成夫婦。而十三妹的父也為人所害，她立志報仇。安父遇救後，在歸途中遇十三妹，告訴十三妹她父親的仇人已被誅殺。十三妹因願望已實現，就想出傢，為衆人所勸阻，最後也嫁了安驥。作品結尾，金鳳、玉鳳相處和睦，安驥位極人臣。小說中以墚時官吏們的貪贓枉法及統治階段內部的相互傾軋等雖有一定的暴露，但總觀全書充滿着封建說教。作品描繪了一個封建社會中五倫兼備的"全福家庭"以此來美化封建制度。其中大小矛盾的解决，都是服從於封建秩序的。書 中的主要人物安驥、張金鳳、何玉鳳等都是些忠孝節義的化身。他們被作者描寫成既有"兒女之情"，又有"英雄至性"的"人中竜鳳"，因而他們都能得到好的結果，結局是作善降祥，二妻一妾，探花及第，富貴榮華，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庸俗的封建理想。《兒女英雄傳》在藝術上也有相當成就，十三妹的形象前半部比較鮮明，富有俠義氣息，加之作品運用了流暢的北京口語，就使它在當地産生了不小影響。
這時期也出現了一些俠義小說。俠義本來是指濟睏扶危、除暴安良的行為，是人民的正義感和英雄主義的表現。因此俠客嚮來為人民所喜愛，在他們身上寄托上封建時代人民的願望。但清代以來的一些俠之小說所描寫的往往是一個"清官"統率一群俠客，東徵西討地維護封建統治。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出現的《施公案》就是這類小說中具有代表性的反動作品。
《施公案》寫康熙年間揚州縣令施仕倫斷案的故事。作者把施仕倫描寫成為老百姓最愛戴的青天大老爺，實際上他是個靠屠殺大批緣林好漢從而聲名大振為皇帝所器重的劊子手。小說中的黃天霸，他本是個緣林好漢，在施仕倫的"大義"感召下，嚮封建統治階段賣身投靠，並不藉出賣了自己的兄弟。為了表示他對封建統治者的忠誠，還把自己的名字為施忠，死心塌地幫助他的主子來鎮壓和屠殺人民，因而成為典型的封建統治階段爪牙的形象。
這時期還出現了陳森的《品花寶鑒》（１８５２）和魏子安的《花月痕》（１８５８）等狹邪小說。《品花寶鑒》是以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的同性戀愛為中心，寫出了乾隆以來的北京上層社會的荒淫無聊的狎優生活。作者對這種醜惡現象，采取了欣賞的態度，特別把梅子玉、杜琴言看成自己的理想人物，對他們的生活羨慕備至。小說中還出現了很多猥褻的描寫。《花月痕》寫才子韋癡珠、韓荷生，遊幕並州，兩人都有相處的妓友，韋的名秋痕，韓的名采秋。韋頗 有文采，但懷才不遇，因頓而死，秋痕也殉情；韓先為達官貴人的上客，後平寇有功升兵科給事中，最後又立功封侯，采秋也做了一品夫人。作品就通過韋、韓兩人絶然不同的遭遇，反映了作者悲涼哀怨的沒落階段的情緒，同時也表達了他對功名富貴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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