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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化 》 講述歷史老城：北京城的明朝往事 》
首善爭睹鄒元標(2)
萬明 Mo Ming
張兆裕 Zhang Zhaoyu
據說鄒元標的敢言直諫着實讓神宗有些忌憚，一天御膳房剛剛備好豐盛的佳餚，神宗卻一改常態，下令撤減，並對太監說：“你們沒聽到他鄒某人數落朕嗎？”
萬歷十三年（1585年）五月，鄒元標又被調回北京，任吏部驗封司主事。不久神宗讓吏部尚書楊巍對國事發表意見，鄒元標為他代筆起草，切指吏治十事、民睏八事，洋洋幾萬言，都是當時人們所不敢言的弊政。又如請割“裧席之愛，嚴便嬖之禁”，涉及到神宗的私人生活。當時神宗身邊有十名受寵的俊美少年，稱為“十俊”，外間早有傳聞，神宗已經染上了同性戀的陋習。
萬歷十八年（1590年），調鄒元標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後升刑部右侍郎，這時恰逢鄒元標的母親去世，他未上任而回原籍為母親守孝，以後居家乡南臯三十年，建仁文書院，談道講學，名揚天下，學者稱之為“南臯先生”。這段時間，朝中仍不斷有人上疏推薦他。
光宗即位，東林黨人當朝，鄒元標召為大理寺卿，未上任，又升為刑部右侍郎。闊別京城近四十年，今又還朝，鄒元標雖須發皆白，卻依然躊躇滿志。行至京畿地區，見禾苗青青，知道左光鬥等人推行的水田已初見成效，高興地說：“三十年前，京城人不知稻草為何物，今日處處皆種水稻，於國於民都有利。”為此他感慨道：“治理天下難道不是靠人才嗎？人若有纔，天氣地力都可以被利用。”
光宗衹當了八個月皇帝就病逝了，鄒元標還朝之時，已是天啓元年（1621年）四月。當時遼東戰局緊迫，敵在門庭，他有感三十年來朝中大臣衹顧門戶之爭，而不問封疆之事，致使禍見於今日。於是首倡和衷之說，建議簡用塗宗睿、李邦華等十八人；兩天後，又請用葉茂纔、趙南星、高攀竜、劉宗周、丁元薦、羅大紘、雒於仁等十五人。天啓二年（1622年），又上疏指出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不公正，請收錄章傢順、丁元薦、史記事、瀋正宗等二十二人。如此，萬歷朝被罷免的諸臣都獲得了昭雪。他還曾舉用李三纔，衹因言路有爭議而未果。尤其可貴的是，他還不記私怨，稱贊張居正當年的政績，提出應該恢復張居正的故官，予以葬祭。這一建議也得到熹宗的同意。
鄒元標在天啓初年雖倡和衷之說，實際上所薦舉的大部分官員仍是東林黨人，或與東林黨人政見相同的舊臣。他們都與魏忠賢、客氏一夥水火不相容。鄒元標的多次努力，對促成天啓初年“東林方盛，衆正盈朝”的形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鄒元標自天啓元年還朝以來，上疏建言盡量註意不做危言激論，以避免激化矛盾。然而樹欲靜而風不停，朝中的小人將他視為東林黨人，十分忌恨。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擔心來年京察對自己不利，密謀將鄒元標逐出朝廷。他們抓住鄒元標與馮從吾在京城建首善書院集衆講學一事大做文章。
馮從吾在萬歷初年也因建言而險遭廷杖，後在家乡長安建關中書院，講學數十年。天啓二年（1622年 ）進封為左副都御史。在首善書院建立之前，鄒元標、馮從吾、鍾竜源、曹於汴、高攀竜等人已於閑暇之時講學於城隍廟百子堂，上自朝廷高官，下至平民百姓，每次有上百人聽講。但城隍廟並非理想的講學之所，空間十分狹窄，於是他們决定建立正式的書院，上疏十三道後方得到皇帝的批準。他們各自捐資，用銀一百八十兩，在京城大時雍坊十四鋪的地方（北京市宣武門內東城墻下），買下十餘間民房，由司務呂剋孝、御使周宗建負責督理改建。他們認為京城應為首善之區，因此取名“首善書院”。改建後的書院分前後兩個院子，前院有講堂三間，後院也有三間供奉先聖，並陳放經史典籍。書院上梁文為左通政何喬遠所作，院中樹碑一塊，內閣首輔大學士葉嚮高特為書院撰寫碑文，太常寺卿著名書法傢董其昌為其書丹並撰額。書院於天啓二年（1622年）十一月開講，鄒元標和馮從吾在公餘之時，不會見賓客，也不赴宴會，專心入書院講學。聽講的官員百姓日漸增多，以至於講堂不能容納，影響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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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山東畫報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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