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贡问孔子：怎样才能称为士人呢？孔子说，做人做事要有羞耻心，出使四方诸侯国能够不辜负君主的委托，这就可以称为士了。这是说士人要有德有才，“行己有耻”是德，“使于四方”是才。子贡又问：那次一等的标准是什么呢？孔子说，宗族亲人都称赞你孝顺父母，乡党邻里都称赞你尊敬兄长。这是说士人如果无才也必须有德。子贡又问：再次一等的标准是什么？孔子说，说话必定算数，行动一定坚决，像石头一样老老实实的百姓，或许可以说是最次一等的士人了。“硁”读kēng，表示石头坚实的样子。这是说士人如果无自觉的道德修养，那么最起码也要有朴实的品德。这里的“小人”不是指品德有问题，而是指百姓。子贡又问：那当今的为政者怎么样呢？孔子说，哼，这些器量狭小的人，算得了什么呢？“斗”，量器，能装十升。“筲”，竹器，装一斗二升，都是容量不大的小器皿，以此指器量狭小。这是孔子对当时那些充满野心、不守礼法的士大夫的描述，其实子贡问这段话的目的就在询问孔子对当时士大夫的看法，但又不好直言，故先问士，然后层层递减，直到最后始得出答案。也就是说当时那些所谓的士大夫连“言必信，行必果”的小老百姓都不如，也足见春秋末年天下的混乱，斗筲之人当道，孔子这样的圣人当然也就不得其位而不能行其政了。子贡聪颖，所以问问题总是含蓄而巧妙。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孔子说，不能与得到中道的人交往，那就只有狂狷的人了。“中行”的“行”当“道”讲。中道即不过不及。“狂”和“狷”是孔子讲的两种不能得中道的偏颇之行。狂，就是只知进不知退；狷，则是只知退不知进。一般的人不能得中道，不是狂就是狷，不是过分地骄傲自大就是过分地自暴自弃。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孔子说，南方的人曾经说，人没有恒心就不可以做巫医。中国古代巫、医是不分的，巫、医是一家，巫主人之命，医主人之病，命和病是相连的，什么样的命就可能生什么样的病。朱子说：“巫，所以交鬼神；医，所以寄生死。”巫是用来和鬼神相交流，医生可以掌握人的生死。《黄帝内经》里面有很多章节巫和医是并讲的，命和病是同看的。孔子说一个人没有恒心就连巫和医都不能做，这句话说得对啊。在孔子看来，巫医百工都是技，而不是道。如果没有恒心，连巫、医这种技术活都不能够去做的话，何况于修道呢？“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这是引用《易经》里恒卦第三爻的爻辞来说明这个道理，如果一个人不能恒守他的德行的话，必定招致羞辱，“承”就是“进”，进而遭到羞辱。孔子说一个没有恒心的人，用不着去占卜了，占不占都知道他不会成功的，因为没有恒心什么事都做不成。这是孔子讲恒的道理，人要有恒心，恒就是常，人要有一颗恒常之心。这是《论语》中第二次出现有关《易经》的言词，第一次是在《述而》篇中“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是儒家所追求的一种兼收并容的很高的精神境界，“和”是求和睦、和谐，但是怎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呢？“不同”，对每个人都允许他个性的存在；对每个民族都允许其民族性存在，要相互理解，互相尊重，在相互理解、互相尊重的情况下达到兼收并容，达到和谐。如果要求大家都一样，你必须和我一样，我必须和你一样，抹杀个性，只会谁也不服谁，那势必形成对抗，而不会有真正的和谐。中国儒家思想讲辩证，而且也讲得很深刻，只有真正的尊重、理解，求大同，存小异，才会有真正的和谐。互相尊重，既求大原则的相同，又允许差异的存在，就是君子的和而不同。小人却是只有表面上的相同，这两天，我们两个要好，什么都同，穿一样的，吃一样的，说一样的话，都讨厌同一个人，这样就交上朋友了。过两天，两人反目，什么都不一样了。小人追求的是利益上的相同，而不是达成谅解上的和谐，只有大义是恒久不变的，利益则可能随时变化，所以小人没有长久的朋友。小人尚利，安得和？君子尚义，求大义上的相和，不求小利上的相同，所以君子有长久的朋友。和而不同的真谛其实就是遵循宇宙的规律，万物只有各得其所，各顺其性的时候世界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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