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黄宗羲还把崔应元痛打了一顿，并拔去了他的胡须去祭祀父亲的亡灵。接下去更令人吃惊的是，他还纠合了一大群死难官员的子弟闯进牢狱，当众打死了直接杀害其父的两个牢头。
公堂“刺许”这样的场景在今天看来总是不无戏剧式的夸张。而以私刑代替公法这一以暴制暴的方式在后世的读史人更是绝难想象，但时代是这样一个暴戾之气冲天的时代，那时候的人都见惯不惊了，甚至皇帝也对这班少年的疯狂报复嘉之许之。当审判结束后，黄宗羲与死难诸家子弟在诏狱中门共祭死难者的亡魂，哭声传入宫廷。崇祯帝叹息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１而天下士子，对这班东林遗孤则是敬仰爱慕有加，无不愿折节相交，当黄宗羲抚柩南归，他的声名早就比他本人更早地到达了江南。“当是时，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还里，四方名士无不停舟黄竹浦，愿交孝子者。”历史学家邵廷采在一篇传记文章中用仰慕的语气如是记载。
接下来的两年，他在乡下潜心过了两年读书生活，接受着将要成为一个历史学者的最基础的训练。从他充满着自豪口气的回忆录来看，他的阅读范围包含了从二十一史到本朝实录的所有历史典籍。此时的江南风气，都以结社为时尚，就是三只猫碰巧走在一起也要结个社什么的。那些不甘寂寞的读书人更是喜欢聚在一起，像今天的当红评论家编各种文学年选一样编编八股文章选本，揣摩风气，结交朋友。风气所致，概莫能外。1633年秋冬之交黄宗羲来到杭州南屏山下，参加省城规模最大的“读书社”的一次雅集。据他后来回忆，那一年他来到杭州的时候，社里的诸子都过来了，计有杭州的闻启祥、江浩、江道信、顾有斐、卓人月、邹质士、邹叔夏，宁波的陆文虎、万泰，安徽的沈寿民、沈士柱、梅郎三等一众新朋旧友。每天傍晚，一起坐着船，船开到哪个小岛，就一起下来步入树林，有时走着走着前面的人就不见了，只得大声叫喊。有时在月下，坐在小船上，就某件事争论个没完，最后一笑而罢。
不过他对杭州的这个读书社并不太满意，因为这班人聚在一起谈禅的太多了。他本不是这样一个消极的人，所以对社事也不是太热心。在很多个场合，他也不放过批评他们的机会：“经生之学，不过训故，熟烂口角，圣经贤史，古今治乱，邪正之大端，漫不省为何物。”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的南京城，一个士子和百姓梦想着的太平世界似乎降临，但繁华之下已经隐含着一场风暴，清军的铁蹄步步逼近，李自成的农民军也从陕西一路闹到了安徽。但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后面，生活一切如常，似乎没有什么会来打扰特权者们的享乐。这座汇集着豪华的公子、落魄的书生、卖笑的歌妓、复社的名士和避难的绅士的六朝古都，日日醉生梦死，就像才子余怀①在《板桥杂记》中所记述的：“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自1630年后，天启年间被难的杨、左诸君子们的孤儿们陆续成年了，一个个跑到南京来应试，当他们在秦淮河北岸拥挤不堪、散发着潮湿霉烂气息的贡院中挨过神情恍惚的两天三夜后，余下的日子里大可在这座金粉之城诗酒风流放纵声色。当其时也，这座城里，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冒辟疆和董小宛的旖旎风光已在上演，孔尚任的《桃花扇》和冒襄的《影梅庵忆语》也将流传，再加沈寿民、吴伟业、沈士柱一班名士和李香君、卞玉京、顾横波一班风华绝代的佳人，此情此景，足以让一班文青们相信一个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已经来临。
《燕子笺》的作者阮大铖①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在南京被一帮乌合之众围攻并被驱逐出城。这桩让他一想起来就恨恨不已的事发生在崇祯十一年（1638）七月。
阮大铖曾是被崇祯皇帝惩治了的客魏集团里的一员，在重新审理天启朝冤狱时被钦定逆案摘去了头上的乌纱。他从北京跑到南京是避难来的。他示好于复社名士的第一步，是动用他戏剧家的天分虚构了一个叫王将军的人物以巨金撮合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中间人是一个叫杨龙友的贵州人。这节故事经孔尚任《桃花扇》的渲染使得当时大江南北的士子百姓无人不晓。此人后来又企图以他新作的缠绵的爱情歌曲博得复社名士的好感。但在一片道德英雄主义的苛责声中，不甘寂寞、好谈兵法的阮对江南士林的折节下交被目为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的伎俩。在当下的南京城里，阮被看作一个毒瘤式的臭名昭著的危险人物，这样一个逆案中的祸首，在南京谈兵说剑，招摇过市，时日一久难免遗祸无穷。为了彻底铲除之，南京城里的复社名士们秘密策划了一场驱阮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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