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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说部 》 民國春秋 》
第二捲·第三十三章 蔣介石出山
劉鳳舞 Liu Fengwu
中共中央雖然尊重國際關於共産黨加入國民黨的提議，而大多數黨員衹贊成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綫，對於加入國民黨組織，卻十分懷疑。直到1923年初，這種狀況並無多大改變。這年2月，北京地區黨組織的一次會議上，在討論國共合作的問題時，除李大釗等少數人外，多數同志認為國民黨是一個資産階級的黨，他們衹有領袖，沒有群衆；衹有高級幹部，沒有中下層幹部，裏面有許多墮落腐化的政客，很難在他們身上找出革命的因素。我們同他們建立聯合戰綫，既失掉了我們的階級立場，又損害了我們黨的純潔性。因而不願加入國民黨。
孫中山回廣州任陸海軍大元帥，設立大本營。1923年4月10日，孫中山任命陳獨秀為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委員，委員會推舉陳獨秀為委員長，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到廣州。為了促進國共合作，中共中央於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三大”的中心議題是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到會代表為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出現完全對立的兩派意見。一派以馬林、陳獨秀為代表，主張共産黨員應全體加入國民黨，在工人群衆中也應發展國民黨的組織；另一派以張國燾、蔡和森為代表，反對全體共産黨員都加入國民黨，尤其反對在工人群衆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
馬林說：“中國的勞動運動太軟弱無力，實際上等於沒有。中國共産黨是人為地組織起來的，而且也産生得過早。目前在中國衹能發展國民運動。國民黨是代表國民運動的，但是它必須進行改組。現在我們有了改組國民黨的機會，也有了這種可能。共産國際以為國民運動是當前中國共産黨的中心任務科學文化的發展，震動了基督教會和經院哲學。其中對基督，蘇维埃俄國應該支持國民黨。因此，中國共産黨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組國民黨，在國民黨內工作和發展國民黨。除了馬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工作之外，中國共産黨的一切政治宣傳工作都應當在國民黨內進行，全國的工人都必須參加國民黨。衹有在國民黨內的工人階級覺悟提高之後，才能産生國民黨左翼。衹有到那個時候，一個真正的中國共産黨才能形成。中國革命運動衹能這樣發展。
“現在就企圖建立一個獨立的、群衆性的共産黨是一種夢想，我們的團體還一直這麽小，談不上是一個政黨。幾乎沒有工人黨員，黨組織衹在一些大城市的工會裏與工人有些聯繫。”
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國民黨中去”的口號。
陳獨秀在報告中，在批評不願意加入國民黨的同時，也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由於對時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錯誤。另外進思想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第一次運用了“無産階級專，自己很容易激動。他說中共中央决定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黨的政治主張有了重大改變，以前我們黨的政策是唯心主義的、虛構的。
張國燾不同意馬林和陳獨秀的意見，他說：“一直衹顧組織政府，進行軍事行動的國民黨，被迫同這個或那個外國帝國主義以及國內的軍閥搞妥協，因此，它已稱不上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政黨了。國民黨現在並不代表國民運動，它必須予以改組。問題在於，我們需要一種力量去迫使國民黨進行自我改組。如果我們沒有這種力量，我認為就很難有改組國民黨的可能。
我們不要忘記，組織工人、提高他們的覺悟，乃是我們黨的特殊任務。即使工人階級還很年輕，力量還很弱，但它在鬥爭中已經顯示出相當力量，這支力量不可完全被忽視，這是勞動運動，不能把它說成國民運動，不要把工會運動從我們手中轉到國民黨手中。
“在現階段，衹有在共産黨有強大力量控製的工人集中的地區，我們才能自行組織國民黨支部；而在共産黨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國民黨也沒有什麽影響的工人集中區，我們就不必為國民黨在那裏組織支部的歷史改造任務，是以群衆為主體來完成的；傑出人物都是，也不讓其影響滲入。”
張國燾、蔡和森等人，怕共産黨加入國民黨而削弱自己的勢力，因而不積極去參加國民黨。
馬林則堅持：“所有共産黨員沒有例外地都應加入國民黨，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一切工作歸國民黨。”
張國燾認為：如果中共全體黨員都加入國民黨，而且都在國民黨內擔任實際工作，即陳獨秀也要在國民黨內擔任實際工作，接受國民黨的指導而忙得不可開交，並須以國民黨的身份對外發言義：1．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2．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那還有什麽中共的獨立性？他主張：擔任中共各級領導的黨員，和擔任與國民黨無關的工人運動職務的黨員，不必加入國民黨，或加入而不必在國民黨內做實際工作。
張國燾還聲稱：“中共並無義務在工人群衆中為國民黨發展組織，因為這樣，將使獨立的工人運動成為國民黨所領導的工人運動。”
馬林說：“共産黨人加入國民黨時，是考慮到可用這種策略最有效地增加工人階級利益，纔去加入的。既然共産黨人可以跨黨，為什麽工人、商人就該在國民黨之外呢？我相信我們的精神力量，我相信憑這個策略，我們能取勝。”
兩種意見爭論激烈，各有偏頗。於是，與會者的多數，既反對張國燾等人的左傾觀點，又不全盤接受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右傾觀點。
毛澤東的觀點與衆不同。他說，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産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軍隊，如果共産黨也註意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的局面。
大會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在代表中仍未取得一致意見的情況下，最後就陳獨秀起草的《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决議案》，進行表决，以21票贊成、16票反對被通過。《决議》决定全體共産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實現民主統一戰綫。共産黨員加入國民黨後，仍舊保存共産黨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共産黨組織，謹嚴黨的紀律，以建立強大的群衆共産黨之基礎。並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黨革命之需要。
由於張國燾懷疑國共合作，在選舉黨的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時，他落選了。會議選出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譚平山、項英、羅章竜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李漢俊、鄧中夏等5人為候補委員。
共産黨再次作出共産黨加入國民黨的决定，對國共合作是個很大的促進。
再說越飛和廖仲愷在日本熱海會談。越飛說中國實行共産主義是遙遠的事，這話使廖仲愷放心去做三民主義者。要做好三民主義者，必須交個好朋友，共産主義者就是三民主義者的好朋友。
越飛還告訴廖仲愷說：“以往中國的革命，過於藉重軍閥之力，因而常導致失敗。國民黨必須組織培養自身的軍隊。”
廖仲愷甚以為然。經過會談，廖仲愷與越飛達成協議，蘇聯政府每年嚮國民黨提供200萬元的援助，其中70萬元是軍官學校的費用。蘇聯將援助國民黨設立軍官學校，並參照托洛茨基所訂立的紅軍制度，擬定一項創設軍官學校的計劃。
廖仲愷由日本回國後，即大力協助孫中山做聯俄的工作。孫中山和蘇俄的關係日深一日。馬林同孫中山保持每周會面三四次。5月初，蘇聯政府致電孫中出，表示準備給中國必要的幫助，即派第一批軍事顧問5人，由蘇聯駐華武官阿納托裏·伊裏奇·格剋爾帶領來到中國。
孫中山决定派蔣介石率領“孫逸仙代表團”赴蘇聯考察學習革命經驗。團員有瀋定一、張太雷、王登雲。代表團在蘇聯3個月。當時列寧正患病，蔣介石拜會了托洛茨基以及蘇维埃主席加裏寧、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魯祖塔剋、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剋良斯基、總司令加米涅夫、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察爾斯基、共産國際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等。還考察了紅軍的訓練情況，參觀了一些軍事學校，訪問了一些工礦企業。
在代表團訪問蘇聯之際，孫中山决定創辦軍官學校，軍校定名為“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命蔣介石為校長，陳翰譽為教練長，廖仲愷為政治部主任，由廖仲愷負責軍校籌備工作。當時廣東各實力派人物，看到軍校校長是塊肥肉，紛紛嚮孫中山推薦校長人選，不同意由蔣介石擔任校長。孫中山當即表示：“新辦的軍校，如果不叫蔣介石當校長，寧可不辦。”孫中山視蔣介石為“如身之臂，如驂之靳”。他說蔣介石：“昂昂千裏之資，雖夷險不測，成敗無定，而守經達變，如江河之自適，山嶽之不移。”
蔣介石乃浙江寧波奉化縣溪口鎮人，名中正，字介石，原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其父蔣肅庵在溪口鎮上開設玉泰????鋪，經營????、酒、石灰為主，有薄田30餘畝，是一戶中産人傢。蔣肅庵前後娶過妻室3位，元配徐氏、繼配孫氏、再繼配王氏，蔣介石為王氏所生。王氏名叫王采玉，與蔣介石的父親結婚是第二次嫁人。原來嫁給溪口曹傢姓俞的，那姓俞的36歲去世後，王采玉回到娘傢居住，曾在葛溪一個庵裏守節，後經在蔣肅庵店鋪任帳房的堂兄王賢棟的介紹，再嫁給了喪妻的蔣肅庵。蔣肅庵1895年死於時疫，當時蔣介石衹有8歲。
王采玉在其夫病死後，茹痛撫孤，勤勞特甚，1921年，王采玉因患心髒病而死。蔣介石是個孝子，他將其母葬在白崖魚鱗墺中壟。孫中山為其寫了祭文，並在墳墓的墓碑上手書“蔣母之墓”。張靜江為其寫了一副對聯，上聯是“禍及賢慈當日頑梗悔已晚”，下聯是“愧為逆子終身沉痛恨靡涯”。蔣介石寫了《哭母文》和《先妣王太夫人事略》。
蔣介石前後娶過妻室4位。第一個妻子叫毛福美，1901年同蔣介石結婚。她比蔣介石大5歲，給蔣介石生了個兒子蔣經國。1913年蔣介石娶姚冶誠為側室，姚氏生了蔣緯國。但也有一種說法，蔣緯國是戴季陶之子，由姚氏撫養大的。蔣介石的第三個妻子叫陳潔如。陳氏受過中等教育，能說俄語。蔣介石的第四個妻子是宋美齡。蔣同宋結婚時在上海報紙登了結婚照片，寫着“中美合作”，即蔣正中的“中”字，和宋美齡的“美”字。
蔣介石從小讀過一些古書，16歲時考過秀纔，未中。17歲到奉化城裏進鳳麓學堂，以後又到箭金學堂，19歲轉入竜津中學讀書。20歲這年，曾赴日本學習，未能如願。返國後不久考入全國陸軍速成學堂，次年被軍校保送去日本留學，入振武學校。蔣在振武學堂學習期間，曾寫了一首七言絶句：
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1910年，24歲的蔣介石離開振武學堂以後，被分配在日本駐新潟縣高田市野炮兵第13師團第19聯隊充當二等兵，以後升為上等兵，稱士官候補生。蔣介石平常很少講話，但他是留學生。
1907年，蔣介石同陳其美一見如故，即與訂交。陳其美介紹蔣介石入同盟會，並引他見了孫中山。
1911年夏，蔣介石接到已經回到上海的陳其美的電報，托故請假歸國。他臨行前，曾送給師團長岡外史一塊匾，手書“不負師教”4字。蔣回上海參與陳其美“密商舉義計劃”，雖然假期不多，他還是參加了營救被關在牢獄裏的同志張恭，和計劃暗殺出賣張恭的劉光漢、何震夫婦。後因假期結束，返回日本。
辛亥革命爆發後，陳其美電催蔣介石回國。蔣介石再次請假回上海。他回滬後，陳其美多次派他到杭州參加領導起義。滬軍都督府成立後，陳其美派蔣介石為滬軍第5團團長。
1912年初，蔣介石受陳其美派遣去刺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蔣介石同另一名刺客王竹卿於夜間2時許，撬開陶成章的住所的大門而入，守門者覺，詢以何為？蔣回道“來看陶先生。”旋登樓，入陶成章臥室，蔣又呼曰：“陶先生！”即出手槍擊之，子彈從陶左額入，斜穿胸部，陶成章不明不白地死去。
蔣介石殺陶後，又去日本，在日本辦了《軍聲》雜志。他在《發刊詞》中寫道：“本社同人編輯《軍聲》，將欲揭破各國之陰謀，而曉音喑，警告國人以未雨綢繆之計者。”
1912年底，蔣介石返回中國，次年7月，蔣介石在孫中山的勸說下，跟隨陳其美在上海開展反袁鬥爭，躬赴火綫，往來指揮。此時，蔣介石已成為陸軍少將。
1913年9月，蔣介石赴日本，在黃興主辦的東京軍事教育機關“浩然廬”學習。後受陳其美指派赴東北活動。蔣介石又參加了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並嚮孫中山呈上了《上總理陳述歐戰趨勢並倒袁計劃書》。
1915年2月，陳其美從日本返滬進行反袁鬥爭，派蔣介石留在東京處理善後。蔣介石在送陳其美回國時說：“此去萬一不幸，而為袁氏所害，餘當為兄之第二化身，以成未竟之志！”
這年10月，擔任淞滬司令長官的陳其美，要蔣介石回上海參與反袁活動。蔣介石回上海後，協助陳其美從事反袁的軍事鬥爭。1916年5月，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殺害，蔣介石在祭文中說：“義弟蔣介石，致祭於英士義兄之靈曰：嗚呼！自今以後，世將無知我之深，愛我之篤，如公者乎！丙午以來，至今十載，其間所共者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國事乎？所約者何如辭，非生死相共之誓辭乎？而乃一死一生，卒至國事未成，誓辭未踐，死者成仁成義，固無愧於一生，而生者守信踐約，豈忍惜於一死。”
陳其美死後，富有的古董商和早期革命的財政傢張靜江（張人傑）很賞識蔣介石，用錢來支援他。於是蔣在黃金交易所大事投機，獲得了驚人的成功，不到1年就發了財。當時上海灘是冒險傢的樂園，在這個國際都市的市場上，從事交易買賣是極冒險的事業，在買賣供求中，充滿着賭博、投機、欺騙、誘惑、冒險、兇殘等，一人的發財建立在多數人的傾傢蕩産上。
1917年，張靜江和經濟非常拮据的蔣介石、戴季陶，共謀生財之道，乃和日本某企業代表協商開辦交易所，在上海組織了“協進社”的秘密社團，謀劃其事，又和浙江同鄉虞洽卿等拉攏，成立了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蔣介石同戴季陶在日本振武學堂相識，此時又走到一起，在飽嘗經營的甜酸苦辣中結成了知己，互相間稱兄道弟，戴季陶的兒子戴安國稱蔣介石為“三伯伯”，這種親密的程度，不是常人所能相比的。
在證券物品交易所，蔣介石、張靜江、戴季陶、虞洽卿、陳果夫等人開始了密切交往。這幾個浙江人以地域作為紐帶，緊緊地抱成一團，成為江浙財團及上海幫會勢力在政治上的代表，為今後的權勢的不斷提高創造了有利條件。
蔣介石原是光棍一條，一無所有。他對張靜江說：“日來閑居無事，常以弄墨自娛，愧無進步，不能當大雅一睞。七日教言，領悉一是。代認恆泰股份，甚感！請為簽字。”
張靜江為蔣介石在交易所認股4股，每股1000元。蔣在交易所裏擔任了經紀人，其牌號叫“恆泰號”。半年後，蔣介石獲得50多萬元。
蔣介石、戴季陶等人，真所謂空手人翻雲覆雨，白手起傢，憑空發了大財。交易所獲利越來越多，蔣介石、戴季陶、張靜江等便將股票價格越擡越高。由於交易所得利這麽快這麽多，搞交易所的人紛紛而起。交易所的價格，時時飛漲，到了1921年夏秋，交易所竟至過盛時期，終於釀成絶大風潮，各交易所先後停閉歇業，蔣介石、戴季陶等也陷於破産，從買空賣空的巔峰上一下子跌落下來。蔣介石欠了一屁股債務。
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拖延到1922年2月，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成為廢紙，大富翁變為窮光蛋。虞洽卿和青幫首領黃金榮研究之後，仗義援助，給蔣4萬多元，年老的張靜江給蔣介石還了3萬多元的債。
蔣介石雖然做投機生意失敗，但他在生意場上交結了張靜江、虞洽卿等江浙財團，後來江浙財團扶持蔣介石爬上政治舞臺，此是後話。
蔣介石在陳其美死後，設法全力投靠孫中山，取得了孫中山的信任。1917年9月，蔣介石寫了《對北軍作戰計劃》，10月又寫了《滇粵兩軍對於閩浙單獨作戰之計劃》，送給孫中山。1918年春，蔣介石南下廣州後，參加孫中山的軍事活動，先後在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任作戰科主任、第二支隊司令、第二軍前敵總指揮官。這年3月，蔣介石嚮孫中山呈上《今後南北兩軍行動之判斷》，7月又呈上《粵軍第二期作戰計劃》。由於蔣介石同陳炯明有矛盾，幾度辭去軍職。而孫中山對蔣介石越來越信任，尤其在軍事上，孫中山於1920年10月29日給蔣介石的信說：“執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計吾黨中知兵事而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誠篤，與執信比，而知兵則尤過之。兄性剛而嫉俗過甚，故常齟齬難合，然為黨負重大之責任，則勉強犧牲所見而降格以求，所以為黨，非為個人也。”
1921年1月12日，孫中山給蔣介石去電說：“援桂尅日出師，請兄速來臂助，兄本允赴粵追隨，勿再延遲為幸。”3月29日，孫中山再次給蔣介石去電說：“西徵關係重要，一切須在軍事籌劃，兄來更速進行，幸即趣裝！”4月之後，孫中山5次致電蔣介石：“速來相助”；“節哀速來，臂助一切”，“一切仍俟兄來商榷”。1922年6月2日和6月16日，孫中山2次致電蔣介石：“粵局危急，軍事無人負責，無論如何請兄即來助我，千鈞一發，有船即來，至盼！”“事緊急盼速來”。6月29日，蔣介石由滬來粵，在永豐艦上同孫中山見面。孫中山對外國記者說：“蔣君一人來此，不啻增加2萬援軍。”
孫中山渡過難關，蔣介石著書《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記錄了孫中山從6月15日至8月15日的62天的各方面活動情況。1922年10月18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總司令部參謀長。1923年2月，孫中山又命蔣介石為大本營參謀長。
孫中山對蔣介石的信任，决非一朝一夕，而是有一個較長的過程。
儘管孫中山派蔣介石去蘇聯考察，並命他為新辦的軍校校長，但蔣介石對這個職務的重要性，開始卻沒有足夠的認識，因此對孫中山的任命采取消極態度。他從蘇聯回到上海後，並不立即赴廣州嚮孫中山報告，卻於當日下午返回浙江奉化原籍。在廖仲愷的一再去電催促下，蔣介石纔不得不動身去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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