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绿区餐厅经营后期的日子里,由于受到10月14日炸弹的影响,营业额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大家从极度忙碌中一下清闲下来,仿佛一只足了发条的玩具,都有点找不着北。“萨达姆”看着储藏室里堆积如山的红酒开始发愁——怎么办呢?喝吧!
从此养成了一个极端小资的习惯——每逢秋日寂静的下午,这个家伙就会遣散众人,独自一个坐在餐厅草坪树阴下,开一瓶意大利红酒,一口一口嘬到暮色降临——我们每每和他开玩笑:“‘萨达姆’,以后回国了,没有红酒喝怎么办?”
“萨达姆”每次听到我们这样问,都自信地回答说:“买呗!”回国后,我拜访他家问他同样的问题,他无奈地告诉我:“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武汉很难买到那么好的Wine!”
在他的带动下,这股资产阶级小情调迅速地扩散。到了后期,厨师也加入了品酒的行列。
我对酒没有兴趣,只好把国内带来的60多张盗版光盘翻来覆去地看——在国内20多年,恐怕看的碟还没有出国这几个月多。到了后来,“萨达姆”他们喝酒喝伤了,我看碟也看得要吐,大家重新聚拢来寻找新的目标。此时恰逢国内做外贸的同胞捎来了几袋种子,于是,我们的新寄托就由此确定了:种菜。
我们第一批种下的是菠菜和油麦菜,等到这些寄托着我们身在异国的情思的青菜小苗刚刚露出嫩绿的小芽时,狗日的伊拉克麻雀出现了。
估计这批害鸟是当年中国灭“四害”时流亡西域的麻雀后裔,否则很难解释它们为何对中国蔬菜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仅仅三天,我们还来不及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第一批种下的菠菜和油麦菜就一片叶子不剩,全部给麻雀吃了个干净。
有了第一次的教训,在第二次播种时,我们选取了麻雀不感兴趣的辣椒和大蒜——由于辣椒种植位置不好,加上很多美国人有拿着酒瓶到处乱跑的习惯,很多辣椒苗都被他们踩死了。临到收获季节,辣椒苗只剩下一棵了。为了保全这个仅存的硕果,在万里之遥的巴格达吃上家乡的辣椒,我将它连根挖出,移植到了一个绝对不会被人踩到的角落。为了给这棵幼苗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养环境,我还将周围的杂草拔了个干净——一棵茁壮成长的辣椒苗在一片平地上,显得那样鲜明和出众。
就在完成移植的第二天晚上,我兴冲冲地去给辣椒浇水,却愕然地发现,这棵辣椒苗已经被人连根拔起,枯枝叶被规规矩矩地横放在一旁。
正在我发愣的当儿,祖拜从后边走来了,得意地拍拍我的肩膀,说:“Nicky,这根‘哈西西’(阿拉伯语:草)怎么长这么快。”
我在巴格达种菜无疑是失败的。历经了两个月的辛苦劳作后,我惟一收成的只有大蒜。从此以后,遇上煮水饺打汤什么的,总能够看到一丝翠绿——那就是我种的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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