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分享工业增长的财富
任神木县委副书记时，郭宝成主管官员的考核、选拔和任用，他制订的措施让卖官的人没有卖官的机会，让买官的人无处可买。
需要提升职位的人，先过民意测验这一关，然后考试。考试合格后向社会公示，最后试用，过了这些关才能到新岗位任职。
1984年建立这个制度时他只有26岁，在陕西省党校学习时他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不平静的心中涌动着，如何设计一套廉洁的执政体系。他一个星期要读6本书，不仅对中国帝王的用人之道进行分析，还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作了一些研究。
到神木任县委副书记后，他将在党校思考治理官员的办法全用上了。他感到事业的成败在于用人才的成败。不论到哪个地方当官，首先要做的是，经济要繁荣，执政要清明，社会安定，给人们安居乐业的环境。神木官员的任用与淘汰，与他的积极设计新的体系、推动他的执政价值是分不开的。
一般官员的选用数量很大，他们哪个不想从一个办事员升到科长，再从科长升到更高的职位？想提升的人不仅找主管的官员，还找上级官员施加压力，他们把升官的网络渗透到各个部门。而郭宝成的执政措施是，通过建立用官机制，从源头上制止卖官买官的现象，当卖官卖不出去时，他就失去了卖官的市场。
那些买官的人是因为他们当官后有预期的收益，他们才积极地去施展种种影响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而卖官的道路切断后，他们就找不到买官的市场了。
“制度实施后，没有人找我要提升职务，想升官的人减轻了升官的压力与成本，他们不担心有人通过钱就能升官。只要有能力升官不需要付出金钱，不需要出钱就能通过竞争上升，哪谁还去花钱买官呢？”郭宝成说。
任神木县委副书记的三年间，他调动了400多名官员，没有遇到什么强大力量的阻碍，也没有人告他的状。大家认同这种制度，觉得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取代了个人操纵，凭能力就能上升。他推行的制度被榆林地区称为管官员最成功的办法。
“我最大的理想是在我执政的时候，能培养领导我的干部。”郭宝成自信地说。
当然他实施的制度如果得不到他的上级，如县长、书记的支持，也难以推行。只要有越过他的力量反对他的变革，那么他的施政也只能停留在幻想中。
除了实施用人制度的变革以外，郭宝成还将目光转向了县政府的政务公开上。他认为，政府做的很多事没有让人们来监督，要从源头治理腐败，最重要的还是让人民来监督。他想把政府工程通过网上招标，但实施起来仍有制度上的阻碍。
“信息化的透明意味着公民有更多的知情权，人民了解政府在干些什么，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标志。政府官员掌握着很多经济特权，他们以审批权进入到经济中，如果不想使这些权力异化，不使这些官员出现腐败，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搞阳光工程，让百姓知道我们政府在做一些什么，怎么做，把这个过程公开，得到群体监督。”郭宝成说。
三年副书记任期结束后郭宝成出任神木县长。开始真正掌握执政大权时，他由过去思考建立制度转为将执政的目标授权下属去完成。
在执政风格上，他采取的是大权独揽，小权放开。下属能完成任务的80%他就感到比较满意了，他希望下属更主动、创造性地完成工作。他有时觉得指挥别人干比自己亲自去做还要更好。
他实行的会计集中制核算，将全县各局级机构的财政支出纳入到政府的控制下，他们的账号被取消。会计集中核算后，各单位不少预算外的资金暴露出来，但他们的开支要到会计核算中心报，他们的收费与支出都进入到这个中心，这种财经管理防止了有些官员犯罪。
现有37万人口的神木，城区只有10多万人，庞大的农村人口留在贫困的黄土地上，是郭宝成所不愿意看到的。城市人口必须超过农村人口，工业化是实现这个目标的轮子，它能让一部分农民变为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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