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岩松回答得很好。我想在这儿说很小的一段故事，也是为什么我一直热爱这个职业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做主持人也好，做记者也好，都让我们能够去发现这个大千世界里一些最真实的东西，比如说亲情。我有一次去普林斯顿大学采访诺贝尔物理奖的崔奇先生。他告诉我，他十岁的时候是从最贫穷的河南农村离开家，他的不识字的母亲坚持自己的儿子要去接受教育，所以把家里惟一的口粮给他做了馒头，把他送上了火车。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在后来的饥荒中活活饿死了。我记得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浅薄。我就问他，如果当时你妈妈没有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奇将会怎么样。他说：“你知道吗？我宁可不得诺贝尔奖。我留在家里朴朴实实做一个农民的话，我的父母大概不会饿死。”当时我的心灵受到一种震撼。我们以为我们在寻求那些成功者的故事，成功本身很伟大，诺贝尔奖很伟大，但是那些成功的故事跟我们内心真实的情感比起来，根本就不值什么。所以我想，无论是做新闻、做娱乐、做体育，其实我们最后无非都是想找出人心所共有的一些东西，这是值得我们去努力的。
张越 曹可凡
朱军：接下来有请张越、曹可凡。两位都是“重量级”的，所以一块请上来。（笑声，掌声）
张越：你们选嘉宾分组的时候是按体形分组吧。
朱军：我记得刚才问白岩松和杨澜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走上了这个行业。我想这个问题问你们俩可能更合适一点。怎么样走上了这个行业？
张越：什么叫更合适啊？ 意思就是说咱俩走上这个行业更反常，是这个意思吗？
曹可凡：原本咱俩不应该干这个活。
张越：就是这个意思。
曹可凡：我们一上来就因为体形而受到巨大的歧视。
（台下笑得最欢的是白岩松和崔永元）
张越：对。你是怎样反常地走上这一行的？你讲讲吧。
曹可凡：我的人长得反常，我的经历也反常。 我是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求学。在我读大学五年级的时候，上海电视台要办一个栏目叫做《我们大学生》，它需要有一些大学生的主持人，当时我就去报名参加考试。经过初试、复试，最后进入决赛，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成了这个栏目的主持人。我一直在读书，同时在电视台打工，学到六年级该毕业了。按照我当时的成绩可以分到医院里去做大夫，我当时特别希望能够去瑞金医院做一个内科大夫。可是我觉得电视那玩意儿挺逗的，挺好玩的，我要在这个医院里边做医生的话，根本没有时间去做电视。而且你一边做着电视，一边想着给人开刀，一边拉刀一边想着明天要说的词，它不合适。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读研究生。这个时候离研究生的考试只有一个月了，而且有一门课我根本没学过，我就去找了导师，然后在短短的一个月里边猛攻了一下，最后考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以后又工作了几年当老师。最后我想到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还是觉得电视挺不错的。而且我的研究生导师说：“你还是去吧。估计你干我这行也不会有什么出息。”这样我就去了电视台，正式成为一名职业的主持人。（热烈的掌声）
张越：我问他一个问题，我特好奇。现在要让你拉刀拉人，你还会吗？
曹可凡：甭说拉人，拉狗我都害怕。（大笑）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一个乡下的小医院动手术，特别紧张。
张越：我当主持人没有他这么凶险，但是也很反常。那时候我是个老师，我原本的理想也不是当老师，也不是当主持人。我有三个人生理想，第一个理想是想当作家，因为我作文写得好；第二个理想是想唱歌剧，因为我不会唱歌；第三个理想是想当厨子，因为我馋。
朱军：爱吃。
曹可凡：咱俩又搁一块儿去了。
张越：后来我就在《半边天》节目里做了一次嘉宾，因为这个栏目当时开了一个小板块叫《梦想成真》，让你实现你的理想，做一个特别的职业。当他们听说有一个像我这样反常而且喜欢做厨子的人之后，就派我到附近的周庄和苏州两地寻访当地的小吃和苏帮菜，并且下厨做。我就当嘉宾做了这么一期节目。做完之后，我不知道制片人是从这个嘉宾身上的什么地方发现了这个人可以当主持人，可是他们又不敢跟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是十年前，电视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这么多元，主持人长得都特别正常，他们要找一个反常的人，怕观众不答应领导也不答应，也怕伤了我的自尊心，所以他们就不告诉我。然后就跟我说，请我来再当嘉宾，我就又去《半边天》当嘉宾。第二个星期他们又给我打电话，“你再来当嘉宾。”我心说这个组挺懒，他们不换嘉宾。第三个星期又打电话说，“你再来当嘉宾。”一个月之后还找我当嘉宾，我都糊涂了。那个制片人就出来了，说：“我们没让你当嘉宾，我们想让你当主持人。我们不敢跟观众说，也不敢跟你说。现在看来，观众习惯了，也接受了，你就来当主持人得了。”（不断的掌声和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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