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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说部 》 民國春秋 》
第二捲·第三十二章 中山越飛宣言
劉鳳舞 Liu Fengwu
4月底5月初，中共中央召集在廣州的黨、團負責幹部，舉行工作會議，討論黨對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方針，以及對國民黨的態度問題時。陳獨秀、張國燾、張太雷、林伯渠、譚平山等20多人參加了會議，少共國際代表達林也參加了會議。
會上，陳獨秀報告了勞動和青年兩個大會的重要意義和國共關係問題。在討論黨對孫中山同陳炯明的矛盾的態度問題時，引起熱烈的爭論，林伯渠主張支持孫中山。林伯渠是當時兼有國民黨和共産黨黨籍的人，1919年10月他協助孫中山把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1921年1月，他經好友李大釗、陳獨秀介紹，加入了上海共産黨發起組。加入共産黨後，仍協助孫中山工作，因此，他對孫中山比較瞭解和信任，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北伐主張都是值得欽佩的，國共合作應以與孫中山先生合作為中心。
譚平山等人在陳炯明的廣東省政府任職，要求支持陳炯明。他們贊揚陳炯明“同情社會主義”，認為孫、陳不和，是由於陳受到孫先生左右人的排擠。
陳獨秀在作結論時，主張黨應與國民黨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國民黨內部既有鬥爭，我們現在應先觀察清楚，再作决定。會議接受了陳獨秀的意見。
會議提出共産黨加入國民黨的問題，並進行了長時間的爭論。達林發言要求共産黨整體加入國民黨，結成反帝民族革命統一戰綫。張太雷等也認為，在反帝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與小資産階級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綫是必要的。張國燾此時思想有些變化，反對和小資産階級聯合。陳獨秀動搖不定，但在長時間的討論以後，他認識到了統一戰綫的必要性。大多數人同意了統一戰綫的策略，但沒有通過决議，會議决定會後繼續討論。
會議之後黨積極製定民主革命的綱領，陳獨秀受黨的委托，起草了《中國共産黨對時局的主張》，經中央批準，發表在《先驅》上。
1922年7月16日到23日，中國共産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不是民主選舉産生，而是由中共中央局提名或協商確定。中央局提出請李大釗出席會議，李大釗因北大校務繁忙，委托鄧中夏和高君宇出席。“二大”代表計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蔡和森、嚮警予、高君宇、項英、鄧中夏、張太雷、王盡美、鄧恩銘、施存統等12人，代表着全國195名黨員。
“二大”正式製定了黨的民主革命綱領，並通過了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産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言》分析了國際國內政治形勢，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動力；製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為了實現黨的最低綱領，“二大”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綫决議案》，决議規定：“共産黨應該出來聯合全國革新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綫，以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壓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傢為職志。”並提出邀請國民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適當地點開一次代表會議，會商建立聯合戰綫問題。
“二大”雖然贊成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綫，但關於聯合的方式，仍然堅持兩黨平行聯合，不同意共産黨加入國民黨。而孫中山不同意兩黨平行聯合，因此，國共合作問題沒有真正解决。
“二大”剛剛閉幕，上海法租界當局又逮捕了陳獨秀。這次逮捕陳獨秀，與“二大”會議有一定的關係。雖然“二大”接受了“一大”開會期間法國巡捕闖進會場搜查的教訓，多次改變會議地點，並少開大會，多開小組會議，敵人暗探沒能摸清底細，“二大”會議便已結束。但敵人暗探楊某利用造謠中傷手法，說陳獨秀得了俄羅斯的巨款，嚮陳獨秀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陳獨秀十分貧睏，無錢被敲，衹好挺身就捕。
陳獨秀被捕事件，使進步團體極為憤慨。自治同志會、新中國會、共存社、改造同盟、馬剋思主義研究會、少年中國學會、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馬剋思學說研究會等10個革新團體，聯合發表宣言，反對法國人的橫暴。蔡元培、李石曾亦聯名致電法領事，並面訪法公使，要求釋放陳獨秀。
8月18日下午，被關押10天的陳獨秀獲釋出獄。陳獨秀出獄不久，便隱蔽起來。
“二大”以後不久，馬林在莫斯科拿到共産國際的指示，準備從莫斯科返回上海時，蘇俄政府决定派著名的外交傢、蘇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員越飛訪問中國，於是，馬林便同越飛一起返回中國，於8月21日到達北京。馬林立即從北京轉赴上海。
馬林從中共中央那裏瞭解到“二大”通過的各項决定後，他批評聯合戰綫是空洞的、不能實現的左傾思想。他說，孫中山不會贊成聯合戰綫，衹會要求中共黨員參加進國民黨裏去；共産國際贊成共産黨員加入國民黨的辦法，這是實現聯合戰綫的可行途徑。他提議中共中央不妨再召集一次會議。
此時，李大釗由北京到達上海，由於他和馬林沒有參加“二大”，現在馬林提出了不同意見，大傢正好從長計議。因而中央决定在杭州西湖舉行一次中央特別會議。
8月29日，中央委員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以及共産國際代表馬林和翻譯張太雷7人，來到杭州西湖。中央特別會議在書記陳獨秀主持下開會。馬林提議共産黨加入國民黨組織，力言國民黨不是一個資産階級政黨，而是各階級聯合的黨，無産階級應該加入去改進這一黨，以推動革命。
5位中央委員一致反對馬林的提案，他們說，黨內聯合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製了我們的獨立政策。馬林沒有一個支持者，便提出中國黨是否服從國際决議，用共産國際壓製中共中央。致使陳獨秀、李大釗等人表示：如果這是共産國際不可改變的决定，我們應當服從，至多衹能申述我們不贊同的意見。於是作出决定，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
此時，孫中山因陳炯明叛變而離開廣州，住在上海。這次嚴重的失敗，使他陷入極大的苦悶和絶望之中。陳獨秀嚮上海的國民黨總部負責人張繼表示：陳炯明現已背叛革命，共産黨即與他斷絶關係，並一致聲討。共産黨將不因孫先生受到暫時挫折而改變同他合作的立場，反而將更積極地反對一切支持陳炯明的反動言論和行動。對廣東方面個別黨員支持陳炯明的錯誤態度，已在設法糾正。共産黨嚮孫中山伸出友誼之手，熱情地鼓勵和支持他重新振作起來。孫中山深刻地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教訓，作出了偉大的轉變。
中共中央緻函廣州支部負責人譚平山等，要求他們立即脫離與陳炯明的一切關係，轉而支持孫中山。但廣州一些共産黨人，反對中央對陳炯明的政策，並擬離黨而組織廣東共産黨。中央再次去信對他們進行嚴厲指責，並嚴重警告陳公博、譚植棠2人，如不立即改變態度，將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負着廣州書記責任的譚平山，如仍優容放縱，將同樣受到嚴重處分。陳獨秀、李大釗的這3位學生，沒有完全執行他們的老師、中央領導人的提示，譚植棠終於被開除出黨，陳公博在受到嚴重警告後，也退出共産黨，譚平山則被撤銷了廣州黨的負責人職務。
中央委員蔡和森在共産黨的刊物《嚮導》周報上公開發表文章，指責陳炯明，他說：“民國九年，陳炯明在漳州的時候，曾在精神上和實際上贊助社會主義運動，並為民主革命努力。彼時社會主義者與之發生關係，是極應當並且是光明磊落的行為。故陳炯明和民主革命勢力回到廣東以後，社會主義者陳獨秀曾到廣州去辦教育，這也是極應當的，也是極光明磊落的行為。可是現在不但一切社會主義者不應與他合作，就是一切民主主義者和全國人民再沒有一個可與他合作的。”
孫中山在上海經常看《嚮導》周報，他對蔡和森的文章極感興趣，特別是對蔡和森不久前發表的《統一，藉債，與國民黨》一文，贊嘆不已。他反復閱讀文章中的那段話：
為中國人民根本禍患的就是國際帝國主義與封建的舊勢力，30年以來的民國革命運動，就是由這兩種東西刺激起來的。所以國民黨過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後的生命還是革命。為使這種革命運動貫徹成功，便要一面與民衆親切的結合，一面與蘇俄為不二的同盟，大着膽子明白的反抗以上兩種惡勢辦，使革命潮流一天一天高漲，革命行動一天一天豐富，勿以民衆力弱而與之疏隔，勿以善鄰勢微而不與接近，勿因一時之利害而忘遠大。
孫中山此時雖然不認識蔡和森，但他對共産黨內有這樣出類拔萃的人才而興奮不已。
中共杭州西湖特別會議散會之後，李大釗同陳獨秀等立即回上海。孫中山曾通過林伯渠傳達他迫切希望會見李大釗這位共産黨的大理論傢，他說：
“昔日大釗先生介紹共産國際代表馬林和我相見，提出一是要一個能聯合各革命階級，尤其是工農大衆的政黨，二是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裝，要辦軍官學校，是非常中肯之見。我翻閱了不少時人的論著，尤其對大釗先生的政見頗感興趣，並迫切和他面談。”
現在中央已作出决定，要求共産黨員加入國民黨，李大釗會見孫中山的時機完全成熟，他們一回到上海，立即通知既是共産黨員又是國民黨員的林伯渠，安排李大釗同孫中山會面。
林伯渠接到指示後，戴着一副博士眼鏡走進孫中山的住宅，微笑着對他說道：
“仲甫先生通知我，說守常先生來到上海。問您何時安排和他見面？”
孫中山激動地說：“你立即坐上我的轎車去把李先生請來。”
孫中山平時很少坐耶輛華僑贈送給他的黑色轎車。現在讓司機開車，請林伯渠一同去陳獨秀住所迎接李大釗。
李大釗在林伯渠的陪同下，驅車來到孫中山的住所。孫中山將李大釗迎進樓上的小會客廳，讓李大釗坐下，便說：
“久聞守常先生大名，今日請你到寒捨來，就國事問題嚮您請教。”
“先生乃革命元勳！你的功德已載入史册，所倡導三民主義逐漸深入民心，既然承蒙先生的厚愛，我自當推心置腹。”
李大釗謙誠地回道。
“我為復興中華民國，奔波已有30餘載，路途坎坷，險灘百座，至今未達目的。今天，很想聽聽大釗先生高見。”
李大釗簡單地分析了全國軍閥割據，祖國不能統一之後，旋即說：
“中國禍亂的根本原因，在於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中國共産黨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革命主張。欲達革命勝利之目的，首先要建立一個有堅實群衆基礎的革命政黨；其次在采取革命手段上，必須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
孫中山深沉地說：“先生所見，洞若觀火，也擊中我的心病，快翔實地談談。”
李大釗直言道：“政黨是執行革命任務的中堅力量，縱觀先生組建國民黨的歷史，及其成分，不能充當此任！容我直言：在民國成立前，先生的黨曾領導了辛亥革命，表現出一個嚮上發展時期革命黨的朝氣。但是由於這個黨本身的弱點，當時也無法引導革命走嚮勝利。辛亥革命後，孫先生的革命事業一再受挫，而一批官僚、政客和軍閥混入了國民黨，原來的黨員也有發生蛻變的。不少人入黨衹是為做官發財，無視黨紀，組織係統形同虛設，幾乎是一盤散沙……”
李大釗侃侃而談，孫中山覺得不無道理，迫不及待地問：“守常先生對本黨的弊病看得如此清楚，諒必也有醫治之良方？”
李大釗說：“孫先生的國民黨必須經過徹底改造。沒有這個改造，國民黨不僅不可能繼續在中國革命中發揮作用，而且本身也會因為內部的各種腐敗因素的膨脹而死亡。”
“我未嘗不想迅速改變自己領導的黨的這種狀況。早在1914年，我在日本東京就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1919年，我又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並公佈了規約32條，還創辦了《建設》雜志，其目的都是想振奮本黨的革命精神。可是直到現在，也沒有産生過效果。”
“孫先生依靠的依然是國民黨的那批舊人，作為革命的指導思想也不十分明確。今天革命事業中的客觀形勢，需要發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國民黨要擔當革命任務，必須要加進新的血液。”
孫中山對這一新的提法，很感興趣：“何謂新的血液？”
“就是無産階級的力量，國民黨要同共産黨建立聯合戰綫。”
孫中山望着李大釗問：“聯合共産黨？”
“對，聯合共産黨。”李大釗接着談了中共“二大”和杭州西湖特別會議關於建立國共聯合戰綫的意見。
孫中山走過來，熱忱地握着李大釗的手說：“守常先生，我誠懇地希望您能夠在這方面幫助我，不瞞您說，國民黨內像您這樣的人才，我一個也沒有發現。”
“我是個教書的，承蒙孫先生器重，我願以共産黨人的立場，與孫先生合作，共同革命。”李大釗有些激動地說。
孫中山頓時非常高興，道：“好！守常先生，我現在以中國國民黨總理的身分，邀請您加入本黨。”
“謝謝孫先生！不過，我已經是第三國際的一名共産黨員了，黨籍是不能脫掉的。”
“這不打緊，您儘管一面作第三國際的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來實現中國革命大業，我們攜手合作，並肩奮鬥。”
李大釗嚴肅地說：“我感謝孫先生的信任，但不知加入國民黨需要履行什麽手續？”
“手續簡單，由我主盟，你的同鄉張繼作介紹，填寫一張入黨志願書就行了！”
“好吧。我同意加入先生的國民黨，做一名跨黨的國民黨黨員。”
於是，李大釗當即便加入了國民黨。
陳獨秀、張太雷、蔡和森、張國燾、俞秀鬆等等也相繼加入國民黨。
孫中山同李大釗、陳獨秀等常在一起，研究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他們有時連續數小時，暢談不厭，幾乎忘食。
馬林也以蘇聯特使越飛的代表身份多次訪問孫中山，同他討論中蘇關係問題，並研究中蘇合作的具體方式。孫中山歡迎蘇聯對他的幫助，歡迎共産黨人同他合作。
在共産國際和中國共産黨的幫助下，孫中山不但積極采取聯合蘇俄的新步驟，而且也加快了同中國共産黨人合作的步伐。
9月4日，孫中山召集了上海的各省國民黨負責黨員張繼等53人開會，陳獨秀、馬林等均應邀參加會議，座談如何改進國民黨的問題，孫中山在會上解釋了聯俄聯共的政策，與會者一致贊成國民黨的改組計劃。
9月6日，孫中山指定丁惟芬、覃振、陳獨秀、陳樹人、茅祖權、張秋白、田桐、呂志伊、管鵬等9人組成“國民黨改進方略”起草委員會，經過一個月的工作，起草委員會擬定了國民黨的黨綱和總章草案，經過孫中山修正定稿。
11月15日和12月16日，孫中山連續兩次召集有國民黨各省代表和共産黨人參加的會議，審議草擬的黨綱、黨章和由鬍漢民、汪精衛起草的《國民黨宣言》，於1923年元旦正式發表。
宣言發表的第二天，國民黨總部又召集在滬黨員大會，孫中山在會上發表了長篇講話，強調黨的進行，當以宣傳為重。宣傳的結果，便是要召緻許多好人來和本黨做事。宣傳的效力，大抵比軍隊還大。俄國五六年來，革命成功，也就是宣傳得力，其力量不但及於國內，並且推及國外。
會議根據孫中山的要求，推薦了改進後的黨中央幹部人員，共産黨人陳獨秀被委任為參議，林伯渠被委任為總務部副部長，張太雷擔任宣傳部幹事。
陳獨秀正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之際，接到共産國際的通知，同劉仁靜等一起赴蘇俄，參加共産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11月8日到達莫斯科。會上，共産國際政治書記拉狄剋發言，對中國共産黨進行了頗為嚴厲的指責。他警告中國同志：“不要過高估計你們的力量”，要“走出孔夫子式的共産主義學者書齋，到群衆中去！”拉狄剋的指責不符合實際，中國共産黨一成立便十分註意工人運動。
拉狄剋的發言代表共産國際。共産國際對中國的指導意見，來自在中國活動的馬林。馬林和越飛聯合起草了《我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傢、特別是在中國工作的有關問題》的提綱，由馬林帶往莫斯科嚮國際和蘇聯政府報告。他們提出，為了幫助中國實現統一，必須使中國最大的真正的政黨國民黨成為一個群衆性政黨。蘇俄的幫助衹能給予國民黨。
蘇共理論傢布哈林根據馬林和越飛的報告起草了《關於中國共産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訣議》。《决議》經共産國際執委會通過。布哈林起草的這個《决議》接受了馬林和越飛的大部分意見，但強調共産黨必須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獨立性，很不徹底地糾正了馬林、越飛等人的某些錯誤。
陳獨秀在共産國際“四大”閉幕之後，同翟秋白一起回國，1923年1月10日抵達北京，2月20日回到上海。
蘇俄代表越飛在北京，同上海的孫中山的代表，互相訪問和交換書信。孫中山曾派張繼去會見越飛。經過張繼的聯繫，1923年1月17日，越飛從北京南下，來到上海，去莫利愛路29號孫中山的住宅，首次同孫中山會面，傾談頗久。此後，雙方經過幾次會談，於1月26日聯名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
“越飛君此次在滬，曾與孫逸仙博士談數次，關於中俄關係各重要事件，意見一致，而以下列數端尤著：
（一）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産黨主義組織甚至蘇维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産主義或蘇维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重要最迫切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傢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嚮孫博士保證，中國當得到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
（二）為明了此等地位起見，孫逸仙博士要求越飛君再度切實聲明1920年9月27日俄國對中國通牒中所列之原則。越飛君當即重新確認此項原則，並嚮孫博士切實宣稱：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政時代對華一切條約及強奪權利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條約中，包括關於中東鐵路之各項條約及協定在內（關於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7條曾特別敘述之）。
（三）因承認全部中東鐵路問題，衹能於適當之中俄會議始剋滿意解决，故孫逸仙博士以為就目前的實際情況，宜於該路之管理之上，覓一相當辦法，且與越飛君同意現行鐵路管理法，衹能由中俄兩國政府不加成見，協商暫時改組。但不得損害兩方之真實權利及特別利益。同時，孫逸仙博士以為此點應與張作霖將軍商洽。
（四）越飛君嚮孫逸仙博士切實宣稱（孫博士對此層完全滿意）：俄國現政府决無亦從無欲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脫離中國之意思與目的。孫博士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為中國實際利益與必要計，中國北京政府庸弱無能，無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之陰謀與敵對行為之發生，而釀成一種較目下尤為嚴重之局面。
越飛君與孫博士以最為親摯與有禮之情形相別，彼將於離日本之際，重來中國南方訪問，然後赴北京。”
1月27日，越飛即以療養為名，乘輪渡日。隨後，孫中山派廖仲愷前往日本，與越飛繼續商討實現宣言的具體辦法。雙方在日本熱海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會談，就蘇俄援助中國革命、創設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隊以及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等問題，詳細地交換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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