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簋盖铭文的王年为三十年，西周中期穆王、共王、懿王等诸王在位超过30年的只有穆王，因此，虎簋盖当属穆王时代的器物。
据工程专题研究人员陈久金等对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十五年趱曹鼎等推排的结果，共王元年为公元前922年，而《史记·周本纪》所载穆王在位55年，按共王当年改元计算，前推55年，则穆王元年应为公元前976年，三十年为公元前947年。按金文历谱推算，该年四月丙寅朔，甲戌为初九，虎簋盖的历日正好与此相合，可知以上推定的共王、穆王年代可信。
2．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
鲜簋作为西周时期的一件青铜器，在学术上有着重要的价值，但这件器物长期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1986年春天．李学勤应邀赴英国同当地学者合作研究欧洲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就在此期间，无意中在英国伦敦埃斯肯纳齐商行见到了他盼望已久、寻访了几年的神秘“鲜盘”。通过对原件和照片的反复观察，认为是真器真铭，并非伪造，只是器物并非《汇编》所称的盘，而是一件簋，应称鲜簋为是。
此器通身覆有光润的青绿色锈，布有红褐色锈斑，铭文共5行，44字。经释读为：
惟王卅又四祀，唯五月
既望戊午，王在弅京，禘
于昭王。鲜蔑磨，裸，王□(赏)
裸玉三品、贝廿朋，对王
休，用作，子孙其永宝。
按照李学勤的考释，这篇铭文的大意是：在王的三十四年五月既望戊午这一天，王在弅京(宗周宗庙所在)向昭王进行稀祀。鲜受到王的褒奖，饮了鬯酒，王赏赐他三种裸礼用的玉器(裸用瓒挹取鬯酒，瓒系金勺玉柄，其柄属于圭、璋之类)和二十串贝。他感激王的恩惠，乃作此器，使子孙长期珍藏纪念。
据文献记载，西周早期昭王以后至西周中期夷王之前，在位33年以上者，惟有穆王。因此，“工程”专题研究人员推断，此器的时代惟一的可能就是穆王三十四年。按虎簋盖铭文推算的时代，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76年，则穆王三十四年为公元前943年。从历日干支看，五月壬寅朔，戊午为十七日，与既望相合，所以以上推定的年代应是可靠的。
3．静方鼎与昭王之年
1996年，日本出光美术馆出版了《馆藏名品逊第三集，其中编号为67的一件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静方鼎。这件器物在此之前不为学界所知，前些年李学勤和其他学者去日本访问这家美术馆时，也未曾见到。当静方鼎突然公布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5—1997年期间，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徐天进赴日本对部分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做了初步调查。经出光美术馆的同意，徐天进对该馆所藏部分青铜容器进行了实测和墨拓，其中的静方鼎引起了他的格外关注，就该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等做了研究，并发表了《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一文。据徐天进后来说，他对此器出土、流失情况曾专门问过该馆的人员，但没有人告诉他其中的经过。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也许永远是一个不得其解的秘密了。中国学者惟一能做的，就是根据器物的照片和铭文的墨拓做一些学术上的研究。
所见静方鼎内壁铸铭9行，共68字。经李学勤、裘锡圭等专家释读，此铭首文为：
惟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暨静省南国相，设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
据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昭王十六年南伐楚荆，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卒于汉水中。与此事有关的青铜器，有明记十九年的睘卣、析尊等，“工程”专题组按照这个系统进行了排比，得知静方鼎的“十月甲子”在昭王十八年，“八月初吉庚申”与“月既望丁丑”在昭王十九年。以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76年上推，昭王十八年为公元前978年，十月癸亥朔，甲子为初二日；十九年为公元前977年，昭王元年就应为公元前995年。八月戊午朔，庚申为初三日，合于初吉，丁丑为二十日，合于既望。可见以上推定合乎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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