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中①是甲申之变后从直隶保定南下任余姚县令的。这个崇祯十年的进士已经候了多年的缺，清军的南下使他终于获得实职，远赴千里之外的余姚布置一场终归要以失败告终的抵抗。但命运对他并不仁慈，他这个县令实际当了不到半年，顺治皇帝的马队就进逼江南。当黄宗羲纠合村勇组成的“世忠营”开拔钱塘江前线时，他把自己的兵马和黄合在了一处。战争失败后，或许是因为丢官使他羞于见家乡父老，王正中还是住在余姚，先是靠乡绅的接济和行医，后来搬到鉴湖边租种了五亩水田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贫困得几乎天天听着风声的日子里，他惟一的乐趣是研习天文历算。每次去黄竹浦村或者化安山的龙虎草堂跟黄宗羲一同辩论、研习回来，世界在他的眼里就会变得和夏夜的星空一样抽象而安静。
有一年秋天，黄宗羲与杭州人汪魏美一起出游，寻访道教遗迹葛仙祠。曾经发誓在明亡后再也不踏入城市一步的汪魏美有两大爱好，一是喝酒，一是观天象。传说他的酒量好到能喝一斗而不醉的地步。那天或许是天太晚看不清下山的路了，或许是两人趁着酒兴想从天象的变化中测知天下大势，总之他们留在山上过了夜。到了五更，寒意袭人，他们都被冻醒了，就把背靠在一起相互磨擦取暖。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在日后的写作中记述了这件事。“两背相摩，得少暖气”②，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都像是一个隐喻。当时那些怀着亡国之痛的人就是这样相互安慰相互取暖的。
2.复仇
最初的时候，他以一个孝子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1626年的一次对东林党人的大规模清洗中，他的父亲黄尊素被魏忠贤的阉党以一种非人的方法折磨至死。在他之前被清洗掉的已有左光斗、杨涟、魏大中等著名的“六君子”，黄尊素和一同蒙难的高攀龙、周顺昌等七个政治上的反对者后来被称作“七君子”。据说使上两千八百两银子可以让他父亲少受折磨，不知是黄家没有凑到足够的钱，还是凑到了钱没来得及送到，总之他四十三岁的父亲最终还是死于极度痛苦之中。灾难降临这一年黄宗羲十七岁。廷杖诏狱之辱的后果除了仇恨还是仇恨，父亲的死把他全家笼罩在深深的耻辱之中。
据说祖父在他每天出入处的墙壁上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以提醒他作为一个长子长孙时刻不能忘记复仇：尔忘勾践杀尔父乎。众所周知的这句来自于吴越争霸时代的警句使江南在绮靡的民风之下还蕴藏着报仇雪耻的种子，而家门罹祸更使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过早地浸泡在了仇恨的黑色汁液里。当一个人执迷于事物的一端，一心只想着如何复仇，他就会像一个闭锁症患者把所有通向外部世界的道路都封死了。作为明末党祸最直接的受害者之一，黄宗羲最能体会那时代尸臭一般飘荡着的暴戾之气。多年之后——当然也只能是明亡后——他在自己的写作中表达了对强权政治下士人蒙受耻辱的怨愤。
机会终于在两年后的1628年春天到来。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后，出于对天启一朝党争的神经质的恐惧，把一个叫客氏的野心勃勃的女人（此人曾是天启皇帝的乳母）囚禁后又乱杖打死。他的兄长朱由校当年特别宠幸的宦官魏忠贤意识到末日来临也在发配途中畏罪自杀。一批被视为客、魏集团的官员纷纷入狱。消息传来，黄宗羲写好为父申冤的奏疏，身藏一种叫锥的锋利铁器，“赴京讼冤”。当他于这年三月到达北京城时，皇帝已经镇压了“客魏”集团，平反了天启朝的冤案。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迅疾打出的拳头落在了一滩稀泥上，进退两难。但仇恨的力量鼓动着这个十九岁少年的勇气。“谢恩”之后，他报告皇帝，对阉党孽种尚存、行凶者逍遥法外的现状深感不满，他请求皇帝诛杀参与陷害其父的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李实等人。
刑部举行的公开审理中，许显纯以一张如簧巧舌百般狡辩，于是在法庭上让人目瞪口呆地出现了“锥刺”一幕，黄趁人不备把秘密携带的那柄锋利铁器刺到了许显纯的身上。一直在他心里潜伏着的施暴的欲望此时找到了一个合法的渠道得以宣泄。许显纯还以自己是万历皇后的外甥这个理由，要求法庭减刑。这个请求因明显不合本朝典制被驳回了。黄宗羲说，皇后的外亲又怎样，如果你谋逆的话，就是亲王也照样要诛杀。结果，许、崔两人被判死刑。李实在受审时辩解说，当年诬陷黄尊素等人的公文，是魏忠贤指使别人冒充他的名义在盖有官印的白纸上填写的。他在审讯前给黄宗羲送去三千银两，乞求在法庭对证时不追究他。这一举动更加激怒了黄，在法庭公开辩论中他把这一切全都说了出来：“实当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辩岂足信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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