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这还有点意思。（掌声）那就是说，最不好的主持人就是自己还恋恋不舍，而别人去意已决。（边说边大笑）
朱军：二位第一次被别人认出来的时候是什么心情？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白岩松：我好像是在一个机场，被人认出来了。但是他只知道这个人似乎见过，既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也记不住栏目的名字。当时制片人跟我们一块出差， 他特黑地说：“这就开始了。”
杨澜：一切麻烦、快乐 、虚荣心全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特别有意思。我平时不化妆跟屏幕上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人都说比屏幕上好看。有一次坐出租车，我跟司机乱贫，也不知道说了什么。等到下车的时候，出租司机说：“我听你这声儿啊，特别像中央电视台那个杨澜。你要长得像她多好啊。”（边说边大笑）
朱军：二位光给我们描述了当时的过程，没有描述当时自己的心理。心里是什么感觉？喜悦、紧张、忐忑，还是别的什么？
白岩松：虚荣心好像挺对的。
杨澜：我觉得肯定是有虚荣心的。
白岩松：我有一个真实的心态，有文字为证。我最早被人采访的时候，我说做这个行当被人认出来，在电视上露脸，最大的好处是我觉得跟我妈特近，我就觉得我妈在看着我。后来这篇采访用的标题叫《妈妈在远方看着我》。
朱军：二位觉得压力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白岩松：我有两个很具体的压力，一个是有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另一个是没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1997年香港回归，那是中央台第一次做新闻事件的大型直播，我正好负责的是驻港部队从深圳进入香港那部分的直播。我从来没做过直播，紧张，怕自己说错。可是偏偏每次演练的时候，一张嘴就是，“各位观众朋友，现在部队已经到罗马州口岸。”脑子“嗡”的一下子。非常恐惧，每天 晚上睡不着觉，那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以至于当我第一段直播做完之后，没出错，兴奋得一塌糊涂。下午的时候，发现手机丢了。第二个恐惧是没节目做的时候。2000年做完悉尼奥运会回来之后，我就离开《东方时空》了。我当时要创办的新栏目叫《子夜》，以为顶多三个月就可以办成，但是长达一年的时间也没能出台。那段时间不是因为没工作而有压力，而是你突然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可是过去已经被你结束了。
杨澜：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主持的早期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岩松这么一说，我倒想起其实我差点被《正大综艺》换下来。很多人不知道，真的。
朱军：这是第一次披露？
杨澜：我在《正大综艺》做的第一年是跟姜昆老师搭档的，后来因为大学生到国家机关工作以后需要到基层锻炼，所以我就去大庆锻炼了。那时候姜老师提出不做了，制片人是想过把我换掉的。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如果这三个月我还能做好，就还有机会，如果做得不够好，肯定就换别人了。我那时候觉得特别委屈，突然觉得单纯做一个主持人，命运是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的。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坚持基本上所有的稿子都自己写，我起码要掌握我想说什么、要表达什么。我觉得那段压力非常大，但是对我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从心里产生那种想法和感情，才能跟观众真的沟通起来，不然都是别人的东西。
（大屏幕上出现他们第一次出镜的画面，为他们的故事做着注解，引得笑声一片，尤其是看到白岩松12年前的样子……）
朱军：离开你们各自的工作平台，现在在《艺术人生》这样一个平台上，我想应该更加感性一 些。请用更加感性的态度，对爱你们的观众说几句你们想说的话。
白岩松：我是一个经常会被别人误解为不真诚地说谢谢的人。面对观众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种感觉。我可能说谢谢的时候很少，但是我相信每一次节目都是说谢谢的机会。如果我真心地去做了，而且做得还可以，做了以后能有一些事情在改变，而且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的改变，哪怕我只使了一点点的力气，但我觉得这就是我尽最大努力说谢谢的方式。（掌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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