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问：“我叫什么好？”?
毛泽东说：“你是支队司令，就叫‘史林’吧。陆定一同志是支队政委，就叫‘郑位’吧。”
三支队通过电台与全国各个解放区、各个主要战场保持密切联系。毛泽东坚守陕北，牵制胡宗南的精锐部队，以便其他解放区集中兵力再大量歼灭敌人。
毛泽东骑在一匹饲养得很好的马上。他从东部搞来质量过得去的香烟，有了电台与较好的电话系统，这种流动的生活比起长征来真正是一次舒心的旅游。他在山沟里转圈，每天可以接到前线的捷报。这次流动的时间大约持续了一年。他把江青和他最喜爱的小女儿李讷带在身边。这段时间他没工夫写诗了。过黄河时，一名警卫员写了一首小诗，还没写完，毛泽东就掏出红色铅笔给他改了两句。
一位老农从未见过收音机，想把它当劈柴烧掉。毛泽东给他讲解电磁波的知识，告诉他这是收音机，还告诫老农：“下次再看到这种玩意，可不要把它当柴烧了喽！”老头盯着那神奇的木匣子说：“不会的，我要用它来听毛主席的讲话！”他不知道眼前的这位李德胜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从这件事情上，更加看到了共产党的前途，看到了军民的鱼水关系。他坚信，他必胜，蒋介石必败。
“人民是我们的铜墙铁壁。”胡宗南在陕北已经举步维艰，而毛泽东可以在饭后、在黄昏散步时翻一翻《学英语》手册。他现在觉得作为一个领袖，能够说几句英语会有好处。但遗憾的是，他的英语水平因缺乏语言环境而很难提高。
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大量的有生力量，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一筹莫展的窘况下，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李宗仁派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开始谈判。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去香山别墅会见了国民党谈判代表。他听出刘斐的话语中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便问：“刘先生，湖南人？”
“是啊，我是醴陵人，与主席是邻县。”
毛泽东干脆用湖南话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在谈判中，毛泽东不同意李宗仁划江而治的主张。他扳着指头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桂军那一点点力量也不是解放军的对手；第四，南京的人士支持李宗仁是想要他搞和谈，不和谈，这些人就靠不住；第五，不和谈，共产党可奉陪到底！”
毛泽东留刘斐等人吃饭。刘斐善于言辞，与毛泽东谈书法、军事和文学爱好，相谈甚欢。刘斐试探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正在夹菜，随口回答：“晓得些，晓得些。”“您是喜欢搞清一色，还是喜欢搞平和？”毛泽东一笑：“平和，平和，和了就是胜利！”
但是，蒋介石邀约李宗仁与何应钦到杭州，指出：以后不许再提和谈的事。他孤注一掷，要与共产党决战到底。
和谈不成，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很快就解放了南京和上海。全国解放，已经指日可待。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下午3点，首都三十万军民参加开国典礼，林伯渠宣告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员就位，乐队奏《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用他浓重的湖南口音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走过了二十七个年头之后，于1976年9月9日在北京与世长辞。在他去世之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历史，都与他的名字紧紧相连。今天，他的基本思想仍被全党奉为行动准则。有着传奇经历的卡斯特罗在祝贺中共建党纪念日时曾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
在20世纪，《毛泽东选集》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这套书在中国印刷了几亿册，还被翻译成上百种文字，发行到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与毛泽东一见面，就诚恳地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毛泽东始终是中国人心中最崇敬的领袖，他领导的革命使人间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毛泽东刚接管国家时，中国农民的主要生产工具还是木犁手推车，人均寿命只三十五岁；他逝世时，人民虽不富裕，中国却已是拥有“两弹一星”的世界五强之一，国民人均寿命达到六十七岁。
进入90年代后，“寻找毛泽东”的热潮波及新一代。当法国钢琴王子弹出一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时，音乐厅内群情鼎沸。如今许多人愿意乘坐挂着毛主席像的出租车，一是认为司机态度会好，二是认为可保平安。
毛泽东在强国与弱国、富者与穷人的矛盾中，总是站在弱者和被压迫者一边。他在50年代观看《白蛇传》时，竟为白娘子的遭遇流下眼泪，站起来大喊：“不革命行吗？”演出结束后，他仍余气未消，不肯与饰法海的演员握手。
毛泽东这种人格魅力，在亚洲原野、非洲丛林和美国黑人区，使无数人为之倾倒。拳王泰森得意时花天酒地，入狱后学习《毛选》，深有感触，于是在自己的手臂刺上这个中国伟人的头像。
毛泽东好写旧体诗词。他曾说：“反正我不读新诗，给我一百块大洋也不看。”然而他并不提倡后代人写旧体诗，认为这会贻误青年。他不喜欢新诗，却愿意加以推广。毛泽东主张与传统决裂，身上又带着厚重的历史积淀。作为一个革命家，他无情地扫荡阻碍革命前进的一切对立面；作为一位诗人，他又珍爱古典传统。这种两重性在他身上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革命家兼诗人的完整形象。
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毕业生。关于他的学历，晚年的毛泽东有这样的谈话：“我这个人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出国留学，主要是靠自学。我受过的正规教育是在湖南第一师范，那是个很好的学校，有很多很好的先生。我从那里学到了做人做事，受益终身。”
毛泽东没有读过大学，也未曾出国留学，他接受教育的经历，主要是在湖南。湖湘文化给了他文化功底和精神营养。
毛泽东与湖湘文化有不解之缘，他是岳麓书院的正牌毕业生。他早年最重要的老师杨昌济，本身就是岳麓书院的弟子，也是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
青年毛泽东多次到岳麓书院寓居学习。在第一师范学习时，他常到岳麓书院游学锻炼，在岳麓山上进行空气浴和冷水浴。岳麓书院的赫曦台，是他露宿嬉玩的老地方。从1917年到1919年，青年毛泽东曾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在这里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1955年6月，毛泽东回湖南考察，重游岳麓。同年10月，他挥笔写下一首七律，其中有“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的句子。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而这正是岳麓书院的学训。毛泽东青年时代修学于此，对“实事求是”匾印象深刻。1937年，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后，曾书写这四个字，作为该校校训。他在革命实践中发展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使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华。
毛泽东欣赏岳麓书院的办学形式，他在早年倡办湖南自修大学，就是以岳麓书院为模板。他在晚年就高等教育发表的谈话中，多次赞赏书院式的大学。
毛泽东是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推陈出新的典范。他身上体现了湖湘文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又凝结了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大智慧。他是湖湘学派倡导的知行合一的典范。
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有三个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那就是孔夫子、秦始皇和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他的学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毛泽东把湖湘文化推到了一个时代巅峰。他一生的实践，充分反映了湖湘文化的革新精神，激励着湖南人奋斗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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