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水鸭、水鼠、满天星、遍地锦、金盏、银台、赛月明、风车、滴滴金，不一其名，不一其巧。曾凭红板桥栏，望东水关及月牙池前，灯影烛灭，爆声溅水，升平景象，图绘难”。尤其年节，人们展开放“烟火”的竞赛，明代有的县城要连放三日方休。
在这方面，又以清统治者为甚。他们不惜将一笔又一笔巨资化为满天云彩。嘉庆十八年（1813），“造福海烟火法船一分，七夕、孟岁等项炮仗，以及山高水长烟火盒子，花炮并后湖小烟火二分，统计二十万二千七百三十七件，按例需用银四千三十两二钱八分一厘八毫。并次年正月应用白日盒子一架、七尺千叶莲盒子一架、六尺盒子四架、花炮、起火等计二十万四千七十五件，照例需用银四千一百二十九两八钱六分七厘一毫”。正是由于耗资巨大，一向以奢侈为能事的嘉庆在每次燃放“烟火”时也不得不考虑节省使用。
富可敌国的两淮盐商们则瞅准这一机会，投其所好，向皇家供奉许多江南制造的“烟火”精品，它们包括：七尺烟盒七架、喜庆灯帘七对、百果呈祥五架、四尺烟盒十架、三尺烟盒十架、尺六烟盒十架、七寸烟盒二十五架、金钱炮三十匣、小鞭炮二十匣、金丝菊二十匣、六合同春十匣、百福拱寿十匣、螽斯衍庆十匣、瓜瓞绵绵十匣、百果呈祥十匣、大吉葫芦十匣、流传万代十匣、刘海
戏蟾十匣、金鳞集锦十匣、鸳鸯献瑞十匣、一统万年十匣、万福攸同十匣、群仙祝寿十匣、千秋万载十匣、仙果献瑞十匣、平安吉庆十匣、三报宫花二百五十个、金盆捞月二百五十个、头号起火五百枝、中号起火五百枝、大小
花筒一千个、大小炮竹一万个。
从这些供奉的“烟火盒子”，可略见皇家燃放“烟火”靡费之一斑。皇家对“烟火”的热衷，使“烟火业”分外发达起来。明代王恭厂火药局一次爆炸，击坏西城三条街，伤百余人，从西直门楼上望去，周围三四里一带不剩
一片瓦。这反映了明代“烟火”制造规模是很大的。
清代佛山一地烟花爆竹的作坊竟达二十余家，赫然与其他日常消费作业并列。甚至小县城的“烟火”也能放出北京等大都市所没有的品种来，“如缸花、盒子灯、起花牌、文武鞭、三耀明、二起焦灯、花炮、飞鼠、烟龙，不下十余种”，足见“烟火”制造普及之广。
“烟火”本来可以与军事火器的研制紧紧相连的。戚继光所统率的部队中，每一营都要部署一名“火药线匠”，这已经是将“烟火”运用于作战。可是“烟火”发展的路子却在很大程度上向娱乐方面倾斜。南明弘光年间，马士英曾向福王进贡了一架价值500金的“烟火”，点放之际，“烟药中机造飞龙”，围绕殿柱腾跃，福王见状大加褒奖，于是，诸阁臣又共进了一架。这种“飞龙烟火”，已属“火箭起火之制”。
然而，“烟火”并没有被深入开掘研制，致使中国的军事火器远远落后于西方。在这方面，是有很沉痛教训的。比如明万历时浙江的戴某，好与西洋人争胜，曾造一鸟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铳中，第二机随之并动，不激火出而铳发，可射28弹。戴某本拟献于军营，可是他却夜梦神的呵斥：上帝好生，如使此器流布人间，子孙要遭报应!戴某因害怕而中止了这一念头。这一史料相当逼真地勾勒出了当时社会所笼罩的，宁可因循守旧于娱乐，也不愿意冒风险将“烟火”原理发挥、运用于新的发明创造上的文化氛围。
清代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不断提出用“烟火”制作技术造攻战武器的建议，并付诸于实践。光绪年间九江就有一“烟火”匠向省官献上一种能施放五里之遥
的火箭，可是仅因为试验时达不到预定的标准，就使这位官员得出了“其言失实”的印象。这说明积极进步的创意是很难冲破由长期稳定的以皇权为中心所形成的固定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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