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记得那是１９８４年4月2日，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我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下了飞机，随着民航的班车混进了市里。我所以用了一个混字，是因为我第一次来上海，举目无亲，心里没底儿，只能随着人流走。上海的马路很窄，人行道的石砖铺得也很粗糙，被雨水打湿后，在灯光中闪着捕捉不定的光斑。和我同机同车的陌生人都相继散去，融入雨网迷蒙的城市。而我，突然觉得不知所措。我的任务是到上海组稿，我想去的地方应该是《上海文学》编辑部。可是，当时已经是夜晚9点多钟了，何况我还摸不到《上海文学》的门坎。只能捱到第二天去找了。
一个人郁郁地徘徊。我不知道该到哪去投宿，也就不知道该乘哪路电车。索性随便挤上一辆公共汽车，开始了城市流浪。
汽车把我载到了外滩。南京路上有霓虹灯，有好八连，这是我从一部电影上所熟知的。果然，霓虹灯使我觉得亲切无比。霓虹灯下的建筑群很让我大开眼界。古典风格的柱子与浮雕，还有都铎式尖顶、拜占庭式圆顶、古希腊式的塔楼什么的，都在灯光下显得很神圣。我朝灯光最亮的地方走去。我来到了和平饭店。和平饭店的门是那种旋转的门，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这种旋转门。印象最深的是在我刚要去推那扇十字形的转门时，从里面旋出一位非常靡登的女士。她穿戴华贵，领口开得很大，那是件黑色的裙装，领口处装饰着白色的光滑的皮毛。乳房挺得很高，就像油画上的西方贵妇人。但是，我清楚地从她那描眉与口红上看出了她不是洋人。于是，我才敢于问她这里边是否可以投宿的问题。她只是轻描淡写地瞥了我一眼，就走下了台阶。她穿着高跟鞋。现在想来，她也许没有听懂我的话。但是，在当时，我觉得很是受到了伤害。借着和平饭店门口灿亮的灯光，我低关打量了一下我的这身穿戴：一双笨拙的棉皮鞋，鞋面沾满泥斑，肥大的裤脚也是泥水一片。我浑身的躁热早已汗湿，我把一件半截大棉袄脱下来搭在胳膊上，肩头挂着一个鼓囊囊的旅行包。我开始意识到了我的这身穿戴与霓虹灯的城市的差异就像我们沈阳的三月与上海的三月的气温差异一样，于是，我打消了走进这座灯光明亮的饭店的念头。
我开始朝灯光不明亮的地方奔去。我选择穿戴朴素的行人探路。上海人说话快，也听不太懂。又不便于追问，那样会显得更土更傻。街头上有许多个体摆小摊的，简陋的小棚子上边斜挂着一盏自家拉出的电灯。我就是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了住店介绍处。那时的上海住宿还得有个介绍的部门，否则，是难以住进店的。
雨时大时小，却全然不顾及我的情绪。又在雨中找了一刻钟，找到了这个介绍处。介绍处是个不大的小窗口，有几个和我同样狼狈的外地人守在这里。我排在他们后边，轮到我时，递上了介绍信。那时还没有使用身份证。
我被介绍到“向阳旅社”。所谓介绍，就是领取到了一张小纸条，上边写着这家旅店的名字。还盖着一个红印章。我小心翼翼在收好，生怕被雨淋坏。又一路打听着。虽然雨仍在下，身上脚下也都湿濡濡一片，但一想到马上就可以找到下处安身之地了，心里不免一阵透亮，脚步也迅捷多了。
说不清这家向阳旅社的准确位置，反正是在外滩那个范围。我找到时，已经是夜深人静了。记忆中的向阳旅社还是一副无产阶级面孔，朴素得不像是大上海的门面。门口绝对没有霓虹灯，也没有广告牌，只有一盏像个体摊点的灯在没有任何修饰的门上边，连个灯罩都没有。进到里边，又是一个小窗口，像公共食堂卖饭票似的，高度一米多一点，得哈下腰跟里边的人说话，再傲慢的人也得谦恭曲膝。照例是盘查一番，然后登记，交钱，开收据。对了，不要押金。记得非常清楚，我掏出10元钱递进去。我们主编给我的住宿标准是10元。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别超过10元。
收据开好了，连同找回的钱一起推给了我。雨中奔波了四、五个小时的我这时感到疲劳至极，看收据时，眼花缭乱。一定是开收据的人写错了，在价格栏里只写了一个1，少了一个0。于是，我扭回头，猫到小窗口递回收据对里边那人说收据开错了。那人对我哇啦了一通上海啊拉话，我也听不懂，无可奈何在摇摇头，心想，反正明天还有时间跟他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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