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难得的是，在《 奇鸟行状录 》中他站在美利坚大地上对他的祖国日本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和严厉的批判。他甚至将笔锋触向过去那段不少日本人讳莫如深的历史。“所谓存在于‘历史深处最黑暗部位’的‘充满暴力和血腥’的东西，从《 奇鸟行状录 》的脉络看，显然是指六十年前这个国家侵犯中国期间犯下和施加的‘暴力’。”（ 风丸良彦：《 “焦躁”这一凶器 》）。村上本人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日本社会尽管战后进行了许许多多重建，但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归根结底，日本最大的问题点在于：战争结束后未能将那场战争劈头盖脑的暴力相对化。人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以非常暧昧的措辞改口声称‘再不重复那样的错误了’，而没有人对那架暴力机器承担内在责任，没有认真地接受过去。”（ 河合隼雄、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 》）在这里，正如文艺评论家风丸良彦所说，作者“表现出同这个国家的‘历史’对峙的态度”。（ 风丸良彦：《 “焦躁”这一凶器 》）应该说，能够对那段历史采取如此态度的日本文学作品是极为罕见的。村上绝不仅仅是执著于“小资情调”的或所谓“后现代”作家，同时也是敢于追问其他日本作家不愿或不敢追问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意义的严肃作家。作为中国读者，对此更应给予充分的关注和应有的评价。当然，这与其说来自西化的视角，莫如说来自作家的勇气和良知。
以上粗线条勾勒了村上的小说同日本传统或主流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下面简单谈一下相同的地方。谈三点。
第一，村上小说的结构、写作手法以及文体或语言风格虽然明显带有西方文学尤其美国当代的投影，但其骨子里，其意识、意趣、情致的深处，仍被浸染佛禅哲理的“无常观”、被日本固有信仰的幽冥观、被物我一体悲喜与共的自然观或多或少地规范着、影响着。尤其无常观已转成既不同于西方又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中国的、日本根深蒂固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使得日本人特别关注万象变化的神奇微妙、稍纵即逝和不可捉摸而又不无感应的偶然性，同时产生多少伴随审美体验和达观情怀的悲凉无奈之感。村上小说中几乎无处不在的孤独、寂寞、无奈和达观情境说到底是与此一脉相承的，乃其悲悯与拯救意识的基石。
第二，村上小说中情调的经营、细节的描摹、对话的氛围、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关注和展示仍然是日本式的。日本文学最主要的传统特点就是优美细腻柔曼婉约，善于用小场景、小道具、小情节来点化传达丰富多变、微妙细腻、空漠渺茫的或直感性或瞬间性心理感受、情趣和意绪，营造韵味绵长的感伤的艺术情境。在村上笔下，这样的情境、韵致、氛围所在皆是，而且经营得出神入化、曲尽其妙。作者自己也说过：“我的确非常喜欢日常生活中无所谓的细节性风景，非常喜欢观察各种各样的人是怎样通过这些细节同世界发生关系，以及这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是怎样得以成立的，对此非常有兴趣。”（ 《 为了物语的冒险 》）
第三，村上的小说同一百多年前的日本近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的作品颇有相通之处。文艺评论家加藤典洋和岛森路子都有这样的看法。外国甚至有人认为村上乃当代的夏目漱石。村上本人一次接受杂志采访时也说自己尽管一直不看日本小说，但漱石的作品集中看完了，认为漱石的文体非常本分自然。我大致比较了一下，觉得两人之间至少有三方面比较接近：一是态度的认真与坦诚，两人都认真思考人生、思考社会、思考艺术；不伪善、不矫情、不声嘶力竭、不故弄玄虚；二是笔致的幽默与机警，都富于理性的、智性的、带有文人美的幽默感；三是描写对象大多是城市里的小人物尤其是中青年知识分子，都以传达其孤独、无奈、迷茫、充满失落感的心态见长。而且两人同是游离于文坛主流而独树一帜、别开生面的孤独甚至孤高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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