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在10年冤狱家破人老以后，回到台北，公然表示原谅并同情迫害他的特务、检察官等人；另外在1988年1月15日的《中国时报》上，以《悼蒋经国先生》为题，大做肉麻的吹嘘，举凡‘杰出’也、‘英明’也、‘衷心的祝福蒋经国先生在天之灵’也，全部出笼；又在第二天1月16日的《中央日报》上，以《永怀哀思免于恐惧的自由》为题，再做肉麻的吹嘘，举凡后悔没单独与蒋经国‘合照’也、‘值得称赞’也、‘功德’也、‘蒋经国先生领导上开明、宽容的胸襟’也，也全部亮相。这种置蒋经国整他、使他10年冤狱家破人老的杰作于不问，反倒殷殷以马屁报怨的作风，古人的以德报怨，又算老几呀！柏杨一方面向蒋经国重抬旧屁，一方面已经变成一个吓破了胆的人，连‘警察总监’都不敢碰了。远流出版公司为他印白话《资治通鉴》广告，广告中印了区区‘借古讽今’字样，柏杨都坚持一一涂去，令远流出版公司的同人叹息不置，他们没想到柏杨的胆量，竟已一至于此！柏杨不但对蒋经国发贱，以德报怨，同时对李敖却一反其道，以怨报德。他出狱后，写《活该他喝酪浆》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献给余纪忠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的照顾和爱护’；他写《按牌理出牌》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罗祖光先生暨夫人感谢患难中对我的帮助’；他写《大男人沙文主义》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史紫忱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深挚的友情’……从国民党中常委到国民党大特务，一律即溶咖啡式快速感恩不绝，而此辈中常委与大特务，却是在他受难时理都不理他的，试问李敖这种在他真正‘患难中’对他‘帮助’的、‘照顾和爱护’的，是不是也该有点次于献书、赠书的待遇呢？被柏杨献书赠书，与国民党中常委、大特务为伍，固不足为李敖之辈光宠，但是柏杨出狱多年，对李敖无一言之感、一字之谢、一语之褒、一饭之赏、一册之赠，反倒在李敖陪萧孟能太太朱婉坚去花园新城找萧孟能履行民法第一○○一条‘夫妻互负夫妻同居之义务’时，左袒萧孟能及其‘女朋友’，开车亲送其夫人于楼下，由其夫人上楼助阵……试问柏杨这种道德标准，岂不太离奇了吗？另一方面，在忘恩负义的林正杰及其手下诽谤李敖的时候，柏杨竟在背后怂恿‘快快出专书整李敖啊’！可见此公道德标准之离奇，甚至不是普通的离奇呢！”
李敖又称：“由于当年孙观汉跟我‘同谋’营救柏杨，我乃在1984年2月3日写公开信给孙观汉，要他表态。孙观汉不负所望，终于在50天后，给了我公开指教。……在营救柏杨的人中，除我以外，至今还有两个人，一直不被正人君子们所提起，那就是柏杨的第二任太太艾玫和称柏杨做老师的屠申虹。在柏杨被捕时，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学生，并在中国广播公司任职。柏杨被捕后的第二天（还没被起诉），柏杨的40年老友、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假基督徒黎世芬，就强迫艾玫辞职。很快的，艾玫发现黎世芬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原来所谓几十年的老友，都一个个躲开了，除了海外的孙观汉和岛上的屠申虹和柏杨新友李敖外，大家都识时务者为俊杰了……
“和柏杨朋友一场，有两点他帮我的，虽事情不大，我仍感念。第一是我1967年同汤炎光、屠申虹办《文风》杂志，签约时他惠予见证。第二是1972年2月20日，我自警总保安处移送军法处，即从台北博爱路移送景美秀朗桥下。第二天，看守所同意我可以用书面形式向看守所图书室申请借书证，同房的袁耀权也同时申请，可是晚上书来的时候，却只有我申请的先发下，借书证上登记的笔迹，一看就是柏杨的，同时还为我选了一本书 — 雷马克的《生命的光辉》，是以德国集中营为背景的一部小说，在苦难中读了，令人鼓舞。我很感谢柏杨给我这次无声的优先服务，我至今不能忘记。那时柏杨正在做全所图书室主管，是‘外役区’的肥缺，白天可以自由活动，如果想办法的话，也有机会照顾到我们这些整天在‘押区’的难友，可是我始终没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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