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六十七岁的母亲、不到十岁的女儿，还有他的族弟宗直、舅父的儿子卢遵，三十三岁的柳宗元黯然来到永州。一大家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寄居在龙兴寺。当时的永州，极为荒僻，那情形我们现在都不太好意思提起。柳宗元在写给朝廷要员的信中说，那地方一眼望去都是害虫，野外是蝮虺、大蜂，水边又是射工、沙虱子之类，一不留神还会长疮。在首都长大的贵族后裔，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条件艰苦，他的母亲、女儿纷纷撒手人寰。柳宗元的健康也急剧恶化，“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寄许京兆孟容书》）。据说这些疾病中外有脚气，内有痞病，尤其以痞病最为厉害。痞病的症状是脾脏肿大，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不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身体虚弱到惨不忍睹的程度。老天爷还真与他过不去，在永州的前五年，四次遭受火灾，每次柳宗元都是打着赤脚逃出来，家里烧得只剩下黑糊糊的墙壁。
更大的问题还是精神恍惚。到永州很长一段时间了，柳宗元还没有缓过气来。一听到人大声说话，他就心跳加速，脸色发白，腿打哆嗦，“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与杨京兆凭书》）。他四处给各级领导人如严砺、严绶、赵宗儒、李吉甫等写信，结果是石沉大海，激不起半点涟漪。柳宗元感到很委屈，曾经悉心关怀他的慈祥老人都不听自己解释，自己这过的算是什么日子？“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索，处则若关桎梏，彳亍而无所趋，拳拘而不能肆”（《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更要命的是，他的妻子——杨凭的那位女儿，腿有残疾不说，还不能生育。前面提到的柳宗元那位死去的女儿，也是非婚生子，可能是小妾所生。成婚三年后，他的妻子就死了，那时他正忙于改革，没有时间考虑个人问题。如今贬到永州，什么都缺，唯独不缺时间，他准备好好解决个人问题，却赫然发现这个问题竟然无法解决：他现在是待罪之身，有权势、有地位、有身份的人谁愿意沾惹这样的人？而那些本地土族，身为贵族后裔的柳宗元自己又瞧不上眼。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柳宗元眼看着日子一天天从手指缝里溜走，而儿子还不知道在哪里放鸭子呢，心里真是焦急万分。这一时期在写给京城老朋友的那些书信中，他大倒苦水时谈的往往就是这个头疼的问题。
这委屈积累起来，越来越多，最后转化为愤怒，愤怒出诗人，他终于拿起了手中的笔，写出了《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罴说》等如匕首、如投枪、如刀刺的寓言。而《宋清传》、《捕蛇者说》、《段太尉逸事状》包括有些隐晦或裸露的《河间传》，则是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他把自己的郁闷寄寓在山水之中，写出了名垂千古的“永州八记”，这八篇文章，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从此一种新的文体——山水游记崛起了。
4．柳柳州
元和十年（815）正月，柳宗元接到诏书奔赴长安，离开了生活十年之久的永州。十年来，并不是没有人惦记他们，其间也曾有过大赦天下，但都遗忘了这个角落，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唐宪宗对这拨人难以释怀，未解心头之恨。元和九年，对革新者有所好感的一帮人如韦贯之、裴度、崔群等占据要职，同时当年提到改革日程的那些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们五司马（其中两人死去，一人提前上调）被召回首都。返回京城的柳宗元不敢相信幸福来得如此突然，已经绝望的他体验到异世为人的感觉，看看这首《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只因为心情好，马路边的花儿也觉得灿烂。可惜这种欣喜没有维持多久，在长安逗留不到一个月，他们又被出放为偏远地方的刺史。官职虽然提升了，但地头更偏远了，实际上还是一种惩罚。柳子在柳州，韩泰在漳州（今福建龙海县西），韩晔在汀州（今福建长汀），陈谏在封州（今广东封川），刘禹锡在播州（今贵州遵义）。当时，刘禹锡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再也经不起颠簸，柳宗元主动请缨，打算将自己的位置同刘禹锡调换。朝廷大发慈悲，后来将刘禹锡改为连州刺史，没有把柳宗元发配到贵州，不过柳宗元这种毫不利己、为朋友敢于牺牲的精神，让韩愈大为感动。在柳宗元的墓志铭中，韩愈反复强调说，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就是那种关键时刻能把你顶上来、不让你沉下去的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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