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感激三哥，就解释说：“三哥，你不要生气，我和小鹿每人发三天稿，一周还有四天时间，影响不了我复习功课。我会用功的，决不辜负你对我的希望。而编副刊，我还可以多学些东西，多认识些作家，也有机会写些文章，有点收入，还可以减轻你一些负担。”
“唉——我知道你个性强，我也说服不了你，你自己掂量着轻重吧。”三哥严肃地看着她，“我再重复一次，你考不上女师大，我就没法帮助你，你只能回上海过流浪生活去了。”
“我知道。我一定努力的。”
可她并没有把心全放在功课上，她初做编辑，要采访，要撰稿，要改稿，又处身在新婚激情之中，还得忙里偷闲到符号弟弟的小屋和符号相聚一次。没多久，符号告诉她，他在天津招商局找到了份工作。她很高兴，那天，她住到了他弟弟家，他们缠绵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她把他送上了去天津的快车，相约星期天见。她和小鹿为了把副刊办得更好，扩大它的影响，她们仿效刘半农和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双簧信的作法，就“男女应否平等”为题开展讨论。她和小鹿以各种笔名，站在不同的立场，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打起笔墨官司，一方赞成男女平等，一方反对男女平等，讨论得非常热烈，产生了强烈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
有一回，她和小鹿去访问周作人先生，想请他就这个问题发表他的看法。周说：“你们刊过一个叫格雷的文章，那人的思想太守旧了，处在二十世纪时代，还提倡三从四德，男主外，女主内。”他不知道格雷是冰莹的又一个笔名，冰莹连忙趁机说：“周先生能否就此写篇驳斥格雷的文章？”
周作人一口应承下来，几天以后她们就收到了他的文章。冰莹拿着周先生的文章对小鹿说：“我们把周先生骗了，他上我们的当了。”两人为之捧腹大笑。那场笔墨官司，持续了很久，很多人参加进来，打得很有趣很热闹。
可好景不长，一个半月后，不知为何，《民国日报》停办了。她又搬回到妇女协会。住在妇女协会，她也没有把全部精力投到预习报考的功课上，她的心被那些新文艺书籍吸引着，一有空就往书店跑。她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一家叫做“喇叭”的文化书店，专卖新文艺书籍。她常常捧着一本书就不放，有时见到非常喜爱的书也买一两本。有一回，那个三十来岁的男店员，拿着一本大红封面的《从军日记》向她推荐说：“小姐，买这本吧，它是一个女兵写的，她很勇敢，值得一看。”
她摆了下头说：“女兵，我不想看。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何况她是个女人？”
“你的思想太落伍了，小姐，如今时代不一样了，好男好女都要去当兵，保卫国家民族呢！”
“谢谢你的开导，可我今天没带钱，下次再来买。”后来，他知道了她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们成了好朋友。
三哥几次来问她复习得如何，她不好说她对那些生记硬背的东西不感兴趣，只唯唯地应着，以“一定用功”来应付三哥。有天三哥在绒线胡同“且宜”请她吃饭，又一次提醒她：“现在副刊不编了很好，但不能整天跑书店，考不取我就没法帮你了。”
她说她知道。
她是个重情厚谊的人。尽管她有符号，但也没忘记曾经那么热恋她的战友谷万川。初到北平，她就打听他的情况，只知道他在北师大读书。一来她太忙，二来她怕她和符号同居的事给他更深的伤害，没去看他。当符号去了天津，《民国日报》又停办了，在复习功课之余，她又想起了万川，他好么？有一天，她在去书店的路上，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觉得很像周铁忠，加快步伐赶上去喊道：“周大姐！”
她并不知道周铁忠在去考军校之前，就已是地下共产党员，军校就是因为有很多她这样的共产党员，才被国民政府下令解散的，她也不知军校解散后，周大姐和三十多名女兵参加了南昌“八一”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果然是周铁忠，她回过头也认出了她是谢冰莹。她们向对方快步走来，两人热烈拥抱，互致问候。周铁忠问冰莹：“你何时来北平的？”
“我来了两个多月，正在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女师大。你呢？”
“我刚刚到。”
“你住哪里？”
“还没找到合适的住处呢。”
“我住在河北妇女协会，”冰莹热情地说，“我一个人住，房子是小一点，你就跟我住一块吧。”
“好呀。”周铁忠就住到她那间小屋里来了。她俩自己买菜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就像亲姊妹一样。她们谈军校的同学，冰莹跟她说她和符号的感情，正像春花开放；说她们都熟悉的同学魏中天，说他回故乡参加农民运动去了。她们说到谷万川，冰莹说与他早就失去了联系，只知他在师大读书，还没抽出时间去看他，她俩就一起去师大找他。可她们没有见到万川，但听到了他不幸的悲剧故事。他很有艺术才华，在师大艺术系他是冒尖的才子，他狂热地爱上了一位也学艺术的周小姐，死追着人家不放，以致精神失常，周小姐害怕他，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他就去砸周家的房子，砸烂了人家的玻璃窗。不久，被送进了疯人院。她和周铁忠都很为万川难过。周铁忠在她那里只住了不长一段时间，就去了天津。冰莹也考取了女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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