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的窘迫显然更加强了严侨的痛苦和恐惧。李敖决定实实在在地帮助严侨，就为他提出了一个翻译计划，让严侨有计划地翻译些日文中有价值的作品，由李敖负责帮助在《文星》等杂志士发表。刚开始严侨很兴奋，也认真翻译了一些作品，但没过多久，就旧态重现，难以为继了，稿费在〈文星〉上也透支得不能再透支了。
1962年10月1日，严侨有一封给李敖的信，充分说明严侨本人的因厄和精神上的颓废：
敖：
债，债，债！每日过日都成问题了。介绍要学日语文的人给我教。天天为着找“吃饭的钱”忙而愁。青黄不接，把我整坏了。职业一时找不到，做小贩的本钱都没有。翻译东西不是单行本，稿费不够。文星的饯也拿过来了。钱是从“o—a”非常难的，拖车都要有本钱。 “三际未必真”，“实际和幻像之间很难找出界线”。我该是无所求，可是还缺些什么似的。“酒”的兴趣好像失去了。是“好”是“坏”很难断定。人家说“好”就算好吧！人无端地生，无端地活，无端地死——生死之间无端地做一些事(相关关系的遭遇)。空时(space—time)都是变数。对了，我忘了，我们是不能脱离所在的坐标系。所讲的话也能算是话。你好么?不可让自己紧张，尤其是下意识地。
两人重逢后，李敖只收到严侨这一封信。李敖真想再看到以前那个神采飞扬、才华横溢的老师，再和老师作一番精神上的交流，可惜这都已成往事。
严侨本来在育英中学有教职，但因为酗酒，最后连这仅有的职业也丢了，生计无着，严侨的酒喝得更凶了。
在期间李敖经常抽空去看他，送钱给他，李敖手中保存的一张1962年7月15日的荣星医院治疗单就很说明问题。这张单据上开注射费270元，药费35元，入院费120元，共425元，打八折340元。这些钱都是李敖支付的。
但李敖觉得这总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本办法是使严侨重新振作，而要使他振作，李敖认为最关键的是想法让严侨戒酒，为此李敖伤透了脑筋。
最后，他决定仗着自己和严侨的一番师生之情与严侨彻底摊牌。李敖严侨的妹妹华严作证，在医院当面对严侨说：“老师，我要仗着你我多年的师生之情，逼你做一次选择了：这次出院后，除非你决心戒酒，我不会再来看你了。如果你觉得这几口黄汤比你学生对你的期许还重要，你就喝下去；否则的话，你就该振作起来，不要使我失望，不要辜负你的生命与才华。你这样做，是帮助你的敌人打倒你自己，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李敖这样做本意是要施加压力，逼严侨戒酒，但当华严通知李敖说严侨出院后仍不肯戒酒时，李敖说到做到，此后就真的不再去看严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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