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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骂最多的人和最多人骂的人--李敖 Most people curse curse most people - Li Ao 》
七、“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1)
陈才生 Chen Caisheng
1982年2月10日,李敖第二次出狱。 出狱后的当天,他便召开记者招待会,揭发土城看守所的黑幕,揭露国民党司法的黑暗,并且发表文章《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以此证明,李敖是打不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此文发表不久,就有李敖的书通过黑市流入土城监狱,龟山监狱亦有犯人捎话给李敖,希望他为他们打抱不平。2月27日,花莲看守所发生喧闹事件,由17名犯人闹起,警察局派武警前往弹压,才告平定。3月8日,新竹少年监狱又发生暴动事件,1476名人犯全体出动,监狱急调镇暴部队(三个中队)及新竹警方各分局人员弹压,才告平定,暴动长达24个小时,监狱设备几乎全毁。“法务部”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发表谈话,说作家李敖出狱后写文章,引起社会大众注目,给了少年受刑人心理上的后盾,认为闹得愈大,愈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所以,李敖难辞其咎。“行政院长”孙运璇在院会里对狱政表示疑虑,李元簇亦对李敖“点名批判”。但一些议员出于选票及其他目的,却拿李敖所揭露的事实对官方不断提出质询,党外人士更不放过这一机会。李敖又成为一名焦点人物。 对李敖来讲,这仅仅是他“没有青春只有‘斗’”的生涯的开始。 这一年的3月16日,李敖在接受记者李宁的采访时说: 32年来,我是台湾惟一可以很狂放表达自己的人,很多人不敢做,很多人做不到,当然,很多人不屑做。但是我敢,我是一个顽强的战士,我要在与官方不合作的大前提下,突破封锁的重围表达自己。 跟以前比起来,我现在的反击能力强了很多。他们第一次可以对我秘密审判,封锁舆论,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封锁得了吗?我觉得我比以前更进一步了,出来后几个小时我就给他们反击。① 三个月后,李宁再次访问李敖,李敖用“吐他一口痰”来表示对敌人的轻蔑,并发出战斗到底、一生无悔的宣言,他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这句话很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我在台湾就是要做到这点——我个人不受迷惑,也希望训练一些青年人不再受迷惑。”他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激进与坐牢有关,“我遭受的压力越大,我就越激进。偏偏又碰到国民党最喜欢不断给人制造压力,这是他们的特色——交朋友很失败,造敌人很成功。而且还专门制造他们打不倒的、特大号的敌人。”②他在答问中表示,光阴不再,来日无多,所以他要更勤奋地工作、写作。当采访者问及“如果你还可以再活一次,你希望做什么样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李敖第二。” 1982年8月29日,李敖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要“战斗性隐居”。他在《隐而不退的告白》中说:“从1982年8月28日起,我计划到草山过‘隐而不退’的生活。我专一工作,独立战斗,不见朋友了。” 这里,他所说的“战斗性隐居”,就是对外界除了书信等书面交往外,其他一切都息交绝游。 为什么要这样做?李敖自有解释:“古人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我李敖谅非贤者,所以一切不避,相与周旋到底。别以为我一个人隐居起来,在生闷气,我高兴得要死,I don't get mad,I get even!我对敌人,不发火,只开火”。他在《出师表感》一文中指出,我们只看到诸葛亮写《出师表》明谏之切,竟没有看到他隐痛之深。诸葛亮的隐痛,在于他所支持的,竟是不能成大格局的、不成材的阿斗。诸葛亮在这种认识下鞠躬尽瘁,当然是很痛苦的。 面对自己的孤立,面对群众的不理解,李敖现在正有这种痛苦,加上他面对国民党的压力担心“祸及友人”,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想在来日无多的时间里沉静下来,完成“世界性、永恒性”的著作。这些都是他产生“隐退”的雄心之念的重要原因。他说:“我在性格上喜欢宁静致远,喜欢孤独。我年纪愈大,对俗务与俗情,愈来愈感到烦人,更严重的,是我来日无多,一心想把自己的生命支付在最该我做的事情上。俗务与俗情使我心烦以外,且有得不偿失之感,因此我决定除非书面交往,别的都息交绝游了。”他在给邓维贞的信中亦言明苦衷:“前天自上午11点起,到晚上11点,友人前后14位见面,使我不能写作,虽然交换意见等并非无益,但比起最该我做的事情来,自属得不偿失。梁启超每天写八九百字,胡适每天写四五百字,以他们的大才,每天的成绩竟这样少,原因无他,俗务与俗情不能毅然摆脱之故也。”①他不愿过凡夫俗子的生活,他说:“并不是凡夫俗子的生活有什么不对,但伟大人物那样去过,就是不对。伟大人物必须有大量的专注与牺牲,才能成就一些事、一些功德,否则就是偷懒,就是逃避……”②他对自己时间的浪费感到痛惜,一再表示,他一生的计划是想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做出结论。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种类太多了、太复杂了,他想一个个归纳出细目,然后把一个个细目理清、研究、解释、结论,找出来龙去脉。这不像是一个人做得了做得好的大工作,可是他却想一个人完成它。他认为,这是自己一生留给人类留给中国人的最大礼物,因为自有人类有中国人以来,还没有过一个人,能够穷一生之力,专心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的每一问题。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经过这样的一番大清算,会变得清楚、清醒,对前途有大帮助。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他作出了此决定。“我坚信只有这样‘不近人情’,我才能好好把握住余生,做对自己最能尽其才,做对世人最有益的事。” 他要过的是一种“第一流人的生活”: 第一流的人举世无双,可惜的是,他的生命同凡夫俗子一样,也并不比他们长。他没有时间可以像凡夫俗子一样的浪费,他要以并不长的生命,完成许许多多第一流的事。 所以,他不能过凡夫俗子的生活,不能在人生的许多事情上,做凡夫俗子的反应。为了完成第一流的事,他必须放弃或减少凡夫俗子的快乐、交游、娱乐、爱恨、争执、答辩与澄清。 林肯说他没工夫答辩,生命用来扯这些,他将无暇做重要的事。 第一流人会妨辱、会含冤、会受谤、会遭非常之变,不动于色,会“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因为他志越高迈,“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第一流的人认定Life is too short to be oettle(人生短得不够扯鸡毛蒜皮),他必须忍住不为小事所缠。他有很快分辨出什么是“无关的事项(irrelevancy)”的能力,然后立刻砍掉它。 第一流人过的生活,一定不是常人的生活,一定是非常人所能堪的生活,一定是常人不肯过、也不能过的生活。① 他为写出“世界性、永恒性”著作的理想而兴奋,而激动,他本来就有的“工作狂”习惯现在更是变本加厉。他以惊人的意志力勤奋地工作,简直成了一台写作机器。 这种生活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一个人在家里,每天不抽烟、不饮酒、不看电视、不养猫、不见客、不午睡,精力过人,有全套“翻江倒海的作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敖的家是一个小型的私人图书馆。在他的家中,书是成排的墙,墙就是书。书架中有龛,大小不同的龛,龛中就配上大小不同的绘画、拓片与旧照片。除了书以外,便是一面又一面的大书桌,有复印机、各种文具、多样的设备、音乐、拖鞋。有时要同时进行几个专题的写作,使一个桌一个专题,使用不同的书桌来同时写作,只换桌子不换人。他诙谐地说,这有点像舞女的“转台子”,与这个跳过再与那个跳。 李敖又把他的小天地称作是“豪华监狱”。“在‘自由中国’中,似乎没有人在一天24小时内,比我更能独处。没有人像我这样每天看到人或动物的时间只不过四五个小时,其他时间完全‘顾影自雄’或‘自己跟自己说话’。我常常说我是一个‘眼看黑暗到来,又目送黑暗归去’的人,这意思就是说,我常常一个人,从黑夜直到天明。有时候我开玩笑——‘没有李敖这种忍耐寂寞本领的人,休想批评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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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华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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