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最先确立了国家统制盐业的管理模式，从此以后，国家统制盐业管理居于主流地位，历代法制虽代有兴革，但基本原则一直没有改变。管仲的管理原则是：国家直接专卖，在盐的生产上以官制为主，民制为辅；在盐的运销上，官收、官运、官销。
齐国盐的生产体制是官民并煮，以官煮为主，并定时禁止民制。管仲将官煮时间定在十月至正月四个月内，正是冬季草枯燃料丰足的季节，可以大量生产食盐。在官煮时和官煮之后的春季，不准百姓擅自煮盐，由此造成了食盐的供需差距，使盐价抬升了四至十倍以上，国家获利甚丰。在盐的运销体制上，管仲提出不管是官盐还是民盐，都必须官收官运；无论官盐还是民盐，一律官销，销售的具体做法有所区别。官盐销售对象主要是不产盐的邻国，为了控制盐价，获取高额利润，采取官煮、官收、官运、官销的完全专卖制。
民盐主要满足本国食用需要，国家低价收购民盐，按计口加价配盐方法卖给百姓。由政府核定全国男女老少人均食盐用量，编制全国食盐人口定额簿册，将低价收购民盐加价按簿册所载人口定量分配给百姓。管子开辟了国家税收的一个新途径，他认为这比起直接向百姓征收人头税的办法好得多。谁都要吃盐，只要吃盐，就向国家交税了。
对没有盐资源的国家，管仲居然也设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他说一国虽无山海资源利用，但可以利用他国资源来充实国库。他国销盐给我，每一釜卖十五钱，我买来由官卖出，每釜卖百钱，可得八十五钱，这样无盐的国家也可以获取丰厚的盐利收入。正是由于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齐国国力大增，桓公才最终实现了“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目的，成为春秋一霸。
战国时期，由于频繁的兼并战争，各国在盐业管理上出现松弛局面，造就了许多以盐致富的商人。如猗顿便因贩卖河东池盐发了大财，富比诸侯。不过这种局面在秦国最先有了改变，商鞅变法主张“壹山泽”，即国家“专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盐的生产和流通都由国家控制，在产盐区设官员管理，制定法令，严禁私煮和私人擅自运销。
商鞅的办法也不排斥利用商人现成的销售能力，规定可以把专卖产品交给商人分销，但商人需交纳很重的专卖税来换取经销权。经销商要经过特许，人数也有限制，而且盐价要由国家统一规定。秦因商鞅变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秦国后来统一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先秦时期的盐政与盐法在中国盐业管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盐业管理三种形式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运行体制，都在这个时期得以确立。它虽然还不系统，也不够完善，但影响却很深远，后来的桑弘羊、刘晏、范祥等人的盐政改革，都深受先秦盐法的影响。
汉晋时代的官营
汉武帝时，“笼天下盐铁”，实行盐铁官营，由政府募民煎盐，食盐官收、官运、官销。汉武帝设立的盐法，是实行官盐专卖，禁止私产私营。武帝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以山海天地的物产，皆属国家所有，不能据为私有，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要砍掉他的左脚趾。
国家对食盐的垄断经营在西汉时期达到了高峰，先有汉武帝采纳兼管盐铁事务的大农丞东郭咸阳的建议，在全国各地设立均输官和盐铁官；再有汉昭帝时著名的盐铁会议，御史大夫桑弘羊阐述了盐铁官卖对国家强盛的促进作用，后来桓宽根据这次会议写成《盐铁论》一书，“盐铁官营”，从此成为一些朝代不可动摇的国策。
汉朝建立初期，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关市之征，开山泽之禁，使经济得以恢复。在采盐和冶铁方面，除了郡、国设有盐铁官进行官营外，也允许私人经营。诸侯王国也以经营盐业以自富，收入不归中央。所以当时既有靠煮海为盐而强大起来的诸侯如吴王濞，也有靠冶铁业致富的富商大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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