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曾经让我迷醉的声音在北大已经消失殆尽了。如果说伟大的传统往往隐藏在最微小的细节内的话，那么这似乎也意味着北大精神的一种消亡，尽管这种精神有着正负两面。
两片嘴唇，分开小小的缝隙，当空气因为空气动力学与声学的原理，转化成一种奇怪的声波时，它并不怎么激动人心，最多只是唤起了你儿时的某种回忆，或者是一种口唇期的状态——空气与嘴唇的轻微摩擦给你带来了某种浅显的快感。但是，当你置身于人群之中，并且惊喜地发现他们都与你一样操持这种动作，而那轻微的声音此时转化成一种巨大的几乎震慑人心的声响时，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卷入这种快乐之中。欢畅的空气痛快地滑出口腔，更重要的是周围那些和你一样年轻的面孔，那种无法抑制的青春期的力量，那些欢笑的眼睛，这构成了一个多么奇特的镜头。它蕴涵的是一种青春的挥霍，或许还有暴民式的放肆，它让人无所顾忌地快乐。
这种声音让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我希望的北大精神。对于90年代中期入学的我来说，北大精神已经进入了历史的灰尘之中，它停留在80年前的蔡元培时代，它是张中行笔下的红楼点滴，它意味着一种藐视常规的自由，意味着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勇敢。但这与我无关。后来我听到了嘘声。那是在一间宽阔的教室内，一位乏味的权威正在表达他的无聊看法。在经过最初的忍耐后，开始出现了零星的嘘声，它打破了讲台上的专制，在向对这种微弱而充满喜剧性的声响时，权威的声音即使借助了麦克风依旧显得无力。接着，嘘声的音量开始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听众加入其中。台上的权威终于忍耐不住了，他灰溜溜地下了台。在嘘声之中败下阵来的人颇有一些，也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嘘声的强弱成了检验讲演者水准的尺度。那些沽名钓誉者说，北大的学生太自以为是了。相比于嘘声的尖锐，这种无聊的抗议是如此脆弱与不堪一击。
嘘声成了捍卫我们心灵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保证我们拒绝灌输而按照自己的口味选择的权利，这是老北大的传统。尽管这种手段中带有过于轻狂的一面，在很多时候，它甚至成为了一种情绪宣泄的方式，蕴涵了过多的青春期的躁动。关于嘘声的争执一直在校园进行着。是“宽容”还是“拒绝妥协”，这条界限总是很难划清。作为一所大学，宽容的精神当然重要。但是，我们却发现，在现行的环境下，我们宽容的不是异端的思想，而更多的是谎言与陈词滥调。而这种所谓的宽容也更多是要求把学生变成一种没有生气的“乖宝贝”，而不是有理性有原则的自主的人。那么不宽容呢，嘘声又随时朝着一种不负责任的自由的方向发展，很多时候，嘘声没有针对的对象，它只是为嘘而嘘。
没有原则的宽容与没有理性的自由，成为嘘声发展的两个极致，这也使我在聆听最初嘘声而带来的兴奋之后感到的悲哀，我们的教育从来就没有试图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即使在我们所无限景仰的老北大历史中，这两种情绪也是相互接替地斗争着。
但是，嘘声毕竟能够凸现出一些北大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但这种气质却被强行地压迫夭折了。在我聆听了一年之后，校方开始大面积地利用行政手段来压制学生传统。在演出或者讲演的过程中，发出嘘声的同学被记以行政处分。在1995年的新生汇演中，身着蓝衣的校警在大讲堂内如临大敌，他们到处寻找嘘声的源头。于是，这变成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大一新生的我很为这个场面而激动。此起彼伏的嘘声，学生与校警之间的对峙局面，让我想起了60年代的学生造反运动。这场游戏最终以学生的失败而告终，在接连几位不幸者遭到了不正常的重罚之后，嘘声在校园内消退了。以至于一年后，更多人已经忘记了北大中曾经如此风行这种声音。
后来我听说那位以中国传统文化继承者而著名的学者来到北大，这位学者曾有过“谁骂我，谁就是与盗版书商串通”的精妙言论。他在北大受到了热烈得过分的欢迎，据说这所学校曾经以批判性著称，据说这里的嘘声是最鄙视虚伪的，这种据说已经成为传说了。那些1996年以后进入北大的学生越来越听话，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心灵受到污染时，没有欲望去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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