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 我当代表十年   》 第70节：第七章 求解教育乱收费(1)      赵咏秋 Zhao Yongqiu

　　第七章 求解教育乱收费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个一直被国人世代流传的经典之言，描述了教师职业价值的伟大崇高。从事教育职业历来是教书者的荣耀。
　　没想到的是，21世纪以来，教育成为民众投诉的热点且位居榜首，成为压迫许多家庭的沉重大山，成为社会公众心中的无奈。
　　教育何以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如何重新拾回师道尊严？如何在发展教育和民众认同之间找到一条和谐之路？
　　监察局副局长和人大代表的双重职责，使我不由自主的加入到研究这个问题的行列。谁
　　为义务教育埋单
　　记得小时候，奶奶总是叮嘱我，不能用有字的纸垫坐，那样就是不尊重孔圣人。奶奶没有读过书，却对孔圣人万分尊重。
　　"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是小时学习的古文，我的理解，教师要具有渊博的知识、崇高的道德修养、美好的情操、高超的演讲艺术和教学技能。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当教师。
　　书中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教育的崇尚，对老师的至尊至爱。春秋时把师的地位与天、地、君、亲并称，先秦时代又把师与天、地、父并列，一同写入牌位供奉。中国的第一位教育家孔子被人们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儿时的记忆，在我心中播下了不可磨灭的尊师重教情结。我一直对教育、对老师深怀敬意，以至于我的许多老师都成为我终身崇拜的偶像。
　　2001年8月我担任监察局副局长以后，分管纠风工作，竟然要承担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工作任务。初始接受这项工作时，心中充满对教育的热爱之情，难以进入监督角色。
　　初步唤起我注意的，是2001年12月。为了让我这个纪检新兵全面了解群众的呼声，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时任市监察局局长夏贤甫带领我到市人大常委会、全市6个县市区开展纠风调研。调研中各界代表列举了各种乱收费行为，其中对教育乱收费的批评频率很高：
　　"近年来，教师的待遇优厚，住房、收入都远远高出一般工人，更高出农民，这样的条件下还要高收费，让广大中低收入家庭难以接受也难以承受！""部分家庭的孩子已经到了读不起书的地步呀！""……"
　　我真正进入监督角色是2002年春秋两季开学之时。这期间纠风办接到的举报不断。其中关于教育乱收费的投诉占总投诉比例的60%以上。各种名目的收费项目，不同的收费标准和手段让人目不暇接。投诉多为匿名，学生家长顾虑很多。
　　我身边的许多下岗职工处于揭不开锅的状态。前些时我家装修房子，请了几位搬运工往我十楼的家搬地板，他们上下几趟满身大汗，有的人腿子明显发抖。搬完时，已是中午，我一边付给工钱一边问："师傅们在哪里吃饭呀"？其中一位中年师傅一边擦汗一边说："买个饼子就行了，不吃饭了"。
　　"这么累，不吃饭？"我吃惊的问。
　　"节省一点吧。孩子在上学，一说要钱，就必须拿得出来呢。"师傅接过工钱，想起孩子，脸上露出笑容。
　　"咱们活着，都是为了孩子。"他又补充一句。
　　我心里一阵发酸，"是啊。零钱就不用找了，谢谢你们"。
　　师傅们满意的与我道别了。我目送着他们，想起那些节省早餐供孙子读书的老人，如此艰难的舔犊之情在撞击着我的心。作为分管纠风工作的监察局副局长，在检查中，面对一笔笔乱收费的证据我不由得态度严肃起来。在讨论乱收费的处理意见时，我发言说："送到老师手中的钱很多是忍饥挨饿卖苦力节省出来的。我们怎么忍心去盘剥他们。更重要的是，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在向学生言传身教什么？如何保持师道的圣洁和尊严？"
　　我对于乱收费的处理意见是明确的：违规收费一律退回学生。
　　然而，根源是什么？教师为什么变了？为什么要乱收费？
　　2002年秋季的教育收费大检查中，我与教育界的同志们进行了深入交谈。他们无奈的说，现在政府财政困难，教育拨款较少，教师工资只能保证60%，差额部分和学校运行经费都要依靠自筹。如果不向学生收费，学校如何建设，如何挽留教育人才，如何保障教学？
　　教育局局长说，农村中小学条件更差。很多学生坐在没有玻璃的教室里上课。很多教师拿不到工资。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资金严重不足。
　　这些问题我此前没有听说过。原来教育乱收费的根源是运行经费不足。如果学校不收费，成本由谁埋单？
　　"如何才能在学校发展与群众负担之间找到平衡？"一边面对学校诉说的困难，一边面对群众的投诉，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必须全面的思考问题。我想，查处只是末端治理，是治标的行为。只有保障办学经费，乱收费才能得到彻底根治。
　　朋友们的闲聊引起了我对教育成本的许多回忆。
　　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走出战争不久的国家千疮百孔，又遇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极度困难。那时很多家庭都是一大群孩子在同时读书。虽然父母工资加起来不到100元，穿得破旧，吃得不好，但是书还是能读的。因为每学期只需缴纳学费2-3元，就可以抱回一大堆书，再无其他费用。特困的学生还可免学费的。是贫穷的新中国承担了教育成本。
　　好像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也就是我的独生子上学的年代，学费涨到300元左右，家长还需要承担集资办学费100元。之后，集资费不断上涨。而且，书费单列了，其他费用也逐步滋生出来。这时我们的工资加起来也不过100多元，而学费却上涨了百倍以上。这些钱是要我们积攒一年的。此时大家已经初步感到学费的压力。但大家还总是自我宽慰说：只有一个孩子嘛，就别在乎那些学费吧。
　　1995年，看到街上挂出大红幅标语：坚决贯彻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基本国策。大家都为"义务教育"这个新词语而兴奋。我们对义务教育的理解是国家要为孩子们的教育费用埋单了。
　　可是，几年之后我们才明白，是我们理解错了。学费还是要自己缴的。这个"义务"是指家长必须送孩子上学的义务，不是国家埋单的义务。
　　90年代末期，市场经济逐步替代了计划经济。均等贫穷的大锅饭局势被打破，行业之间、个人收入之间逐步拉开差距。尽管政府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教师工资待遇不断提高，但是，学校的定位是公益性质，运行经费和建设资金靠拨款总是不充裕的。在市场经济的冲撞下，教育界在思考突破。有人提出了"社会力量办学"和"教育产业化"的概念，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永远是卖方市场。
　　1999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分管教育的李岚清副总理到湖北团听取意见时，就有代表为教育的发展而呼吁，提出过教育产业化的建议。但是，李副总理当时是反对产业化的。他说，教育可以带动很大的产业，但不允许随便上。任何教育都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但必须考虑运营成本。
　　当时，我们多数代表也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有代表说：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腐败已经侵入各个领域，只剩下教育这最后一块净土没被污染，这一块净土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被污染了！因为要保持千百年来教育的圣洁，因为国家的后代要有一块净地来培养。我极度赞成这个观点。
　　社会上的老干部、老百姓特别反感腐败，担心教育领域也会感染腐败。而且害怕腐败带来教育的不公平，带来昂贵的消费。
　　然而，1999年以后，"教育产业化"的概念还是在全国迅猛蔓延开来，之后，掀起了不可遏止的乱收费浪潮，完全超过了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
　　2001年开始，教育乱收费的问题成为了全国两会代表关注的热点。一次午餐时间，郭庆元、郭仲藩、邵树人、雷清泉等几个代表针对一份议案在餐桌上小声争论着。看到我进入餐厅，郭庆元代表走到我跟前说："现在教育乱收费不得了，我们应该思考教育投入的途径。有的认为可以提出国债、彩票、捐赠、民办等多种筹资办法。可是我们意见不统一。你有什么看法？"
　　"国债、彩票、捐赠、民办……途径不少呀，但是可行吗？"我一直在思考着教育成本由谁埋单的问题。从内心来说，我觉得应该由政府埋单，但是这些年来老工业基地的各种困难历历在目，我不敢说由政府埋单。这些新思路在启发着我，但是总觉得不踏实，我一时还没有确定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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