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最具爭議的作傢:浩然口述自傳   》 文革:內中滋味難以道明(6)      浩然 Hao Ran    鄭實 Zheng Shi

  這部作品因“四人幫”被粉碎沒有寫成出籠,在創作活動中我一直托病沒有執筆,但從思想本質上看,參加《井岡山》的寫作比寫《西沙兒女》的行動本身,錯誤更為嚴重。因為寫《西沙兒女》時,我對叛徒江青確實還沒有什麽認識,完全被她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所迷惑。到了寫《井岡山》時,我跟她有了接觸,有了一定認識,卻沒有捨得一身剮地鬥爭到底的勇氣,我怕受到迫害,怕失掉寫作權利,怕影響兒女們的前途,怕株連朋友,等等,實際上是個人主義的一個暴露。因此,我的教訓也是最沉痛的。
  我在工作上受了“四人幫”的利用,首先思想上受了“四人幫”的毒害,而思想受毒,遠在叛徒江青拉攏我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四人幫”鼓吹的一套反動文藝理論,我在思想上接受了,並在創作上實踐了,在言論中大量傳播了。那幾年,我在各種場合、許多文章裏說過不少錯誤的話、過頭的話、無知的話。我毒害了青年業餘作者和讀者,傷害了老作傢,也危害了黨的事業。我一想到這裏,便悔恨不已。
  “文化大革命”前夕,當我第一次接觸林彪同江青炮製的《紀要》時,並不理解。因其屬於中央文件,是上邊批發下來的,對“文藝黑綫專政”這句話,在理論上並沒有懷疑。我1964年10月一搞專業創作,就是“文藝整風”,貫徹毛主席對文學藝術的兩次批示,我覺得那批評是嚴厲的,文藝界的問題是嚴重的。然而,“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接觸到實際問題,眼看着把大批作傢打倒、把大批作品封禁,我從感情上是接受不了的。因此,我被選為市文聯“文革”負責人以後,跟同志們一起,對大多數作傢和幹部采取了保護態度。後來由於劉少奇1、林彪、“四人幫”的幹擾,我和一些同志被作為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的執行者、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我不得不強製自己承認錯誤,承認保護了“黑綫”、壓製了嚮“文藝黑綫造反”的革命群衆。不久,文聯被“砸爛”,我和全體同志被當作“黑店”的夥計趕出大院,接着挨整,肅“黑綫”的流毒,最後灰溜溜地下放勞動。這一切,留給我精神上的創傷是深刻的,對我的思想影響是嚴重的。重新回到寫作崗位以後,正趕上“四人幫”推行文化專製主義的瘋狂時期,報刊上連篇纍牘地批“文藝黑綫”,今個反“復闢”,明個反“回潮”,“四人幫”製造起來的這股子“文藝黑綫”的旋風,時時處處地吹颳翻捲。久而久之,就把我吹迷糊了,林彪、“四人幫”那個“文藝黑綫專政論”的理論和他們對付所謂“文藝黑綫”的殘酷現實,就互為作用地使我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藝界“一團漆黑”這樣一個概念。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藝戰綫像其他各條戰綫一樣,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占主導地位的。事實上,被《講話》哺育起來的一大批老作傢,從戰火紛飛中磨煉過來,具有高度的政治熱情、豐富的生活積纍、純熟的藝術修養。建國後,他們深入社會主義火熱的鬥爭生活,寫出大量受工農兵歡迎的優秀作品,這是鐵的事實。對這些作傢和作品,我沒有一概否定和一概打倒的思想,也沒有具體地參加過“四人幫”的任何砍伐活動。但是,已經被林彪、“四人幫”那股邪風吹糊塗的我,不僅不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當“老保”,反而跟在“四人幫”的喉舌邊,喊叫“十七年被一條文藝黑綫專了政”的口號。尤其嚴重的是,把業餘創作的活躍,看成是所謂“文藝革命”的成果。我把“幫氣”十足的文學作品、電影、會演一度增加,自欺欺人地說成是“文藝春天的來臨”,替“四人幫”粉飾了悲慘的現實,麻痹了廣大群衆。這是我的又一嚴重錯誤。特別是北京市的業餘文學青年,他們信賴我,希望從我這裏得到正確的幫助,我在主觀上也想熱心地給他們一些幫助,可是中了“四人幫”毒害的我,也把一些毒當作糖灌輸給他們。他們的健康成長受到妨礙,我要負很大的責任,我對不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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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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