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义说部 民国春秋   》 第二卷·第二十八章 叛逆之谋      刘凤舞 Liu Fengwu

  7月31日上午8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上海车站。为了缩小目标,他们分两批乘车南行。第一批由王会悟带着几位年纪较大的代表,先乘早班车出发,第二批由李达带着,乘后一趟列车续行。
  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因为过于引人注目,不便去嘉兴,李汉俊因受到监视,也就留在上海。陈公博先在李汉俊寓所受了一场虚惊,从那里出来时又有暗探跟踪,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尾巴”丢掉,回到大东旅社睡下,次日黎明,就在他的房间隔壁发生了一起骇人的凶杀案,把他夫妇吓得魂不附体。
  早上5点多钟,陈公博从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个女人凄厉悲惨的呼叫。被谋毙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但那杀人凶手早已远飏。
  7月31日晚发生了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场事件,31日晨又发生了大东旅社杀人案。一夜之间两次受惊,吓得陈公博不敢再在上海停留,31日晚即与妻子一起乘车去杭州。
  所以,陈公博也未出席南湖会议。
  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嘉兴车站。王会悟在南湖附近的鸳鸯湖旅馆,为代表们开了房间,让众人洗脸,吃粽子,暂且歇息。她托旅馆帐房先生代租画舫。
  王会悟又与李达、张国焘等人来到南湖烟雨楼观察周围环境,选择画舫划行的合适路线和停靠地点。准备工作就绪后,王会悟领着众人来到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画舫。
  这是一艘比较华丽的游船,雕梁画柱,陈设考究。在宽平的船头上搭有凉篷,便于遮阳挡雨,观赏风景。后舱是供游客休息和船工夫妇住宿的。为了会议安全,众人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备有酒菜,以游客的身份作掩护。王会悟则装扮成歌女模样,在画舫前舱放哨。
  众人围坐在中舱的八仙桌四周的太师椅上。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沏有龙井绿茶,将麻将牌摆在八仙桌上,若有别的画舫从近处经过,众人便拿起麻将。
  11时许,下起了小雨,游人渐渐散去,湖面上更为清静。会议开始了。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纲领和决议、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党的纲领和决议,已在前几次会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因而获得一致通过。在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时,对南北政府的看法有分歧和争论,便决定把成立宣言交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
  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众人认为,全国党员人数不过50人,各地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陈独秀未出席会议而被选为总书记,一则因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并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享有很高的声望;二则列宁要马林向中国共产党传达他的意见: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
  下午6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当晚,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
  中共“一大”闭幕以后,马林多次提出要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沪任总书记,又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请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陈独秀在广州还同汪精卫、戴季陶等人一起兼任政务员职务。他南来广州,目的是推进广东革命事业,现在需要他回上海,他立即致函陈炯明要求辞去职务。陈炯明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并劝陈独秀:“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
  陈独秀辞职不获,只得借口医治胃病请假离粤。
  9月中旬,陈独秀回到上海,仍住在渔阳里2号。从这时起,他就没有谋生的职业,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党组织只能发给脱离生产的共产党员每月30—40元生活费,这点钱当然不够陈独秀一家开销的。他虽然经常给党刊写文章,可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商务印书馆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当时商务印书馆招聘的名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的,但陈独秀表示:“月薪不必多,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我的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
  最后确定:陈独秀月薪为300元。但不久,陈独秀因党内事务而辞去名誉编辑。他经济上常常发生困难。
  陈独秀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见面会谈,他们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必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因此,谈了几次都谈不成。
  有一次,马林的翻译张太雷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出人意料地一拍桌子,道:“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说罢,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
  陈独秀这个人喜怒形于色,当他发火的时候,也往往是他说话走火的时候。他平时和同志辩论问题,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过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的作风生硬粗暴的老毛病,在担任中共总书记后,时常爆发。李达说陈独秀是“恶霸作风”,“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李达的批评未免偏颇,但陈独秀的粗暴作风,确是一大缺点。
  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3人,别无工作人员。3人聚会常在陈独秀的住所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里。他们商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独秀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15种共产主义读物。
  10月4日下午2时许,有3位“白相人”突然从陈独秀的前门闯了进来。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加以阻拦,那3人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
  陈独秀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甚是惊疑,想从后门出去,但见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不一会,来了两部汽车,随车来的巡捕把陈独秀、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共5人逮捕,《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
  来到法租界巡捕房后,陈独秀报了假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名。
  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去陈家访问时也立时被捕。褚辅成到巡捕房后,一见陈独秀在就拉住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们拉到这儿来了。”
  这下陈独秀暴露了身份。巡捕房查清邵力子、褚辅成的身份后,即释放。
  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说包惠僧等4人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与客人无关。”
  法庭将高君曼释放,其他4人仍关押在狱中。陈独秀对包惠僧说:“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
  李达为了营救陈独秀,通报各地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营救。孙中山打了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各大报纷纷登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10月7日,褚辅成和张继等将陈独秀保释出狱,但得随传随到。
  10月9日,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也被保释出来。
  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10月19日,法庭判决:除陈独秀外都获释。26日,法庭结案: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出狱以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5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才顺利结案。马林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共患难,使陈独秀这位很重感情的人,顿时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以前的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解决,从此,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陈独秀加大马力工作,他签发《中央通知》,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各区,到明年7月以前发展党员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须超过2000名,中央局宣传部必须出版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全力组织全国工会。
  上海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后不久,即在北京、武汉、湖南、广州、山东设立了分部,分部负责人分别是罗章龙、邓培(北京),包惠僧、林育南(武汉),毛泽东(湖南),谭平山、冯菊城(广州),王尽美(山东)。
  1921年底,蔡和森、李立三等从法国回到上海,立即被批准吸收为党员。陈独秀留蔡和森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
  孙中山在平定广西后,为了北伐大计,派外交总长伍廷芳代行总统职务。他自己于1921年10月17日乘军舰出巡广西,来到梧州。他在梧州接连召开了几个军事会议,并召驻节广西首府南宁的陈炯明来梧州商讨北伐事宜。但陈炯明竟托词拒召,使孙中山出巡广西之行,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孙中山委曲求全,立即亲赴南宁,与陈炯明会商北伐问题,要求陈调粤军40营参加北伐,并供应北伐军饷。陈既不敢公开抗命,也不作明确承诺。孙中山对陈耐心开导,提出或者派陈为北伐主帅,自己留守后方作支援北伐的工作;或者是自己率军北伐,陈炯明留守后方支援北伐。陈炯明表示愿意留守后方,每月接济北伐军50万元。
  孙中山返回梧州决定先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然后取道湖南大举北伐。陈炯明则回广州主持广东政务。
  孙中山于12月4日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此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来到桂林,与孙中山会面。孙中山与马林先后会谈了3次,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红军的政治训练等情况,并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表示欢迎,虽然他当时只想同苏俄建立非正式的联系,但这次会见增强了他对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了解。会见后,孙打电报给广州的廖仲恺等人,说他见过马林,心里非常高兴。孙中山又介绍马林到广州同廖仲恺等人会面。
  送走了马林,孙中山倾全力于北伐的准备工作,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整饬云集在桂林的5万大军。1922年2月3日,孙中山下令北伐,以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兵分两路;李烈钧率滇、黔、赣各军为第一路进攻赣南和鄂东;许崇清率本部粤军为第二路联合湘军,出湖南,直攻武汉。
  陈炯明却勾结吴佩孚,反对北伐,又联合湖南督军赵恒惕,阻止北伐军入湘。他在“库储支绌,亟须统筹收束”的借口下,一次裁兵达20营之多,这对北伐无异于釜底抽薪。陈对于接济北伐的承诺,以两面派的手法,加以抵制。时近半年,汇至桂林的款不足10万,子弹未送一颗。
  粤军参谋长兼1师师长邓铿,早已倾心孙中山,北伐军的军饷全靠他和廖仲恺合力筹解。陈炯明对邓十分恼怒,3月21日,他派人去广州火车站暗杀了邓铿。
  邓铿被害,风云突变,波澜迭起。孙中山立刻召开大本营紧急会议,决定变更北伐计划,下令在桂各军改道江西,为避免陈炯明的阻挠,秘密返粤,继续北伐。
  不料北伐军先遣司令谢文炳接到命令,却派人向陈炯明告密。陈炯明秘密调去驻浔州一带的叶举、杨坤如部50余营开回梧州,并令驻广州的粤军1、2师加强戒备,企图以武力阻止北伐军回粤。
  4月9日,北伐军行抵濛江,即遭到防守该地的陈炯明部的阻拦。孙中山下令不得阻止北伐军的行程,否则武力对待。
  陈军因兵力尚未集中,只好作罢。
  孙中山率北伐军抵达梧州,电召陈炯明来梧面商北伐问题,却遭陈炯明的拒绝。孙中山再派廖仲恺到广州力劝陈炯明赴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问题,陈炯明不但拒绝前往,而且以电辞本兼各职相要挟。
  孙中山准陈炯明辞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之职,保留其陆军总长一职,令其先返海丰家中休养,以示警告。
  陈炯明即调动部队,令叶举、熊略、翁式亮诸将抛弃广西,尽调率所部回粤,又令省垣各将积极备战,力拒北伐军东下。但是,广州城的部队为1、2师,1师师长梁鸿楷以邓铿死事可疑,2师将士以师长洪兆麟在沪态度不明,都拒绝陈炯明的调遣,3师师长魏邦平则倾向孙中山。叶、熊、翁诸部在桂又为驻梧北伐军所拒守,难以返粤。陈炯明无力抵抗,遂于4月12日深夜退走惠州。
  蒋介石等力主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炯明,然后回师广西消灭叶举所部。他向孙中山说:“先生,如果不彻底解决陈家军问题,将来后患无穷,我也只有辞职而去。”
  孙中山以陈炯明叛迹未彰,粤军在桂奋斗数年,尤须保之,对蒋介石的意见未加接纳。他主张对陈炯明施以殊恩,当能感奋。蒋介石便回浙江奉化给母亲守制去了。他在离开广东时给陈炯明写一封信,劝曰:
  吾公如能深信中正之言,采纳一二,勿听细人之谗,勿堕宵小之计,服从总理,共图北伐,则中正虽守制未终,尚思待罪疆场,执鞭以从,聊供指臂之助。
  4月23日,孙中山返抵广州,即委任陈炯明为北伐军第一军总司令,并向陈炯明表示:“不生异词,必当倚任如前。”他又派伍朝枢、古应芬、居正、廖仲恺、马君武、汪精卫、程潜等到惠州、敦促陈炯明回省城。许崇清、魏邦平、梁鸿楷、李福林、黄大伟、李云复、徐军雁等粤军将领,致电陈炯明,劝其返穗。
  但陈炯明拒绝出任北伐军第一军总司令,声称“自今后,息影田庐,躬耕养母。”
  孙中山以极其恳挚的言辞,给陈炯明发去了电报:“革命既无半途而废之理,十年患难道义之交,一旦相弃,纵弟不求谅于人,兄则何忍为之。望兄速取消退隐之志,投袂而兴,终始国事,庶几执信、仲元得以瞑目。”
  陈炯明表面上造成放刀成佛、卖剑买牛的假象,暗地里却积极筹兵备械,图谋不轨,设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诡计。他从广州退回惠州时,就从广州兵工厂、永济火药库及汕尾兵工厂带走大批枪支弹药,并在一个月内,添募40余营新兵,为发动叛乱积极作准备。
  孙中山对北伐抱着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精神,于5月6日从广州赴韶关督师,设大本营于韶关。他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发布总进攻令,北伐军分3路6防线,向江西发起进攻:李烈钧任中路总指挥,以滇军朱培德三旅、黔军谷正伦三旅、赣军李明扬一旅为中路第一线,曾昭所部滇赣联军10营为中路第二线,进攻大庚、南康;黄大伟任右翼总指挥,以本部一旅,李福林8营、赖世璜一旅为右翼第一线,又以梁鸿楷所部全军为右翼第二线,进攻三南、信丰;许崇清任左翼总指挥,以粤军关国雄、吴忠信等二旅为左翼第一线,又以边支炳所部全军为左翼第二线,联络湘军,攻仁化、汝城等。
  6月13日,北伐军攻占赣州,直系军阀陈光远弃城而逃。
  随后,北伐军进据吉安,直逼南昌。
  正当北伐军跃马挥戈、节节胜利之时,陈炯明发动了反革命叛乱。陈炯明部叶举、翁式亮、杨坤如等于5月18日率部进入广州,设总指挥部于白云山郑仙祠。要求孙中山恢复陈炯明各职,并罢免伍朝枢、胡汉民、蒋尊簋、廖仲恺、谢慧生、程天斗等人之职,革除许崇清军长职务,粤军全部归陈炯明管辖,否则即以武力解决。
  孙中山始终动以至诚,采纳汪精卫的建议,任命陈炯明为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陈炯明仍以两面派的手法对付孙中山,表示:“愿竭能力以副委任。倘有不听吾命令而反对中山者,吾惟有自杀以谢国人”,暗地里却加紧筹饷,并密令叶举诸部接收兵工厂,占领石井军火药库。在粤汉铁路沿线布防,在新街铁路站以南一带抢修碉堡和战壕。
  叶举诸部盘踞广州,向财政部闹索饷风潮。孙中山令廖仲恺筹款清还军饷。他们领取军饷后,又故意向省银行强迫兑现,造成挤兑风潮,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
  乱云飞渡,形势日益险恶。廖仲恺为了稳定广州局势,电请孙中山返穗坐镇,震慑邪气。6月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致电陈炯明速来省共商大计,陈炯明拒不应命。
  陈炯明加紧与吴佩孚勾结。
  北洋政府自直皖战争结束之后,形成了直奉两系联合执掌政权的局面。但是,由于靳云鹏内阁倒向直系,奉系则暗中联络皖系的残余势力,并与反直各派力量结成联盟,总统徐世昌亦对直系的专横不满,意欲引奉系为己援,遂应张作霖要求,准靳云鹏辞去内阁总理之职,任命梁士诒为内阁总理。
  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反对梁士诒,而吴佩孚这时已成天之骄子,他通电痛诋梁士诒媚日卖国。梁士诒在舆论的攻击下,请假去天津,张作霖则通电为梁氏辩护。吴佩孚发出反奉通电:“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吾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梁士诒出走后,国务总理由外交总长颜惠庆暂代。
  1922年4月初,吴佩孚偷偷地派人去广东,与陈炯明联系,要陈炯明武力反对孙中山北伐。
  4月中旬,奉、直双方都布好了阵,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奉军号称镇威军,设总司令部于落垡,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司令,分3路出兵。
  4月29日,直、奉大战爆发,双方在东路马厂、中路固安、西路长辛店展开猛烈战斗。这次战争只打了6天,奉军损失惨重,死伤3万多人,被俘4万多人,可谓损兵折将。
  老官僚徐世昌自觉失算,他没料到奉军会败得这么快,只好下令通缉战争祸首梁士诒、叶恭绰(梁、叶已逃往日本)。吴佩孚对此不以为然,对记者说:“不惩办张作霖,誓不罢休。”
  徐世昌不得不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张作霖尚有东三省地盘,遂宣布东三省独立,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此时,吴佩孚又秘密派人与陈炯明密约,吴佩孚在北方驱逐徐世昌,陈炯明在南方推翻孙中山,然后南陈北吴携手,吴为总统,陈为副总统,共同主宰中国政局。其步骤是:以黎元洪复位为第一步,藉黎之昏懦,利用废督裁兵,打倒曹锟以下各省督军,不成,则黎受其祸,再利用国会,急选总统,有机会则吴、陈出场,机会未熟则或举伍廷芳、蔡元培文人为正副总统,为吴、陈暂时之过渡。
  曹锟也想夺取最高统治地位,一统南北,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他和吴佩孚在铲除徐世昌问题有着共同的目标。于是,他们用“恢复法统”之名,恢复旧国会,让黎元洪复位。暂时过渡一下,然后再由旧国会把他们捧上台。
  吴佩孚发出恢复旧国会的通电,旧国会参众两院议长王家襄、吴景濂等立即在天津设立第一届国会议员通讯处,5月24日,又成立了“正式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一些直系军阀根据曹锟、吴佩孚的旨意,纷纷发表通电,要求北南两总统同时退位。旧国会众参两院议员203人于5月31日发表宣言,宣布即日行使国会职权,取消南北政府,另组合法政府。
  徐世昌见大势已去,决意辞职,于6月2日下令,由国务院摄行职务,自己乘车去天津。
  吴佩孚不失时机地发出通电,曹锟也领衔10省督军、省长联名发表通电,称徐氏既退,请黎元洪复职。
  黎元洪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拥戴”下,于6月11日入京,复任总统。次日,黎元洪宣布了第一道命令,即改组内阁,特任颜惠庆为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吴佩孚为陆军总长、谭延闿为内务总长、董康为财政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长、王宠惠为司法总长、黄炎培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高恩洪为交通总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在谭延闿未到任前,由张国淦兼代;黄炎培未到任前,由高恩洪兼代。
  黎元洪一上台,陈炯明便遵约配合吴佩孚,加紧策划推翻孙中山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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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三章 孙、黄同盟第一卷·第四章 镇南关星火
第一卷·第五章 屡败屡战第一卷·第六章 血祭黄花冈
第一卷·第七章 风满黄鹤楼第一卷·第八章 辛亥枪声
第一卷·第九章 “俘虏”都督第一卷·第十章 武汉血战
第一卷·第十一章 “龙头大哥”第一卷·第十二章 “兴汉灭旗”
第一卷·第十三章 山西立威第一卷·第十四章 血盟人头愿
第一卷·第十五章 “竹竿挑檐瓦”第一卷·第十六章 乞降与反复
第一卷·第十七章 新瓶装旧酒第一卷·第十八章 天府英魂
第一卷·第十九章 钟山风雨第一卷·第二十章 北洋军阀之路
第一卷·第二十一章 国中之“国”第一卷·第二十二章 东山再起
第一卷·第二十三章 恃强玩议和第一卷·第二十四章 临时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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