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他想过潜入敌营20年的廖运周同志，廖率领110 师起义前，他曾协助廖工作……他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承认，红卫兵小将不承认，…….”
“次日，哥哥继续被勒令‘监督检查’，大姐准备送父亲去武汉，只有作为小妹妹的我一个人，去医院处理母亲的后事了。”
“我战战兢兢地找到第六医院，又心惊胆战地找到停尸房。不一会儿火葬场的大卡车开到了。当工人们把母亲尸体抬出来时，我快步地跟在旁边，急切而悲伤地凝望着母亲，心却要哭出血来了。我清晰地看见母亲穿的是一身破旧的陪伴她数十年的香云纱衣裤，黑色已洗成黄色了，膝盖处还打着补丁，赤着脚，手臂和两腿上都看得出明显的伤痕。头发更是被剪得不成样子，有的地方齐发根没有了，有的地方留下几绺长发，却让血迹粘连在一起。而她的头，却偏在一边……
当她被工人扔上卡车后，我不由自主地蹬上了司机驾驶舱旁的踏板，伸头向卡车里探望，想最后再看一眼我的慈祥、和蔼、欢乐的母亲的脸。不期想母亲被那些这几天不知抬过多少具尸体的火葬场工人扔到了车厢最前面，当我往下看时，母亲的脸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下……离我不到两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的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我还看见那一头剪乱的白发，那满身的伤痕……”
“怀着满腔的悲痛和怨恨在医院送走了母亲，她是孤独地没有亲人陪同被拉到火葬场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我随车前往送葬的。
“父亲由大姐送到武汉后，才被告知同他相亲相爱35年的母亲已不在人间了。他抱头痛哭一场后，决心离开大城市，孤身一人回到安徽宿松农村的老家，伴着在屋后小山上长眠着的祖母、他的母亲。”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农机院的专案组两人不远千里找到了安徽大别山脚的小村庄，对父亲进行了一场相当有力的‘谈话’，专案组告诉他，他的唯一的儿子、我的哥哥由于他的朋友、同事揭发他说了江青的坏话，已经被农机院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了，他自己也将在次日公社大会上被揪斗。这样的当头棒喝使父亲在极度恐惧、担心绝望中自缢谢世了。……远在天边、分布四面八方的我们五兄妹不知道，看不见，但是我们从母亲的死亡能清楚地知道和看见父亲的死亡。多年后，我的哥哥在后山的矮松林中，跪在被乡亲们埋葬的没有碑文的父亲墓前，把我写的《儿女祭》和五包香烟、五个苹果，作为五个子女的奉献给父亲和母亲在天之灵。乡亲们不忍心把父亲最后日子的惨状告诉哥哥，只有一位90多岁的老姑妈一只手紧紧握住哥哥的臂膀，痛苦地抽泣起来说：‘你爸爸真可怜啊！可怜啊！可怜啊！……’
老姑妈90多岁了，但是她的手，不知是由于同情、悲痛还是愤恨，把哥哥的手攥得那么紧，那么痛，她的‘可怜啊！’的哀鸣把哥哥的心，把我们五兄妹的心上多年尘封的深深的伤口打开了，心在痛、在哭、在流血……”
此文收于1999年出版的《思痛母亲》一书中，出版时我表弟姚监复为之写了篇后记。其中最后一小段：“文化大革命给个人、家庭带来痛苦与灾难，更给党和国家带来极深刻的痛苦和灾难。一定要向前看。但是‘文革’这段历史及其教训绝不当遗忘。赫尔岑说得好：‘向后看就是向前看。’许多值得沉思的事、物、理，不应淡忘或一笑置之，特别是‘文革’中的我们的一些当代英雄能自认为目标是革命的，不顾手段是残忍而卑鄙的。虽然后果是悲惨的严重的，而至今“良心是平静的”他们是否有必要静夜扪心自问，回顾和深思以往的所作所为。”
五表妹的《儿女祭》是在改革开放后到美国当客座教授时写的，就在我摘录以上一些片段时，我的心也在为抚养过我的慈祥的姨父姨妈的悲痛遭遇而流血。姨妈的形象又浮现眼前：她祥和美丽，而且情致高雅。她爱吟颂宋代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向孩子们宣讲“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精神。月夜下，她常坐在藤椅上吹萧，“苏武牧羊”“梅花三弄”……凄美的旋律抒发了她在艰难奔波的生活中的痛苦、刚强、忍耐、韧性和对未来的信心与希望。她被迫害而逝，但永远像朵莲花那么清爽，决不接受屈打成招。宁愿玉碎，不为瓦全。她走了，她留下了无限的爱和恨。
五表妹现在定居美国。
九、太学之火
批牛鬼蛇神，斗走资派后，接着清算“五、一六”分子，也就是那些置前二者于死地的造反派，他们最后也挨斗了。革他人命的人，后来又被别人革了他的命。那些被利用为打手的红卫兵被利用完后，也被轰到农村插队劳动，大部分只有初中程度，他们听从错误的号召去毁灭文化，结果自己也成了没有文化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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