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我的意见，以为没有切实的牺牲、没有灭亡的表示，就没有新的国家、新的文学面世。我做一个譬喻：虫类之中，有一种节节虫，它在生子的时候，一节一节的死去，到了完全死完了，它就产生了一个整个的幼虫。我们人类像这样的精神，方才有人类进步的实现，就是不怕死，要有忍耐的精神去做。
我们文学家不是要名载史册、留名万年的，志向是要改革腐败的文学，成为有价值的文学。因为我们一个人要留名万年，是何等困难，我们在历史中所记得的人名，亦不过少数而已，《三国志》内的诸葛亮、刘备，恐怕还是戏剧中看来的。
我的意思，去改良文学之要点：（一）哪种人讲哪种话；（二）革命后要继续努力改革。文学家不必看见一个乡下人，就描写他的生活现象，因为他所接触的人，都是思想太旧，不符时代的人民，所以这亦不是新文学的真面目。有人说，现代的人，能够做新体诗，像《诗经》上的诗描写得活龙活现才是好的。我以为《诗经》隔开现代有数千年之久，何能再在现代周旋，所以这亦不是新文学的真面目。
有人说，文学家于社会有密切关系，社会之变动，大半由于文学家言论使然。这实在是不识时务之谈。像去年的孙传芳，他放弃江苏，并不是我们发表几篇文章，他就逃脱，实在是炮火打不过人家了，就放弃了江苏，以保其生命的安全。所以文学于社会绝无关系，而待新的社会造成，旧的文学才变成新的文学。
《文学与社会》
--1927年11月16日在上海光华大学讲
前几天光华大学有几位同学叫我来讲演，其实我没有什么可说。不过既然有许多同学希望，那我就答应了！我今天是汽车搬来的，但我很惭愧，觉得自己还没有被汽车搬的价值。
叫做小说家的人讲文学是非常困难，因为小说家未必就是文艺家，好比厨子未必能够讲出做菜的原理一样，所以我今天只能够讲一些感想。
我到上海还不过一月样子，也偶然看了一些文学上的作品，我想，此刻虽然有许多号称新文学的作品，其实已经走到了末路。怎么样呢？因为作家所用的种种逃避方法，已经到了无可逃避的地步。这话说起来很长。
在文学界里每每有二种争论：（一）为艺术的艺术，就是向人生逃开；（二）为人生的艺术，就是向人生拉拢。
为艺术的艺术，换言之就是造象牙之塔，于社会上的一切都毫无关系，我做我的塔，一些也不危险的，而且很有趣，所以中国要有这一派。然而有一层，叫为艺术的艺术的人们撞了一个钉子，就是：象牙之塔并不是建筑在很稳固的大陆之上，它好比一所孤悬海中的灯塔，同社会离开很远，同社会毫无关系，有趣当然是有趣的，可是有一天小船不把食物装来，就糟它糕了。象牙之塔亦然，无人送食物来，歌就唱不出来，因为面包没有了！从前北京有许多造象牙之塔的诗人，现在大都已不复存在，就因为面包没有了！然而他们还想逃避社会，想离开社会不讲，讲有趣；讲有趣还不够，于是讲技巧讲韵律讲格式，结果艺术没有内容，内部空虚之后，艺术就只有躯壳了，这是今日文艺界倾向的第一个危机。
还有一个倾向，这一派的人，并不造象牙之塔，自己也在社会里面，社会上的苦痛，他们亦知道。他们知道社会有痛苦，但他们不讲一句痛苦的话。只要是胜利一方面，他们总是歌颂他；只要是失败一方面，他们总是取笑他；只要社会有不幸，他们就快乐。上海有一部分日报就有这一种趋势，他们多用小说的笔法，把杀人的事当作歌颂！
造象牙之塔的人把社会有趣化，拿有趣化来回避现世，可叫社会越弄越沉寂以至于灭亡。尤其可怕的是拿社会的苦痛趣味化，拿苦痛趣味化给人家玩弄，这于社会是非常危险的。象牙之塔只要面包没有就要灭亡，苦痛趣味化是要把民众灭亡，才同时灭亡。
还有一种作家，对于社会组织作不平鸣，这当然是革命的，然而有许多亦往往以革命文学家自居，其实这也不对：诅咒社会，并不能帮助革命，不过是消极的一种表示罢了！实际上诅咒以后，暂时得着快乐，有的人每每骂过以后就好了，暂时的发泄之后，便去睡觉，这样不但不能帮助革命，反而阻碍革命。我在广东，尝说文学家好似打拳卖膏药一般，自以为了不得，其实我对于这些文学价值非常怀疑，所以什么文学建设论一类的主张，我一些也没有，不过我总觉得当旧文学到末路时，终有新的东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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